民国“狠人”蔡元培：一手捧着书卷，一手拿着炸弹

1904年，上海余庆里的弄堂不时传出爆炸声。周围的居民很是纳闷，但时间长了也就习以为常了——不外乎是东家长西家短打架的事情，谁会往炸弹上想呢！

在那样一个年代里，大家想的都是怎么填饱肚子，怎么活下去，至于其他的，就无暇关心了。

就在这间传出爆炸声的破旧房间里，有一个埋头于火药实验的年轻人，后来居然转身成为了北大的校长！

他就是蔡元培！

少年得志

我们提到蔡元培，第一印象就是那个戴着眼镜，穿着长袍，文质彬彬，礼贤下士的儒雅学者，因为其独特的个人魅力，身边聚集了文化界新旧派的人物

——既有锐意改革的新文化派，也有顽固保守的旧国学派。

这两派的代表，无论是陈独秀，还是辜鸿铭，都对蔡元培十分尊敬。

这是人到中年的蔡元培。

而他的幼年和青年时期的故事则更加精彩，堪称传奇！

1868年，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绍兴山阴县一个祖祖辈辈经商的商人家庭。

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清朝，他的出身并不高。

蔡元培的父亲同样认同这一点，所以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就把他送去读书，希望他能够在科举上找到更好的出路。

聪慧的蔡元培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1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实实在在地成就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传奇。

当时的会试主考王颂蔚看了他的文章，连连赞叹：

“大气磅礴，非常人所能做！”

就连帝师翁同龢，也十分喜欢这个年轻人：

“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27岁，蔡元培成为翰林院编修，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后前途不可限量。

但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一心想要报效国家的蔡元培和翰林院的有志之士，一起分析战局，共商良策，并代表翰林学士上书：“敌情叵测，宜出奇兵，以弥兵衅”，建议采用奇兵取胜。

战争初期，清兵自大轻敌，节节败退，朝中主和声音甚嚣尘上。蔡元培忧心如焚再次上书：“战败而遂和，则国必不复振”，请求血战到底，即使是失败，也能从中积累经验！

但这两份奏折都没有被看重。

因为彼时的西太后慈禧正忙着筹划自己的六十大寿。为了修葺颐和园和准备寿宴，她甚至挪用了应战的军费。

甲午海战失败的噩耗传来，蔡元培悲愤欲绝：

“甲午以后，中国睡而将醒！”

他痛恨清政府的腐败，也痛恨穷奢极欲的慈禧太后。

绍郡中西学堂

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

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应运而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自己的权力，慈禧太后竟然下令谭嗣同等爱国志士！

国将不国，内部却还在争权夺势，自相残杀！

蔡元培对慈禧太后的仇恨达到了顶峰！

他再也无法忍受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也再也不愿意为这样腐朽的政府做事！

在1898年的秋天，他辞掉令无数人眼红的京官，回乡搞教育，当校长，希望培养培养一批新青年，改变这个国家。

在绍郡中西学堂，蔡元培开展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教育改革，也为后来在北大改革做好了一定的准备。

在这里，蔡元培聘任新教员，修订新章程，还把政府严厉查禁的《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拿来给学生看，学堂内一时哗然。

但这件事很快被学校的顽固派教员举报到了学督那里——简直是大逆不道！

学督找蔡元培谈话，要求他“改邪归正”。

蔡元培终于明白，在一个腐朽没落还如此冥顽不灵的朝廷下谈教育救国，就是个笑话！通过教育这种温和的方式根本不能救国。

他开始意识到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

他怒而辞职，走上了他的炸弹救国道路。

加入刺杀团

从此，蔡元培从一个清朝的翰林院士转变成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党人。

1904年，蔡元培秘密加入了“暗杀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刺客、杀手。

他们首要目标便是大清帝国的最高领导人——慈禧。

那几年暗杀团发展迅速，不仅很快成立了 “光复会”，会长蔡元培还跟孙中山搭上了线，把“光复会”发展成了革命党人在上海的主要据点。

他们先是准备投毒。

毒药制作好了，却找不到投毒的方法，因为实在找不到机会接近慈禧。

后来，他们又打算制作炸弹。

这就出现了我们一开始描述的那一幕。

为了研制炸药，蔡元培几次被炸伤。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也曾一度加入暗杀团,成为蔡元培研制炸弹的得力干将。

他们还开设了个爱国女学，准备培养女杀手。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清政府搜捕革命党人的力度加大，暗杀行动屡屡失败，暗杀事业陷入了低潮。

蔡元培空有救国救民之志，眼前却看不到一丝光明。

为了寻找出路，他到德国留学，学习教育改革经验。

五年后，回国做了教育部长，邀请鲁迅到教育部任职。

因袁世凯复辟，不愿同流合污，辗转到了法国，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包括周恩来等人在内都是用这种办法去的法国。

等他再回国出任北大校长，已经过去九年了。

北大改革

彼时的北大是一所培养官员的学堂，官僚气息浓厚，学风不端，教风散漫，让“很多大学问家听到都头疼”。

有一部分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结十兄弟”

（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

，对读书毫无兴趣。

教员中不少人不学无术，吃饭混日子，讲课是照本宣科，敷衍塞责。

更有甚者，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

很多老朋友特别登门劝蔡元培不要去北大，会影响他的名声。

但蔡元培心中还有“教育救国”之梦：“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

再三思量之后，怀着“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的想法，蔡元培到北大履任。

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讲中，他提出了“抱定宗旨”、“砥砺德行”和“敬爱师友”三条要求，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让北大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

蔡元培辞退了许多“混天熬日”的不合格教师，同时也“不拘一格降人才”，凭借自己的眼光与判断为北大请来了许多人才：

“三顾茅庐”请来了曾经暗杀团的旧友，办《新青年》杂志宣传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

预定了留学美国还未毕业但已经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名震一时的胡适；

任命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做理科学长；

因参与支持袁世凯“筹安会”而在天津潦倒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同样接到蔡元培的邀请，被聘为文科教授，主讲中国文学史；

就连24岁“北大落榜生”梁漱溟，也接到了聘书来学校讲哲学，因为他的论文《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看到了，认为水平很高；

……

北大一时间大师荟萃，群星璀璨：既有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也有留学归来的李四光、丁燮林以及法科领域马寅初、陈启修，更有政治保守、国学功底深厚的刘师培、黄侃、辜鸿铭。

于是校园里时常可以见到拖着长辫的辜鸿铭上课前大骂陈独秀和胡适“欺师灭祖”，坚持旧文学的黄侃在课堂上大骂倡导新文学的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辜鸿铭、刘师培与黄侃、陈汉章、梁漱溟等人，构成的 “旧派”与新派对垒，你来我往，十分热闹。

这就是蔡元培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与坚持。

逐渐地，北大变得教风端正，学风清明。

这里聚集了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这里有一则趣事。1922年，北大学生因为学校增加讲义印刷费在宿舍门口集体抗议。蔡元培前来处理。个别学生不听劝阻，还要动手打人。

蔡元培撸起袖子，恶狠狠地告诉他们：“谁要是不服从决定，快过来与我决斗。我以前就是搞炸弹的，你们手里谁有炸弹，尽可以拿出来对付我！”

学生们一看，校长这也太狠了，吓得赶紧散了。

清党疑云

蔡元培至今被北大师生称为“永远的校长”。

他爱护自己的学生。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少爱国学生被逮捕扣押。蔡元培前后奔走，迫使当局释放学生。

他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主持编著了《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红楼梦》。

他的教育独立和五育并举等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蔡元培也是一位极有手腕的政治家。

在他身上，最有争议最大的就属“清党运动”了。

1927年春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发起过一个大规模的“护党救国运动”（也称“清党运动”，因国共合作之初，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组织活动是秘密的，所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

鲁迅在他的杂文中，曾对那个时期清党有过这样一句话：我平生从未见过有杀人杀成这样的。

“清党运动”继而引发了“412反革命政变”。

一大批共产党人和左派进步分子遭到残忍屠杀。

其中就包括好友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29岁，被乱刀砍死）、

著名工人运动领袖赵世炎（26岁）、

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领导人汪寿华（26岁，被活埋）。

在这次清党运动中，某些貌似温文尔雅的文人和“公共知识分子”，也露出了狰狞残忍的真面目，例如吴稚晖。

而蔡元培是否参与其中，则是众说纷纭的。

有人认为蔡元培亲自动手整理了一份长长的通缉名单，里面甚至包含自己的学生。

也有人认为蔡元培反对暴力屠杀，保护和营救了一些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

我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

所以，仅罗列搜集到的一些资料。

台湾学者孙常炜在《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称蔡元培

“与张人杰(静江)、吴敬恒(稚晖)、李煜瀛(石曾)等朝夕与蒋总司令中正讨论清党大计"。

北京的周作人则连发《怎么说才好》《功臣》等文，抨击“清党”中的残暴行径，并指出：

“最奇怪的是知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且也是知识阶级的蔡(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

一向十分尊重蔡元培的学生柳亚子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就提到蔡元培清党的态度曾给他极大的震动：

“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

蔼然

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气，参加了清党运动。一张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大受其影响。”

1927年6月，鲁迅写给章廷谦的书信中有几句话对蔡颇有微词：

“可恶之研究，必为

孑公

所大不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

许德珩在所著《回忆蔡元培先生》一文中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和敌人妥协，站到反动的方面去了 。这个时期，蔡元培先生的动摇性和妥协性更为突出， 以致与反动势力一度合流 。”

似乎说明了一向将蔡元培尊为前辈，甚为敬重的鲁迅也是因为“清党”一事对他态度大变。

抗日救亡

抗日战争爆发，他向南京高层表明支持抗战的坚决态度，在写给鲁迅的信中写下了“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不喑声”的诗句。

积极劝说汪精卫抗日：“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

说到这儿，眼泪滴到手中的酒杯里，他端起掺着泪水的酒一饮而尽。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1932年，蒋独裁野心膨胀，“攘外必先安内”。为保障民权，反对独裁统治，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林语堂等人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蒋彻底决裂。

此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爱国运动，积极营救瞿秋白和徐梅坤等共产党人，为爱国民主而奋斗。

直到1940年3月5日病逝，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