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戏曲的“花雅之争”，传统戏剧兴衰反映了清朝的商业发展曲线

引言：

中国戏曲发展历史上最为关键的时期是从乾隆十三年到乾隆四十二年，这前后长达三十年的历史时期。

在这三十年里中国戏曲史上的各种戏曲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这些风格或是相近，或是截然不同的戏曲争奇斗艳，蓬勃发展。

呈现出一幅百花齐放之势。而中国戏曲史上著名的花雅之争就在这三十年里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要弄明白什么是“花雅之争”，首先就要知道“花”和“雅”分别代表着什么。

“花”又称花部，指的是地方戏，多为野调俗曲，以声腔花杂不纯而得名。

“雅”又叫雅部，指昆曲正戏，士大夫一直视昆曲为正音，认为其是大雅。

而乾隆年间的“花雅之争”实际是明末以后各种地方声腔与昆腔争胜消长的延续，只不过到了清代乾隆前后才发展到白热化状态。

同时“花雅之争”的又和清朝这一时期的商业发展状况和商人活动有分不开的联系。

一、曲高则和寡，兴极而衰的“雅”

清乾隆中期是昆曲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昆曲的发展除了得益于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的出现外。

乾隆

还与当时商品经济的繁盛、城镇的繁荣以及家庭戏班、职业戏班的发展等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昆曲甚至走入宫廷，日益成为宫廷演出的主要剧种，进一步向人们展示昆曲绵延不衰的无穷魅力。但是走入宫廷之后，昆曲的发展却走向了一个死胡同。

在中国古代社会，戏曲是唯一较为正式且高档的群体娱乐活动。到了清朝初期则更是如此，像节日宴会、亲友往来、红白喜事都少不了请戏班来唱戏。

而当时的戏曲班子往往都是富贵家庭培养的昆班，所以这一时期昆曲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但是到了雍正朝昆曲的发展情况却急转而下，这是由于雍正帝以康熙朝官员畜乐的危害为鉴。

下诏禁止外官畜养优伶，甚至说

“家有优伶，殊非好事”

。

而乾隆皇帝也在乾隆三十四年禁止官吏家中私蓄家宝。在这样的状况下，官僚家庭的昆班锐减，昆曲发展也受到不小的冲击。

更糟糕的是长期以来官僚家庭畜养昆班，导致昆班被打上了贵族趣味的标记。

当时的昆曲受众只局限于官僚家庭以及富贵人家，昆曲在民间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昆曲

显然百姓们认为昆曲是官僚地主阶级独享的，而昆曲班子架子又大，演出费用又高，一般百姓高攀不上。

所以他们索性就不搭理昆曲，转而接受其它的一些地方戏。

在失去了民间土壤的同时，就连昆曲赖以依附的贵族阶级也日渐对昆曲不满起来。

因为任何一种东西都是会存在审美疲劳的，昆曲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之后已经趋于“完美”。一切都显得制式化，毫无新意可言。

而且由于一味的追求完美，昆曲发展到最后简直令人不知所云。就连士大夫们也欣赏不来这种过分高雅的艺术了。

戏曲原本就是一种脱胎于群众生活的艺术，应当是扎根于社会土壤里的，但是现在昆曲既不被底层社会所接受，就连上层社会也开始嫌弃它。

它完全背离了人民群众，陷入了一个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而脱离了群众基础的艺术，是必然会走向衰亡的。

二、大俗即大雅，枝繁叶茂的“花”

就在昆曲越来越不被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时候，被士大夫所嫌弃的俗剧也就是地方戏却逐渐占领了民间舞台。

黄梅戏

地方戏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大量的平民百姓，各种不同的剧种在全国各地四处开花。

花部诸腔的兴起使得雅部昆曲黯然失色，尽管这些地方戏仍被一般文人雅士认为是俚俗难入耳目。

但正是因为它的粗糙与强健、不成熟与不精巧和低微又不乏实力的自身优势。才使得它能够与雅部相抗衡，并逐渐压倒雅部。

戏曲是一种为观众而表演的艺术，它存在于观众之中，在观众中形成和发展。任何一种戏曲，只要获得了广泛的观众，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反之，则会消亡。花部的兴盛与雅部的衰落便是这一规律的最好体现。花部争取到更多的观众，也就意味着它具备更大的发展潜力。

康乾时期地方戏的兴盛与当时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化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经济是文化艺术发展的基础，从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看，康、雍、乾三朝还是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农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与发展，甚至一些地方出现了农业商品化的趋势。

这为各种地方戏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更为广大的空间，乡村集镇的演戏活动也不断增多。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城市工商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南北贸易日益繁荣，这一切必然会影响到各地的文化交流，许多工商业发达的城市成为戏曲荟萃的中心。

各地商人在大中城市几乎都设有商业会馆，会馆是各地商人在异地经商的地域性组织，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而商人一般都爱看自己的家乡戏，所以一些戏班就随着本地商人的活动而在各地流动演出，各种地方戏曲之间的交流与发展逐渐展开。

三、康乾时期商品贸易的兴盛为曲艺发展打下了深厚经济基础

康乾时期虽然清朝内外危机四伏，但依旧阻挡不了经济的发展步伐。传统工业的规模日渐扩大。

丝、棉、水果等一些农副产品也不仅仅是种植者的自我消费，而且是逐渐走向商品化。

胡雪岩

商品流通范围逐渐广阔。随着交通和人们生活需求的不断发展，商品流通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苏州的棉布名扬四方，佛山的铁器亦被各地商人贩运全国，整个经济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景。

虽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作为社会阶级最底层的中国商人一直处在重农抑商的氛围之中，然而不管中国封建社会的各朝各代如何“重农抑商”，却不能从根本上阻遏民间商潮的流动。

商业的发展是社会的需要，历史的必然。尤其是当资本主义萌芽于封建经济母体内时，这种发展更是呈现出难以遏制的强劲势头。

商人的一系列成功除了极大改善自身经济状况外，更多的是引发了社会价值观的异动。

不仅是社会下层民众对那些富商投以羡慕的目光，不少文人也开始对商人的行为和观念进行重新思考与评价。

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也开始认识到王权稳定、社会矛盾的缓和离不开商人，无论国家还是地方都需要商人。

于是商人的社会地位在清朝后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商业也越来越被人所重视。

四、清朝社会对商人态度的转变与商品贸易的发展对曲艺的传播的积极作用

商人阶层的壮大和商业资本的活跃强烈地冲击着传统“重农抑商”的封建价值观念，商人在经济生活中显示出的强大力量迫使一些思想家、文学家重新审视这一群体。

清朝生活

他认为商人财富是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毫无可鄙之处。

黄宗羲则彻底否定工商未来的观点，认为商农皆本。

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这些哲学家、思想家竭力为商人平反。紧接着文人作家的作品也大量记载商人的思想言行，除了文人笔记、史传、墓志铭等记载商人情状之外。

清朝的许多小说家也纷纷将目光转向商人，不吝笔墨地描写商人群体的种种外在行为与内心体验，对他们的地位和价值进行重新肯定与认可。

同时商品经济的流动促成了区域性戏剧文化的流动，戏曲的发展乃经济使然。

文化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做后盾。只有以繁荣的经济为前提，才能有文化的发展。戏曲是舞台艺术，演出成本高，必然对经济有更大的依赖性。

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无疑是康乾时期戏剧发展昌盛的决定性因素。

昆剧

清朝时期，大凡是商业繁盛、商人集中的地方，也多是戏曲艺术兴盛的地方。借助商品贸易这一桥梁，戏曲也在全国各地广为传播。

结语：

这部戏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基础，本该问鼎全国，成为戏曲行业的霸主。

但是在清朝由于朝廷政策的打压，以及本身发展道路的错误，反而逐渐衰落下去。

而花部戏虽然本身的文化基础比较薄弱，其自身的发展以及完善度还有待提高，但是凭借着商品贸易的便利，以及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发展道路。

在清朝时期，花部戏反而要力压以正统自居的雅部戏一头。

而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花雅之争，那么我们可以说花雅之争其实是逐渐兴起的商人阶级与逐渐没落的官僚阶级的一种斗争。

参考文献：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

《皇朝经世文编补》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