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康藏战争：英国幕后操作打赢战争，咋还追着民国政府签约？

第二次康藏战争：英国幕后操作打赢战争，咋还追着民国政府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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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川边的形势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自1912年第一次康藏战争后，民国政府改川边地区为“川边特别行政区”，设“川边经略使”，后改为“镇抚使”，复改为“镇守使”，将以前府、所州等理事官、委员等一律裁撤，改设县治，共设34县，以尹昌衡为镇守使。

1、第二次康藏战争的背景

1914年2月，驻守昌都的川军帮统彭日昇与藏军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此时DALAI喇嘛以英、藏双方签订之“西姆拉条约”为由，指责川军占据昌都等地，希冀夺回该地区的愿望。

1914年10月左右，十三世DALAI喇嘛派噶伦强巴丹达为多麦基巧（西康总管），崔科娃为代理代本，率军驻守康区。

注：

代本原西藏地方政府军职名，为四品官。清政府于乾隆五十七年规定藏军限设三千名，代本六名，每一代本统兵五百名，沿为定制。

接着，又亲自接见即将离开拉萨赴康区的后藏江孜、日喀则、定日等地官兵，以及派驻藏北三十九族等地的代本穹然巴和官兵。

这是在DALAI喇嘛改革和扩充藏军之后。此时，藏军的军事力量大增，加之有与英国签订之“西姆拉条约”为借口，故增兵康地，作夺取该地区的准备。

2、康藏战争的历史根源

十三世DALAI喇嘛及西藏地方上层集团之所以如此，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西藏地方自13世纪元朝起即为元朝中央政府所管辖，历经明清两代在清朝雍正二年(1724年)，清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平定青海西蒙古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取其所辖之青海及喀木（即康区）之地，并上奏《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明确地提出：

“兹值平定西海，凡系巴尔喀木（即西康地区)地方，皆当收取。”

雍正三年(1725年)，由松潘镇总兵周瑛勘定西藏东与四川之界：“于南墩宁静山岭上建立界碑。岭东之巴塘、里塘属四川，岭西属西藏。”

十年(1732年)，青海西宁、四川、西藏各派员会同勘定青海与西藏之边界址，划归西宁（青海）管辖四十族住牧地界和西藏管辖三十九族住牧地界。

以上地界一直延续近二百年，直至清末赵尔丰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将原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所属察木多、洛隆宗、边坝等地“收回”，拟行改土归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十三世DALAI喇嘛从印度返藏，驱走汉族官民，推翻清初划定之地界，并遣藏军进攻川边，攻陷里塘、盐井等20余县，后为四川都督尹昌衡、云南都督蔡锷率川、滇军次第收复。此为第一次“康藏战争”。

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西藏代表一直未忘记改变西藏与川、青的地界，在“西姆拉草约”中，划以所谓的“内藏”和“外藏”，内藏由“汉藏共管”，而“内藏”即包括川边及青海南部的大片领地。此约因民国中央政府代表最后拒绝签字而无效。

因此，西藏地方政府抓住一切时机，甚至不惜采用武力进攻的方式“收复”所谓领地；而四川与青海地方当局则认为以上这些地区是自己管辖之地，因而寸土必争，不惜以武力相对。这就是“康藏战争”的历史根源。

3、第二次康藏战争的导火索

而此时，内地及川边的形势又发生了急骤的变化。

1915年12月，大总统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引起全国各地群起而攻之，护国讨袁运动声势浩大。1916年1月，云南护国军的一支由原云南边境办事官员殷承瓛率领入川，讨击北洋军阀势力，驻守打箭炉，负责川边事务，遂于8月13日取代刘锐恒为川边镇守使。于是，镇守川边的军队分为“川军”“边军”和“滇军”几个不同的系统。

1917年7月，昌都西北类乌齐地方的驻防川军上山割草，与越界割马草的藏军发生口角，川军扭解两名藏兵回营，拷打审讯。

西藏驻守该地的噶伦喇嘛强巴丹达立即致函驻守昌都统领彭日昇，要求将两名藏兵交还自行处理，和平解决。

然而，彭日昇却下令将此两名藏兵由类乌齐押解至昌都，途中为藏军所阻击，藏军夺回被俘的两名藏兵。

这一事件遂成为引发第二次康藏战争的导火线。而此年8月一9月，正是川军与出自滇军系统的川边镇守使殷承瓛战事激烈之时，彭日昇抽调各营，大举向打箭炉殷承瓛进攻，昌都一带防御空虚。

最后，殷承瓛为川军所败，退返云南。民国政府遂任命重庆镇守使熊克武代殷承瓛为川边镇守使，因熊暂未赴任，遂以驻守雅安的陆军混成旅陈遐龄为护理川边镇守使，进驻康区。

4、缘何边兵惨败？

川边这种混乱的局势，正好又给藏军大举进攻创造了良好时机。

至1916年底，康藏战争爆发，藏军分三路直扑昌都，川军接连败退。

1918年1月，北路藏军攻陷类乌齐、乍丫，一营营长田文清逃至昌都；接着南路察雅失守；2月19日中路藏军主力经激战后，攻陷恩达。 三路藏军逐渐合围昌都。

时护理川边镇守使的陈遐龄(2月2日正式任为川边镇守使)一面急电前川督刘存厚，乞济饷弹驰援；一面令巴塘边军分统刘赞廷率所部由南路援昌都，令边军打箭炉之第一营营长蒋国霖由北路援昌都。

又命陆军在边之二团团长朱宪文率二营进抵甘孜，以为后援。

结果刘存厚拖延不接济；刘赞廷迟迟不进，察雅失陷后，方派队往援，节节败还；而后蒋国霖在同普失利被俘（或说投降）。

3月，合围昌都的藏军尽据昌都后山等要扼。

4月3日，驻守昌都的川军统领彭日昇函请噶伦喇嘛停战议和，遭到藏军拒绝。

4月16日，彭日昇与噶伦喇嘛商议投降条件后，21日，藏军进入昌都。

藏军占领昌都之后，以破竹之势，分南北两路进攻，相继攻陷者“北路有贡县（贡觉）、同普、德格、白玉、邓柯、石渠、瞻化等七县；南路有武城等二县。共陷县十有二，亡失边军八营、兵二千，知事营长、员弁被俘获者数十员”。

边军势力益孤，藏军深入，巴安（巴塘）等处危在旦夕，全边震动。

藏军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占据川边大片土地，固然与川边的形势和驻守防军的薄弱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1914年以来，英国供给西藏大量现代化武装弹药，并有组织地训练藏军，使之战斗力大为提高。

5、城下之盟

1918年3月3日，时任打箭炉观察员的英国人台克满致函北京驻英公使朱尔典，通报他将离开打箭炉赴康藏战争现场“观察”，并发回报告。

如果中国政府为此提出抗议的话，他建议朱尔典以其系一名经验丰富的旅行者，不会有危险，且此行目的主要是考察“贸易和边境情况”作答。

他在信函中还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藏问题”不可能最终解决（即指迫使中国接受“西姆拉草约”)，但川边的局势却是一个不亚于1912年至1913年召开西姆拉会议前的重要时机。

然而，台克满并未等到朱尔典的回复，即于5月中旬赶到昌都。

由此可见，台克满到昌都虽不是英国政府直接派遣的，但其从英国利益出发，企图在藏军占领了“西姆拉草约”中大致划分的所谓内、外藏界线之时，从中“调停”，以迫使中国中央政府承认“西姆拉条约”。

这种意图十分明显，朱尔典和英国政府对台克满的建议也是明显表示同意的。

此时，由朱宪文所率边军在甘孜一带与藏军死战，陈遐龄又续调陆军一团团长王政和率军由瞻化转战至甘孜白利，二营营长戴世英率部苦战，也抵达甘孜绒坝岔，与朱宪文等部会合。

7月5日后至8月，在绒坝岔，双方血战数十日，火线延长500余里，藏军始受挫，川军抵雅砻江东岸扼守。其时藏军分攻白玉及西南盐井各路军，也为川军所阻。

8月11日，在没有得到民国政府及川边镇守使陈遐龄授权的情况下，到昌都的边军分统刘赞廷与台克满、噶伦喇嘛进行谈判，并于8月19日双方签订了《汉藏停战条约》。

显然，这一停战条约是按照西姆拉中英藏三方会议及所议条约的格局，以藏军所占地区为川藏界线，为迫使中国中央政府承认“西姆拉条约”中内、外藏划界预留地步。

签约的分统刘赞廷并未得到民国政府和镇守使陈遐龄的签约授权，因而遭到了陈遐龄和民国政府的否认。

然而，因当时北京民国政府自1916年6月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死去，北洋军阀分裂，各地军阀争夺权力之内战不断，根本无暇顾及和了解川边康藏战事。

此时，川藏军队在甘孜西绒坝岔的战斗仍未停止。台克满又急忙从昌都赶到绒坝岔，与陈遐龄所派交涉委员韩光钧等多次磋商。

终于在10月10日，川藏双方签订《暂议停战退兵条件》四条，这一停战退兵条件签订后，川军和藏军双方退止《条件》规定的地区，第二次康藏战争始告结束，川边的局势得以暂时稳定。

6、英国的狼子野心

自1914年西姆拉会议后，民国政府与英国就西姆拉会议以来有关西藏议约，断断续续仍有所交涉。最初，袁世凯主持下的民国政府不愿因西藏问题与英国决裂，以取得包括英国在内的外国列强对其“称帝”的支持。

因此，在1915年6月25日、28日，先后派遣外交部参事顾维钧到英驻北京使馆会晤英公使朱尔典，提出继续谈判西藏问题的三点意见。

同年(1915年)8月，袁世凯为了进一步取得英国对其称帝的支持，又命外交部向英使提出内容与6月25日所提方案相同之提案，与英使交涉，但无回应。

9月，民国政府又电令驻英公使施肇基，在伦敦与英外交部就西藏问题进行接触。

然而，英外交部仍坚持中国未签认之“西姆拉条约”，在一系列问题上坚决不让步，交涉仍无结果。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激烈进行中，英国一方面以西姆拉会议以来取得在西藏的权益及西藏地方政府的支持，而有恃无恐；另一方面也因世界大战正进行，无暇顾及。

而民国政府也因袁世凯“洪宪帝制”闹剧的夭折，也无暇继续与英续议藏约。因此，中英关于续议藏约一事就搁置起来。

直到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沙皇俄国被推翻，英国觉得自己不再受1907年《英俄协定》的束缚，可以放开手脚干涉中国西藏了。

而此时，也正是藏军向川边进攻，民国政府为国内混乱局面和日本企图侵占东北等问题所困扰，根本无力与英国谈判西藏问题。

因此，从1918年初开始，英国一反过去对续议藏约的态度，不断催促中国续议藏约。

当时，朱尔典在北京积极活动，与中国外交部几名官员进行试探性的非正式会谈，这种会谈一直持续到1919年5月。

到1919年5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再次催促中国政府续议藏约。

当时，英国副领事台克满已调回北京，与英驻华公使朱尔典密谋，遂于19日正式向中国外交部提出：《绒坝岔停战协定》即将期满，边境将重新爆发冲突，催促开议，并请中国提出解决条件。

民国政府外交部认为，若拒绝英使提议，英国又将唆使藏军借机内犯，而川军军备空虚，恐难抵挡。因此，于5月30日根据1915年6月袁世凯主持政府时提出的关于“内外藏”界限最后妥协方案，提出四条解决办法，此外，中国外交部还要求在协定中声明：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委员将进驻“外藏”商埠等。

8月13日，朱尔典带领台克满与民国政府代理外长陈箓举行会谈。

会上，朱尔典首先提议：

“将内外藏名称取消，仍用中国西藏旧名，将原议内藏之地，一半划归中国，一半划归西藏”，即“拟将巴塘、里塘、打箭炉、道孚、炉霍、瞻对等处划归中国，德格及其以西等处划归西藏”。

由于中英双方首先在界务上分歧较大，而中国外交部迫于国内舆论压力，不敢轻易割让土地，故会议中止。

8月26日，在民国政府国务会议上，大部分人慑于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全国人民爱国舆论的压力，不敢轻易同意英国关于藏案的提议，决定延期谈判，暂不开议。

外交部随即派刁作谦参事通知了朱尔典，因此，在8月27日，英使朱尔典到中国外交部，陈箓即以“本国政府认为解决藏事，现非其时，拟暂缓办理”作答。

朱尔典仍不死心，于8月29日拜晤了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一再追问“暂缓”开议的原因。

9月4日，朱尔典又晋谒大总统徐世昌，请其敦促外交部开议。

朱尔典之所以如此急迫地催促中国政府续议藏约，从朱尔典个人来讲，其驻华公使任期快结束，希望在任期内解决此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于1919年5月30日所提出四条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实际上已与英国在西姆拉会议上攫取到的权益相差无几，他们不愿看到煮熟的鸭子又飞走了。

因此，急欲与中国政府开议，并达成协议。然而，英国政府却低估或者不相信民国政府“暂缓”开议的原因是1919年欧战结束后中国社会激荡着的爱国主义思潮和社会舆论。

朱尔典在8月27日与中国外交总长陈箓的会谈中，一再质问“暂不开议”的原因时，陈箓曾私下告诉他：“因为某一强国的大臣已接到其政府指示，要质询中英会谈问题”，故推迟会谈。

英国政府认为“某一强国”就是日本，因为英国早就注意到，自6月以来，日本控制的媒体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英运动，以转移中国人对山东问题的注意力，并力图说服中国人相信：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行为远比日本在山东问题更为严重。

为此，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会见日本驻英大使，质询此事。日本大使坚决否认。

事实上，日本政府正是借助于中国及其国内的媒体，大造英国侵略西藏的舆论，其目的是转移中国对其侵略山东的注意，客观上为民国政府拒绝或暂缓续议藏约找到借口，或外交支持。但是，日本的干涉仅是促使民国政府一再“暂缓”开议的次要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自1919年5月4日爆发的、旨在反对日本侵略的“五四运动”。

这一运动由北京大学学生发起，迅速成为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爱国热潮，形成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反对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出卖国家领土和权益的卖国行为的舆论和共识，迫使当时的民国政府“暂缓”与英国续议藏约。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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