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的第一位内阁首辅叶向高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阉党的崛起

首辅李廷机在任期间，除了廉洁自律以外，最著名的事儿恐怕就要算他的请辞之路了。从第一封开始，李首辅先后递交了一百二十多封辞呈给万历皇帝，甚至不惜搬到破庙中居住。

五年过去了，李廷机依然还是内阁首辅，依然还在庙中落脚。他不但没能辞职归乡，反而赚到了一个“庙祝阁老”的雅号。据《明史·李廷机传》记载:

待命逾年，乃屏居荒庙，廷臣犹有繁言。至四十年九月，疏已百二十余上，乃陛辞出都待命。

万般无奈之下，李廷机冒着“违抗圣意”的危险，毅然决然地“逃离”了北京，逃回到了福建老家。这样，叶向高正式成为了大明王朝的第四十五位内阁首辅。

叶向高（1559年——1627年），字进卿，号台山，晚年又自号福庐山人，福建福州府福清（今福建省福清市）人。他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还是东林党内的温和派，在万历年间和天启年间两度出任内阁首辅。

1559年，嘉靖皇帝炼丹忙，占卜忙，整人忙……。而隔壁的小日本也没闲着，不断袭扰我东南沿海地区，且越来越猖獗，以至于福建沿海多地都失陷。

一位姓林的孕妇在逃难途中动了胎气，娘家还拒绝收留，只好于路边的茅厕中生下了一子，几乎母子二人双双殒命。这个孩子因此被取乳名“厕仔”，谁曾想到，日后此子会成为大明王朝的内阁首辅，他就是叶向高！

生于“忧患”中的叶向高，自幼就勤奋好学，即便他没有过人的天资，但依靠不懈的努力，还是在科举考试中步步为营。

终于！他在1583年时高中进士，二十四岁就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正式成为了大明帝国的高级后备人才。像几乎所有的首辅一样，叶向高开始在此熬资历、等位子。

在排队期间，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等太多因素的影响，每个人排队时间的长短不一。有的三年五年，有的十年八年，有的十几二十年，而叶向高显然属于幸运者，因为他在1588年就调任了南直隶国子监司业，后又调任左中允。

不过，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青云直上时，叶向高的仕途却遭遇了瓶颈，连续十年都几乎原地踏步。直到1598年，叶向高才被任命为左庶子，不过仍在南京任职。

在明朝初年矿税已经存在，包括金、银、铜、铁、汞、铅、朱砂等多种矿物，主要以银矿为主，以金矿次之，其余诸类皆微不足道。由于事关国家命脉，所以金银矿的开采之权大都由官府垄断，间或有民间开采。

由于明初开矿采矿较少，因而对于矿税历来都不太关注，更不是重点。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金银的需求越来越大，政府开始重视矿冶。据《明史》记载:

税由此大兴矣。

在嘉靖朝以后，朱皇帝不断派遣宦官负责各地的采矿和征税。这种趋势，从万历皇帝亲政后更甚，对于矿税的征收比例越来越高，逐渐演变成了朝廷赋税的主要来源。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些矿税，绝对不会有“万历三大征”？更不会有东北、东南和西北的稳定局势，正是矿税才强有力的保障了国内外的一系列战争和军费支出。

而且，矿税虽然会分摊一部分到贫苦百姓身上，但最主要的负担还是集中在了地主阶级身上，对下层百姓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几乎所有的文臣都对于矿税极力反对。比如，向来老成持重的朱赓在担任首辅之初就进言要求罢除矿税，同时减少其他的苛捐杂税。据《明史·朱赓传》记载:

极陈矿税之害，帝不能用。既而与一贯及沈鲤共献守成、遣使、权宜三论，大指为矿税发，赓手笔也。

与此同时，远在南京任职的叶向高也直言上疏，他还援引了东汉时期因聚敛钱财而致使民变的教训，希望万历能够取消矿税。

就连首辅都懒得去搭理的万历皇帝，更不会搭理叶向高这个无名小卒。不过，首辅赵志皋倒是对他的耿直无畏和政治主张非常赞赏，逐步开始关注他，提拔为南直隶的礼部右侍郎。

1602年，在首辅赵志皋病逝后，沈一贯接任成为内阁首辅。面对倭寇的肆意扰边和抢掠，叶向高举贤不避亲，力荐自己的好友沈有容出任福建水师参将，负责直接与倭寇交战。果然，沈有容不辱使命，强有力的震慑了倭寇的嚣张气焰，取得了“东沙大捷”。

“妖书案”在万历时期爆发过两次，我们通常所说的大都是指第二次妖书案。

沈一贯担任首辅后，好歹说服万历皇帝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自以为终于为“国本之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可是，民间很快就开始流传一份题为《续忧危竑议》的揭帖，暗示郑贵妃意图不轨，谋求废太子而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此书在京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万历皇帝下旨要求严查“妖书”的作者。而一向与郑贵妃交厚的沈一贯开始借机整人，暗中推波助澜掀起了党争，一时间牵连者甚众。

期间，叶向高不畏人言，主动写信给首辅兼浙党领袖沈一贯，希望他能以国事为重，避免挑起派系之争。结果，他的劝谏不但没有起到作用，还彻底得罪了当朝首辅，自此开始处处遭到排斥和打压。

直到1607年，在沈一贯因为“京察案”辞职归乡后，朱赓担任了内阁首辅。随着内阁的扩招，叶向高在东林党的支持下，终于被调回了权力的中心北京，升任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开始入阁参预机务。

在朱赓死在任上后，李廷机接任了首辅一职。此人尽管官声很好，廉洁守正，可是身体不太好，而且对于万历皇帝彻底失望，他将很大精力都用在了辞职上，前后递交了一百二十多份辞呈都没被批准。

而就在他一次次闭门不出，一次次递交辞呈之时，大明王朝的内阁基本上就一个人在干活，那个人就是叶向高。

当时，虽然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虽然朱常洵被册立为福王。但是，作为最受万历宠爱的皇子，福王朱常洵仗着母亲万贵妃的支持，长期赖在京中一直不肯前去就藩。

显然，朱常洵还没有对皇位彻底死心，他赖在京中就是等待机会。姑且不论这些，单就“藩王不就藩”这一条，就是赤裸裸的违背祖制。

由于李廷机不务正业，所以叶向高只得代表内阁向万历上疏，公开奏请福王返回自己的封国就藩。为了增加力度，他还在奏疏中搬出了太祖皇帝朱元璋，于是万历不能再继续沉默了，表态说明年春天就让福王离京就藩。

等到时日临近时，叶向高亲自部署，安排礼部和工部为福王离京准备相应的仪仗和车驾后，立即开始多次请旨，催促福王早日离京，催促万历履行诺言。结果，万历皇帝又沉默了。

忍无可忍的首辅李廷机甘冒“违逆圣意”的罪名，还是在递交一百二十多份辞呈后“潜逃”回老家了。而就在他解脱的同时，叶向高却正式开始拉磨，成为了新的内阁首辅。

叶向高接手的内阁可谓是困难重重，万历皇帝彻底罢工，君臣隔阂空前严重，朝廷内部派系林立，关外后金蠢蠢欲动，国内矿税之祸日益严重，福王赖着迟迟不去就藩……。所有的这些问题，都等着叶向高去解决，当时内阁中已经空无一人，只有他这个光杆司令。

首先解决福王就藩的问题，尽管叶向高一再上疏劝谏，可是丝毫没有效果。没办法，叶向高又一次搬出了太祖皇帝朱元璋，甚至还有世宗皇帝朱厚，因为这二人是万历最畏惧的。在《皇明祖训》和《明伦大典》的联合作用下，福王朱常洵才被赶到了洛阳去就藩。

之前，以顾宪成为首的一批政治失意人士，返回故乡后开始了二次创业。他们在江浙大地主的支持下，于无锡创建了东林书院，类似于今天的民办院校，开始招生授课。

起步时，他们只涉及对于经史子集等著作的研究和探讨。但是，随着自身名气和影响的扩大，东林书院开始涉足政治，不断评议朝局，抨击时政，在士族中形成了强大的话语权和号召力，越来越有规模，人称“东林党”。

浙党领袖沈一贯担任首辅期间，尚能联合齐党和楚党对东林党形成压制。在沈一贯离开内阁后，东林党已经越来越难以遏制，渐与齐、楚、浙等其他派系矛盾激化。

作为首辅，叶向高一直都在努力调和这些党争。但是，东林党宣扬的许多理念，比如开放言路，消除流民，取消矿税，反对暴政等内容，都与自己的观点不谋而合，所以叶向高越来越支持东林党。甚至于，很多人怀疑他原本就是东林党人，只是东林党中的温和派罢了。

1614年，面对一大堆常年积压久未解决的问题，叶向高也萌生了退意。他也效仿前任们，比如朱赓、李廷机等首辅，开启了自己的漫漫辞职路，前后递交了六十份辞呈后，万历皇帝竟然同意了。

对于这个意外之喜，叶向高笑得可开心可开心了。为了防止朱皇帝反悔，他行李还没收拾好就自己先行离开北京，动身返乡了。

叶向高离开内阁后，新的浙党领袖方从哲接任了首辅一职。他任职期间，明朝在位时间最长、最奇葩、最无语的皇帝朱翊钧驾崩了，为后世留下了太多可以谈古论今的素材。

万历死后，战战兢兢的太子朱常洛终于继位了，史称明光宗。在他即位之初，心心念着当年东林党人对自己的好，念着当年叶向高对自己的好，立即下诏重新起用叶向高入阁。

结果，叶向高在老家福建奉旨后，还没来得及赶到北京呢，这位新登基的朱皇帝就因为纵欲过度而驾崩了。据说，朱常洛不被万历喜爱，所以眼界有限，当了皇帝后立即把之前没见过、没玩过、没吃过、没喝过的都感受了一次，结果嗨过了头，在位一个月就驾崩了。据《罪惟录》记载:

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

这件事太过于匪夷所思，非常出乎预料，东林党人有点儿慌神。但是，毕竟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江湖，都是油锅里翻腾数次的老油条，稍稍分析情势后，东林党又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开始拥立明光宗的长子朱由校登基。

此间，因为明光宗的宠妃李选侍企图“挟天子以令群臣”，从而扣压了朱由校。东林党的一群老头子，在杨涟等人的带领下闯入后宫，从宫女和太监手里抢回了朱由校并拥立登基，史称“移宫案”。

1621年，叶向高终于返回了朝廷再次入阁。有意思的是，他原本接到的是明光宗朱常洛的offer，但赴任时才发现，现在的老板已经变成了明熹宗朱由校，也就是那个木匠皇帝。

还好，对于老子的工作安排和人员调动，儿子朱由校也表示愿意遵照执行。而且，东林党人为了自己能够顺利登基，的确是功不可没，由他们所支持的叶向高入阁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东林党人从不消停，立即就开始翻历史的旧账。这笔旧账，就是导致先帝明光宗之死的“红丸案”，希望借此搞掉当时向朱常洛进贡“仙丹”的鸿寺丞李可灼。

事实上，李可灼当年进贡仙丹的确是为了献媚，的确是为了拍马屁，但那些“红丸”不过就是一些寻常的无毒化学原料罢了。而且，既然要进献给皇帝，事前他也做过多次的“活体试验”。所以，最坏的结果也就是拉肚子罢了，根本不可能吃死人。

但东林党可不管这些，他们为了扳倒政敌，黑的都能说成白的。更何况，你在这件事上本就是有关联的，所以东林党翻此旧账，并不是为了替老皇帝报仇，更不仅想把李可灼拉下台。他们的真正目标，原来是李可灼背后的大人物，也就是首辅兼浙党领袖方从哲。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孜孜不倦的攻击和谋害下，东林党人扳倒了浙党的最后一根稻草方从哲。从此以后，叶向高成为了内阁首辅，东林党人终于笑了。

朱由校在幼年时，由于自己的爷爷万历从不正眼瞧自己的父亲朱常洛，自然也就不会喜欢他这个孙子。所以，朱由校虽然生在皇家，但从来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基本还是一个半文盲。

在多年的散养中，朱由校竟培养起了一个特殊的爱好，也是他唯一的爱好，那就是做木匠活。而且，他利用一切时间去做木匠工作，别人休息时，别人玩耍时，别人学习时……。总之，他身边最亲近的不是人，而是凿斧锯和桌椅板凳。

叶向高二次出任首辅后，立即重用了一大批的东林党人，比如杨涟、赵南星、左光斗等。

分配完胜利果实，叶向高开始推行自己的施政举措，积极革除万历时期的一系列弊政。而且，他们还像万历时期一样，大事小情自己就定了，从不请示朱皇帝。况且，他们认为现在这位朱皇帝还是文盲，更无需请示。

不可否认，朱由校的确识字不多，但文盲不等于傻子。他越来越强烈意识到，自己虽然名义上是皇帝，但自己的皇权隐隐都有被叶向高为首的东林党所压制的趋势。

为了扳回不利的局面，朱由校决心引入第三方势力为自己助威，而这股势力就是宦官。就这样，叶向高他们在前朝声嘶力竭的施政时，后宫的太监魏忠贤也在逐渐崛起中，成为了朱由校最信任的人。

起先，魏忠贤还是很谨慎的，他不敢逾越自己的职责和权限，每每都要请示朱木匠。后来，随着对政务的熟悉，对朱木匠的了解，他开始故意在小事上刁难叶向高。一来，他为了试探东林党的态度；二来，他为了试探朱皇帝的底线；三来，他也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话语权。

1624年，魏忠贤终于出手了。他唆使言官弹劾东林党人陈良训等，理由是“妄言朝政”。首辅叶向高挺身而出，坚决维护了东林党人。据《明史·叶向高传》记载:

给事中陈良训疏讥权奄，忠贤摘其疏中“国运将终”语，命下诏狱，向高以去就争，乃夺俸而止。

此次事件，虽然阉党没有讨到太多的便宜，但以此为标志，东林党和阉党彻底决裂了，双方开始变得势同水火。

作为报复，东林党杨涟率先上疏，弹劾魏忠贤的阉党共计二十四条罪状。对于此疏，叶向高是持保留意见的，他认为此刻除掉魏忠贤的时机尚不成熟，根本不会得到朱由校的支持。

叶向高认为，对于魏忠贤必须缓缓图之，一步步让他丧失了朱皇帝的信任比较稳妥。于是，他积极发挥自己善于调和矛盾的特点，一边安抚东林党内部的情绪，可惜不被理解；一边上疏替魏忠贤辩护，尽力避免双方的正面碰撞。据《明史·叶向高传》记载:

杨涟上疏劾忠贤二十四大罪。向高谓事且决裂，深以为非。廷臣相继抗章至数十上，或劝向高下其事，可决胜也。向高念忠贤未易除，阁臣从中挽回，犹冀无大祸。乃具奏称忠贤勤劳，朝廷宠待厚，盛满难居，宜解事权，听归私第，保全终始。

结果，早有准备的魏忠贤却反咬一口，在朱木匠身边告状，说东林党人长期结党为祸，把持朝政。客观说，魏忠贤的这些指控还真不是空穴来风，东林党的确是有此罪状。

朱由校放下手里的木匠工作，当即下旨对东林党人展开大范围的廷杖，打死打伤多人。此时，叶向高终于意识到，自己对于阉党已经无法遏制，自己对于朝局已经不能掌控，只得无奈开始了一次次的辞职。

虽然朱由校每一次都慰留叶向高，但叶首辅去意已决，态度也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坚定，甚至用到了“泣血恳求退休养老”的字眼。这样，木匠皇帝朱由校终于松口了，下旨加封叶向高为太傅，同时准许其辞职归养。

在叶向高辞职后，东林党人已经是群龙无首，完全被魏忠贤的阉党所压制。其中，比较激进的杨涟、左光斗等人，更是遭到了阉党的无情迫害。据《明史·叶向高传》记载:

向高既罢去，韩爌、朱国祯相继为首辅，未久皆罢。忠贤首诬杀涟，光斗等次第戮辱，贬削朝士之异己者，善类为一空云。

1627年，叶向高在退休三年后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崇祯皇帝闻讯，下旨追赠其太师衔，赐谥号“文忠”。据《明史》评价:

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类。

笔者个人认为，《明史》对于叶向高的评价似乎太高了，只看到了叶向高积极的一面，而对于他结党乱政和妥协阉党的事实却没有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