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在位期间的最后一位内阁首辅方从哲

顾宪成被罢职归乡后，他在无锡开创了东林书院积极招生授课，相当于进行下岗再就业了。

最初，他们并没有涉足政治领域，更没有依靠哪股政治势力，完全就是凭借书院这一单纯的旗帜，将江浙一带的地主和士族整合了起来。基本上，有力的出力，当然是指财力和脑力。

为了体现自己的立意高远和志向抱负，东林党非常注意自己的格调，甚至就连大明皇帝的马屁都不拍，直接以“匡扶天下”为己任。

当时，书院的一干创始者们，什么顾宪成、赵南星、钱一本、高攀龙等人，哪一个不是当时大儒，哪一个不是著作等身。据《明史·顾宪成传》记载:

落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学者称泾阳先生。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

这些人，表面上都是“心学”的追随者和崇拜者，一致标榜“经世致用”的理念。可惜！他们也就是借着王阳明做广告而已，根本做不到“知行合一”。

果然，随着自身名气和影响的增强，东林书院开始变得功利起来，不仅涉足政治，而且还评议朝局。逐渐的，在士族中形成了强大的话语权和号召力，人称“东林党”。

在万历后期，首辅李廷机连续一百二十多次请辞都没被准许，只好冒着触怒圣颜的危险擅自“潜逃”回福建老家。

1612年，李廷机获得解脱后，内阁只剩下了叶向高这个光杆司令，或者说这个独自拉磨的驴。

叶向高接手的内阁是一个破败不堪和伤痕累累的摊子，老板万历彻底罢工，朝廷内部派系林立，关外后金蠢蠢欲动，关内流民遍及各地，矿税之祸日益严重，福王赖着不去就藩……。以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急等着叶向高去解决。

第二年起，尽管得到了东林党内部的支持，但叶向高的首辅还是干不下去了，“光杆司令”真不是那么好当的。于是，他也效仿前任们，比如朱赓、李廷机等首辅那样，开启了自己的漫漫辞职路。

不过，叶向高的辞职更为复杂，由于已经是“一人一相”的局面，所以如果他离开的话，内阁就得打烊歇业。为此，叶向高的辞职分成了两步走，他的第一步就是先增补内阁成员。

作为东林党中的温和派，叶向高还是希望能由东林党人沈鲤入阁，将来接替自己出任内阁首辅。可是，万历皇帝虽然不上朝，但并不代表他不关注朝政，不担心东林党的一家独大。因此，万历对于叶向高的每一次推荐都置之不理，一直到了方从哲出山，万历帝才愉快地批准了叶向高的辞职报告。据《明史·方从哲传》记载：

向高去国，从哲遂独相。请召还旧辅沈鲤，不允。

在叶向高离开内阁后，继沈一贯之后的浙党领袖方从哲成为了大明王朝的第四十六位内阁首辅。

方从哲（1562年——1628年），字中涵，南直隶湖州德清（今浙江省湖州市）人。他是万历在位时的最后一位内阁首辅，也是一位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有人评价他公忠体国，老成大度，竭力维持了大明帝国的烂摊子；也有人评价他优柔寡断，祸国殃民，甚至还有“明亡首罪方从哲”的说法。

关于方从哲具体的家庭出生和早年经历，史料中并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只能大致推断，他出生于一户普通的地主家庭，从小接受了比较系统和良好的教育。

1583年，年仅二十一岁的方从哲就高中进士，尽管是二甲的出身，但还是足以光耀门楣了。之后，他像绝大部分首辅一样，开始在翰林院编修的位置上熬资历和排大队，等待自己出人头地。

排队期间，方从哲因为文笔犀利和做事高调而而引起了首辅王锡爵的关注，多篇文章还被收入文选以为模范。于是，属于他的美好时光开始了，很快就进入到了升官模式。

几年后，方从哲被授予了国子监司业的职务。按理说，这是一个主管教育的官职，根本不是言官。可年轻气盛的方从哲却在此任上疏言他，提请朝廷废除矿税，最起码也要大幅度减轻税率，惹得万历皇帝十分不悦。

关于废除矿税的问题，都是大地主代言人的东林党与浙党倒是没有矛盾，双方观点出奇的一致。当然，“废除矿税”已变成了双方沽名钓誉，争相标榜开明进步和体恤百姓的幌子。

不久，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田义要求方从哲为侄子入仕而徇私舞弊，被他严词拒绝后托人带话“若不爱官耶”。面对这种威胁，颇有骨气的方从哲竟然萌生了退意，以三十岁的“高龄”就辞官归乡，回家养老去了。

赋闲期间，方从哲的涉猎和交友非常广泛，以文会友，谈古论今，逐渐在当地小有名气。期间，恰逢隔壁的东林书院正在不断崛起，到处的招兵买马，攻城掠地。

正在南直隶礼部任职的叶向高，已经领教了方从哲的大名，遂推荐他加入东林书院，之后还推荐他续修玉牒并担任翰林院的侍读学士。不过，这些都被方从哲婉拒了，他选择继续在家赋闲，做一个有骨气的浙党人士。

1613年，朝廷按例举行会试，但当时老板万历皇帝已经罢工多年，朝政废弛，缺员严重，竟然找不出一个能担任主考的人。于是，首辅叶向高举荐在家待业的方从哲出任礼部右侍郎，全权负责此次会试工作。

叶向高连续四次上疏，明神宗仍然没有同意。或许，他对于那个曾经贸然上疏要求废除矿税的方从哲，以及在三十岁时就负气退休回乡的方从哲，依然记忆犹新。

但最后时刻，万历却突然下旨起用方从哲为吏部左侍郎，辅佐叶向高主持会试。旨意一下，所有人都懵圈了，包括首辅叶向高在内，因为内阁推荐方从哲出任的是礼部右侍郎，万历帝却将他换成了吏部左侍郎。

当方从哲到任后，发现因为自己的复出已经闹出了这么大的风波，所以打算再一次请辞告退。结果，明神宗已经打定了主意，坚持让他到吏部赴任，于是方从哲只好遵旨。

当时的内阁早已苦不堪言，首辅叶向高自上任以来就一人支撑，连续多次上疏请求增员都被万历置之不理。

如今，随着方从哲的出山，叶向高还没有再次上疏请求增编呢，万历却直接下旨让方从哲和吴道南一同入阁参预机务。而且，很快还批准了叶向高的辞呈。

这下，所有人都明白了，原来万历已经开始提防愈演愈烈的党争，所以希望借助方从哲来扶持浙党以打压东林党，平衡明朝的政局。

方从哲虽然是浙党人，但他已经多年在野，本人的性格也较为含蓄内敛。所以，他个人与当时的东林党、阉党或齐楚党等各方的关系还算和谐，没有太大的矛盾，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首辅人选。

笔者个人认为，在当时的背景下万历选择起用方从哲接任首辅，还是颇动了一番心思的，他的确算得上是一个上佳的人选。

而与方从哲一同入阁的吴道南也是够倒霉的，本来窝在家没人搭理，如今一入阁随着关注度的增强，自己在多年前主持会试时的那场舞弊案又被人翻了出来大做文章。眼见东窗事发，吴道南在内阁的椅子还没坐热就被迫请辞离开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从此，方从哲接过了叶向高的绳子，自己开始充当纤夫拉着明朝这艘又大又破的船前行，成为了“一人一相一内阁”。

万历时期，新首辅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规劝朱皇帝，让他牢记江山社稷和祖宗基业，最好能够上朝理政。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甭管有用没用，你要不这么做，就显得你不够称职。

方从哲也不例外，他上任后立即大张旗鼓地上疏劝谏。走完这个过场后，终于开始独自打理内阁事务，毕竟这才是最主要的工作。

说实话，方从哲也有点儿背，刚一上任就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灾荒，干旱加蝗灾导致了多地都颗粒无收。所有人都一筹莫展，除了万历皇帝以外。

关外的女真族从万历三十年开始崛起，对明朝这个宗主不再敬畏，反而不断骚扰边境。明廷派出了李成梁和李如松父子前去镇压，逐渐导致了明朝驻辽的私兵化。李廷机和叶向高担任首辅期间，基本上默许了这种私兵现象。

1615年，负责长年镇守辽东的明军统帅李成梁过世，明军的士气因此而荡到了谷底。加之，明军长期军饷不足，军备不齐，边关严重告急。为此，方从哲向神宗奏请三百五十万的白银以紧急补充军费。但是，由于国库亏空严重，军费只得交由户部会同兵部一同议借。

随着努尔哈赤势力的继续扩大，他竟然进位为后金国的大汗，建元天命。这次称帝之举，明朝终于意识到了辽东防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群臣都纷纷建言加强对于辽东的攻势。

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借口，在告天祭祖的同时，也标志着与明朝的彻底决裂。自此，双方开始了持续的军事对抗，明军在关外的重要据点接连丢失，一步步由攻势转为了守势，落于军事的下风。

为了扭转颓势，方从哲力荐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全权负责辽东的军务。因为熊廷弼是楚党人士，所以此议遭到了东林党的坚决反对，在首辅方从哲的坚持下才终于上任。

不过从此事件开始，朝廷内又一次乱成一锅粥。东林党人打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战，他们弹劾方从哲，弹劾熊廷弼，弹劾浙党、楚党和齐党，当然，还弹劾阉党。总之，东林党从不消停，简直就是一言不合就开骂。

方从哲彻底厌倦了这种无休无止的党争，遂向万历皇帝提出了辞职。结果，他这次痛快了，不用像之前的首辅李廷机和叶向高那么费劲。因为！在位四十八年的万历皇帝，这个明朝在位时间最长、最奇葩和最无语的朱皇帝终于驾崩了。

东林党人抓住这次难得的表现机会，立即拥立太子朱常洛登基，史称明光宗。结果，这位战战兢兢长大的朱皇帝，在位仅仅一个月就过世了，还留下了一个千古谜团“红丸案”。

由于朱常洛自小就不受万历皇帝的宠爱，所以活得特别憋屈。如今，终于登基称帝了，他将之前没见过和没玩过的都通通享受了一遍。据《泰昌朝记事》记载:

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升座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

朱常洛登基没几天，很快就嗨过了头，于是开始进补。结果，数日都不见成效，甚至还进一步恶化了。他一看，自己没有随了老爹万历皇帝，估计是随了爷爷朱载垕了，也是短命鬼，于是开始安排托孤之事。据《明史·方从哲传》记载：

帝曰：“十余日不进矣。”遂谕册封选侍为皇贵妃。甲戌，复召诸臣，谕册封事。从哲等请速建储贰。帝顾皇长子曰：“卿等为尧、舜。”又语及寿宫，从哲等以先帝山陵对。帝自指曰；“朕寿宫也。”诸臣皆泣。

在这个当口，李可灼请求向朱皇帝进献“仙丹”。作为内阁首辅，方从哲对此并不赞成。据《明史》记载:

从哲曰：“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

光宗此时已经奄奄一息，听闻有仙丹，立即就要求服用。方从哲无奈，只得遵旨让他服药，朱常洛居然见好转了，甚至还可以略微进食。于是，他又急急火火的催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而这第二丸下去，明光宗朱常洛突然驾崩了。

朱常洛死后，东林党人顾不上追究责任，赶紧先拥立光宗之子朱由校登基，史称明熹宗，也就是那个木匠皇帝。

明熹宗登基后，东林党人被进一步得到重用。受此影响，他们又翻出来“红丸案”，表面上是针对鸿胪寺的李可灼，实际却是磨刀霍霍向“从浙”，意欲将方从哲从首辅任上拉下马。据《明史·方从哲传》记载：

御史郭如楚、冯三元、焦源溥，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卿曹珖，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先后上疏言：“可灼罪不容诛，从哲庇之，国法安在！”而给事中惠世扬直纠从哲十罪、三可杀。言：“从哲独相七年，妨贤病国，罪一。骄蹇无礼，失误哭临，罪二。击青宫，庇护奸党，罪三。恣行胸臆，破坏丝纶，罪四。纵子杀人，蔑视宪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宽议抚臣，罪七。马上催战，覆没全师，罪八。徇私罔上，鼎铉贻羞，罪九。代营榷税，蠹国殃民，罪十。贵妃求封后，举朝力争，从哲依违两可，当诛者一。李选侍乃郑氏私人，抗凌圣母，饮恨而没。受刘逊、李进忠所盗美珠，欲封选侍为贵妃，又听其久据乾清，当诛者二。崔文升用泄药伤损先帝，诸臣论之，从哲拟脱罪，李可灼进劫药，从哲拟赏赉，当诛者三。”

眼见弹劾之声越来越大，而且明熹宗朱由校也在背后支持，方从哲眼见自己的声望受损，已经不能再继续管理内阁，只得提出辞职，由刘一接任了首辅一职。据《明史·方从哲传》记载：

其冬，给事中程注复劾之，从哲力求去，疏六上。命进中极殿大学士，赉银币、蟒衣，遣行人护归。

方从哲辞职后，归乡安享晚年，不问时事。到了明熹宗后期时，当初弹劾自己的东林党已经被魏忠贤的阉党彻底击败，朝廷下旨召回方从哲，他却以疾病为由婉拒了。据《明史》记载:

五年，魏忠贤辑“梃击”、“红丸”、“移宫”三事为《三朝要典》，以倾正人，遂免可灼戍，命文升督漕运。其党徐大化请起从哲，从哲不出。然一时请诛从哲者贬杀略尽矣。

1628年，方从哲在自己家乡过世，享年六十六岁。即位不久的崇祯皇帝感念其功，下旨追赠其太傅，赐谥号“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