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明知接驾耗费巨大，为何还要住在曹家？

康熙住曹家就如同住自己家，至于接驾的巨大耗费，康熙早就替曹家想好了办法。

在清朝历史上，最爱出巡的皇帝莫过于康熙与乾隆这对爷孙，其中，仅仅康熙自己，一生就曾经六次南巡。

康熙的南巡，包含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比如笼络江南士人，巡视河道治理等，但在公务之余，顺带着游山玩水也是必然的事情。

而在这六次南巡中，康熙皇帝先后有四次，均住在了宠臣曹寅的家中。

皇帝住在臣子家里，这在封建社会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但曹家在享受着这种荣耀的同时，也因为接驾导致了自家的巨额亏空。

那么，康熙皇帝知不知道曹家为了让自己住得舒服，所产生的巨大耗费呢？他当然知道，但他为何还要多次住在曹家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康熙皇帝早就替曹家想出了弥补亏空的办法。

这个办法说白了一点都不复杂，就是康熙皇帝默许曹寅以及其后人公开“捞钱”。

曹寅和康熙，属于一个妈养大的孩子，两个人的感情，从很小的时候就十分深厚，并且，曹家的祖上，也和爱新觉罗家族渊源极深。

根据史料记载，曹家与爱新觉罗家族搭上关系，还要追溯到明朝天启年间。

当时，在东北沈阳中卫担任指挥使的，是一个叫做曹锡远的人，这个曹锡远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在对抗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战斗中大败并被俘虏，最终，他便选择归顺了后金。

这个曹锡远，就是曹寅的曾祖父。

与曹锡远一同被努尔哈赤俘虏的，还有曹锡远的儿子曹振彦，根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的记载，曹锡远父子在归顺数年后，被编入了正白旗，成为了正白旗之下的包衣奴才，而当时，正白旗是归多尔衮所辖，因此，曹家最早是多尔衮的家奴。

虽说身份是家奴，但由于当时的曹振彦年轻有为，并且机敏善战，因此就受到了多尔衮的赏识，提拔其为旗鼓佐领，自此，曹振彦开始跟随多尔衮四处征战。

公元1644年，多尔衮应吴三桂之请，率领清军入关，并在山海关大败李自成，这这场战役中，曹振彦作为多尔衮的亲军首领，可以说是立功颇大，为清军的顺利入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曹家也自此落了一个“从龙勋佐”的巨大功劳，也正因为如此，曹家开启了显赫百余年的辉煌历程。

在曹振彦之后，他的儿子曹玺在父辈的基础上，继续将曹家的辉煌推往高处，并且，曹玺还因为平定山西叛乱有功，在康熙二年时，升任江宁织造，任职周期一直维持到其病逝。

从曹家早期的经历来看，他们是用了三代人，把曹家从降臣、家奴这样的身份，转变成了在清朝具有显赫地位的家族，福荫了其后人。

而到了曹寅这一代，曹家与皇室的关系则变得更加的紧密。

之所以紧密，是因为在康熙皇帝年幼时，其乳母正是曹寅的生母孙氏，这也就是为何说康熙和曹寅是一个妈养大的原因了。

除此之外，在康熙小时候，曾因为患上天花差一点小命不保，也是孙氏劳心费力，不分昼夜地照料康熙，最终才让康熙得以恢复健康。

再加上康熙在少年时期，年龄和他差不多的曹寅是其贴身侍卫，因此，康熙皇帝对于曹寅，完全没有拿他当下人看待，而是如同对自己的兄弟一般，

也正因为康熙皇帝的厚爱，曹寅在三十二岁时，就被委以重任，先是担任苏州织造，两年后，又迁任江宁织造。

之所以说曹寅担任江宁织造属于“委以重任”，是因为这个职位在清朝时，着实是一个肥差，其具体负责的是为皇宫供应织品和绸缎，同时还负责采买各种御用物品，说白了，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商”。

除了替皇家采办物品之外，在曹寅就职期间，还常以密折向康熙报告各处及官员情况，充当康熙在南京的耳目。

不管是让曹寅担任江宁织造，还是让其充当自己的耳目，这都说明了曹家在康熙的心中位置不一般，也正是因为这种不一般，康熙在南巡时住在曹家，一点也不奇怪。

毕竟曹家是自己人，曹寅还是自己的“兄弟”，住在这里，康熙也睡得踏实。

康熙的驾临，让曹家人极为风光，但在风光的背后，曹家人也是蛮痛苦的。

康熙皇帝一生共南巡了六次，第一次是在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最后一次是在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

而在这六次南巡中，康熙前后有四次，都住在了曹家。

当然，曹家对于康熙皇帝的驾临，是持求之不得的态度的，毕竟在古代封建社会，一个皇帝能来到一个臣子的家里，那可以说是无上的荣耀。

因此，在接驾康熙皇帝时，曹家可以说是倾其所有。

之所以说曹家要倾其所有，是因为每接驾一次的耗费，那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这其中的花费，包括康熙皇帝本人的吃穿用度，以及其身边服侍他的太监宫女的打赏，加上随行人员每天的消耗，这一切算下来，所耗费的银子何止百万？

并且，康熙可是皇帝，不是一般的王公大臣，因此，所有涉及到接驾时用的东西，必须要是最好的，差一点都不行。

吃穿用度只是所有花费中，占比较少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供康熙娱乐的项目，比如唱戏、杂耍等等。

另外，还有各地前来觐见康熙的官员，这些人来到之后，所产生的花费，也全都算在了曹家的身上。

这还不算完，在康熙第五次南巡时，曹家还斥巨资，专门为康熙修建了一座行宫，名为“宝塔湾行宫”。

这一切的一切加起来，其花费都堪称恐怖，并且最重要的是，如此巨额的花费还不止一次，前后多达四次。

虽说曹家自打曹寅的父亲曹玺这一代开始，就已经是朝中的一品大员，并且，曹玺也干了近二十年的江宁织造，再加上曹寅也在江宁织造的任上积攒下了不少钱财，但再多的钱，也架不住这样花啊。

因此，曹家在这种花钱如流水的接驾中，逐渐把家底儿花空，但即便是家里的钱花完，也不能让在接驾康熙皇帝时，有一丁点的不周到。

那么，该怎么办呢？为此，曹寅没少想办法。

根据史料记载，在康熙四十年前后，曹寅在偶然间，注意到了贩铜是个好买卖，由于当时很少人做，因此其中的利润很高，因此，曹寅就打算进行贩铜。

但贩铜需要不少启动资金，曹寅一时半会又拿不出来，思来想去，他就写了一封奏折呈给了康熙皇帝，奏折中言明自己想要参与贩铜的生意，但要借内务府十万两白银进行投资，而康熙皇帝见到奏折后，二话不说，当即就准奏。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两个关键信息，第一，曹寅是想尽了办法多赚钱，而他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填补接驾康熙时的花费，第二，康熙对曹寅是真的不错。

除了想办法做点来钱的生意外，曹寅以及其家人，还把主意打到了公款上面。

其实这也能理解，毕竟前文也讲到这个接驾的花费相当巨大，曹家的积蓄根本顶不住，即便是曹寅做点别的生意，但也是杯水车薪，但又不能委屈了康熙，因此，借点公款，也是必然的事情。

但借了公款后，曹家却没有能力将其还上，毕竟康熙的多次驾临，并不是三两百万银子就能摆平的，况且，即便是摆平，又让曹家拿什么去还呢？

因此，在借了一次又一次，却少有还上的情况下，曹家的亏空越来越大，最终终于事发，被大臣一份奏折，参到了康熙皇帝的面前。

而作为康熙皇帝而言，他对于大臣弹劾曹家，是一个什么态度呢？简单来说，就是极力包庇。

第一个参奏曹寅的，是时任两江总督的噶礼。

当时，噶礼是用密报的形势，上奏康熙皇帝，指控曹寅以及其大舅哥李煦擅自挪用库银三百万两，请求对曹寅公开治罪。

而康熙对于这份奏折，并没有明确表态，更没有批准噶礼的弹劾，也就是说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

但在私下里，康熙却以密信告诫曹寅和李煦，让他们尽快想办法把亏空补上。

而随着曹寅亏空一事被越来越多的人得知，弹劾他的奏折也越来越多，对此，康熙皇帝也十分焦急，但依然没有对曹寅问罪，反而想办法在朝堂上位其开脱。

康熙为何会为曹寅开脱呢？其实很简单，他太清楚曹寅是因何而导致亏空的，更知道这些钱，大部分都是他康熙自己花掉的。

但仅仅是开脱，毕竟只是权宜之计，这亏空是必须要补上的，不然康熙也没法给朝臣们有个交代，因此，为了让曹寅早点补上亏空，康熙主动帮助他想了不少办法。

比如，安排曹寅的大舅哥李煦，兼管巡盐务，这其中的意思，就是摆明了让曹家公开的利用职务捞钱。

这就是前文所说康熙替曹家想到的办法，康熙这么做，是为了曹家，同时也是为了自己。

但亏空实在是太大了，补来补去，一直到曹寅去世的时候，还有几十万两的亏空没补上，对此，康熙并没有怪罪，而是接着帮助曹家想办法。

他又将曹寅的儿子曹颙，安排到了江宁织造的职位上，用这个行动来告诉曹家，接着“捞钱”，接着补亏空。

不过，曹颙仅仅上任两年便因病去世，在他去世后，由于其没有子嗣，因此为了保住曹家的地位以及生活品质，曹寅的大舅哥李煦，亲自带着曹寅的侄子曹頫进京面见康熙。

对于曹寅无后这件事，康熙也是十分上心，最终，经他同意，曹頫被过继给已经去世的曹寅当儿子，同时，恩准曹頫袭任江宁织造一职。

至此，江宁织造这个职位，已经在曹家传了三代，在此之后，靠着李煦和曹頫的打点，终于在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基本上将曹家的亏空补齐。

对此，康熙帝也十分高兴，毕竟这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

所以说，曹家在接驾康熙时，确实相当巨大，而康熙也知道这种情况，但他依然多次选择住在了曹家，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曹家就相当于康熙自己家，曹寅就是康熙的自己人，二是康熙皇帝已经主动地帮助曹家想办法，批准他们公开“捞钱”了，所以，这点亏空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