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假冒伪劣第一案：嘉庆皇帝吃的人参，将近一半被掺杂使假

清朝始祖建州女真，定居在山海关外的辽东，自古以来地广人稀，自然生态保持良好，高山纵横密林广布，蕴藏着极为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清朝崛起过程中，有一种野生植物，曾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建州女真人完成原始积累、走向发展壮大的重要资源。

这种野生植物就是人参。关外的高山密林中，气候寒凉，是人参生长的乐土，自明朝初中期以后，人参作为药用价值极高的良药，其价值愈来愈受到关内帝王将相、豪绅富户们追逐的新宠，身价倍增。建州女真的历代首领，意识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把大量人参通过边境贸易卖到明朝，从中攫取了丰厚的收入。

清朝入关之后，历代皇帝和皇室成员受到关内贵族阶层的生活风气影响，也开始把人参当成日常必备的养生佳品，每年都消费大量人参。顺治四年（公元1648年）开始，清朝内务府在盛产人参的吉林乌拉城（即如今的吉林省吉林市）设立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专门采集人参、珍珠、蜂蜜、鲟鳇鱼、松子等东北土产，采收人参就是这个机构首屈一指的重要职能。此外，盛京、宁古塔等地每年也都要向清朝皇室进贡数量不等的优质人参。清朝中后期，还设立了“官参局”专办此事。

由于人参的高昂价值，清朝皇帝一直把其定为国家管制专采，严禁民间私自采收。但由于人参需求市场迅速扩大，民间和商人在巨大利润诱惑下，也不顾禁令开始采收人参，《柳边纪略》记载：“走山者日益多，岁不下万余人”。由于连续多年毫无节制的大肆采收，关外的野生人参资源日趋枯竭，药用价值最高的野生老山参已经难得一见。

《盛京参务档案资料》记载，康熙七年，内务府还进贡优质野参515斤，康熙八年是434斤，康熙九年是419斤，产量逐年下滑。到了康熙二十一年，则只能进贡121斤，康熙二十二年，只有109斤。

此后清朝采取了多种手段，在乌苏里一带开辟探寻新的参场，并严厉打击民间私采，实行“歇山轮采”等，但连续百十年竭泽而渔式的疯狂采收造成了严重恶果，野参产量下滑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但清朝皇帝却掩耳盗铃，仍旧按旧制征收野生人参，终于导致了一起震动清朝的御用贡品人参掺假案。

嘉庆十五年（1820年）二月，东北各地上缴的野参送到京师，内务府验收时，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当年盛京、吉林、宁古塔三地，合计进贡野参124斤，结果查出其中混杂“秧参”56斤，还有2斤居然被插入铅芯，也就是说将近一半都被人掺杂使假。

其中的“秧参”是什么？所谓“秧参”，就是人工栽培种植的人参。虽然都是人参，但秧参的有效成分含量和效力，与野生参远远无法相提并论。用现代眼光来看，人工栽培的人参同样可以入药，但在古代，用人工栽培的秧参冒充野山参作为贡品献给皇帝，是一种严重的掺杂使假行为，属于大逆不道的欺君之罪。

假冒伪劣都蔓延到皇帝鼻子底下了，这还了得。嘉庆皇帝勃然大怒，下旨内务府彻查此事，震动清朝的“嘉庆秧参案”由此拉开帷幕。自清朝开国以来，敢在皇帝贡品中掺杂使假的绝无仅有，堪称清朝假冒伪劣第一案。

到当年九月，事情终于尘埃落定。案件调查结果表明，造成此事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如上所述，关外各地野参资源逐年枯竭，为朝廷承担参务的“刨夫”们，即使踏遍青山，也难以搜求到足够的上乘野参。如果不能按时按量完成任务，他们就会受到严厉责罚，甚至自掏腰包赔补，因此才出现了秧参冒充野参之事。

第二点则让人难以接受。虽然野参数量稀少难觅，但如果不惜代价、不惮烦劳找遍东三省，严格把关，严加督促，凑够皇帝所用的百把斤合格贡品还是可以办到的。问题是办理参务的各级官吏，利欲熏心，大肆收受贿赂，任由劣质秧参冒充野参现象泛滥。他们甚至监守自盗，偷梁换柱，把上等野参截留私卖，谋取私利，转而用劣质秧参冒充贡品野参滥竽充数。

嘉庆皇帝不是个糊涂人，查明案情后，他并未难为吃苦受累的底层“刨夫”，而是重惩了那些监管不力、监守自盗的贪官污吏，吉林将军秀林被赐死，吉林官参局协领青山、萨音保等人被撤职入狱，秧参案就此告一段落。秧参案虽然结束，但此事折射出大清朝的积弊已经深入骨髓，灭亡阴影一步步临近。

参考资料：《清仁宗实录》《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参务档案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