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处置天津教案，明知是火坑，也不得不跳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在他的指挥下结束了晚清王朝的太平天国内乱，然后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可就是这位在晚清政坛响当当的人物，最终为何会名毁津门，晚节不保，“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的曾国藩最终颜面扫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黯然退场。

曾国藩

不平等条约埋下的祸根

事情的缘由还要从一个不平等条约说起。我们指导，中国近代史上，只要是清政府和外国签订的条约，都是不平等的。这个不平等条约被称为中法《天津条约》，19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和法国签署的这项条约中规定了：法国传教士可以自由在中国内地传教，法国人在中国境内所犯罪行，清政府无权过问和审理，均由法国驻华领事馆逮捕和审判。学习历史的都知道，这项条约的规定，使得中国的治外法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条约签订之后，列强纷纷跟进，一发不可收拾。至于允许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这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在精神上控制中国民众，并且一些传教士假借传教之名，行敛财贩卖人口之实。

关于传教和治外法权，条约中的原文如下：

“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

“第三十八款凡有大法国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或遇有争斗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别器殴伤致毙者，系中国人，由中国官严拿审明，照中国例治罪，系大法国人，由领事馆设法拘拿，迅速讯明，照大法国例治罪，其应如何治罪之处，将来大法国议定例款。如有别样情形在本款未经分晰者，俱照此办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国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国办理。”

这也为后来的天津教案埋下了祸根。条约签订之后，一批法国传教士带着修女们来到了天津，在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建造一座显眼的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教堂，这座教堂被称为“望海楼”。

望海楼

传教士和修女们在教堂中除了进行礼拜、发展教徒之外，还办起了“慈善事业”，那就是育婴堂，顾名思义，就是照顾婴儿的地方。晚清时期，民生凋敝，穷人家生完孩子却没有能力抚养，就会将婴儿丢弃，丢其中的婴儿以女婴居多，因此，这些传教士就将被遗弃的婴儿带回教堂进行抚养。但是由于条件简陋，不久育婴堂爆发了疫病，婴儿受到感染之后很快就死亡，教会就将这些死亡婴儿的尸体集中放入货箱之中，在深夜埋在了坟地。但是由于埋葬过浅，这些尸体被野狗扒了出来，根据史料记载“

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

”。

人们发现之后，又在坟地挖出不少货箱，货箱中藏着数具婴儿的尸体，众人皆疑惑。与此同时，天津发生了拐卖幼儿的案件，天津乡民在抓获的三名嫌疑人中，有一名是天津教堂的教徒，但这名教徒随后被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释放。后来人们又抓获应拐卖幼儿的人犯，名叫武兰珍，武兰珍供出其是由教堂的看门人王三指使，让其迷拐儿童，一名可得洋银五元的赏钱。人们听后，便认为弃婴死亡和拐卖幼童均是由教堂所为，于是民怨沸腾，乡绅集会，反洋情绪高涨。

罔顾民意，讨好洋人

天津道员周家勋和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将武兰珍押到教堂进行指认，民众也涌向教堂，但是却一无所获。随后又将其押到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数名官员和崇厚进行了短暂的亲切会谈之后，达到崇厚的最新指示“

议以不了为了,即可完案

”，

“拟即出示晓谕,并将武兰珍先行正法”

就是到此为止，赶快结案。将武兰珍正法，对百姓有个交代。但是，民众和教堂中的人发生争吵，教士谢福音来通商大臣衙门向崇厚求援，崇厚派巡捕去教堂调停。

但是法国领事丰大业一听，瞬间火大，带着秘书西蒙照到崇厚，指着崇厚破口大骂，崇厚只好小心回话“有话细谈”，就是有话坐下来好好说，别生气，但是丰大业不听，拔出手枪向崇厚射击，但是没有瞄准，崇厚就急忙躲到衙门后堂之中，丰大业没有打中崇厚，更加恼火，就将衙门的东西乱砸一通出气，边砸边骂，素质极差。但是衙门外的百姓聚集越来越多，崇厚告诉丰大业民情激愤，还是不要出去，但是丰大业扬言道“你怕百姓，我可不怕你们中国的百姓”。

于是和秘书跑出衙门，正赶上天津知县刘杰在维持秩序，于是刘杰劝丰大业不要硬刚，还是暂时回避一下最好。但是丰大业更是火大，谁劝他他打谁，于是向刘杰开枪，但是没有打中刘杰，将刘杰的家人打伤，百姓一看，丰大业如此嚣张跋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于是群拥而上，将丰大业和秘书西蒙群殴至死，并将两人尸体抛入河中。然后群众敲锣聚众，将教堂、育婴堂和法国领事馆烧毁，从育婴堂里解救出一百五十多人幼童，还将英国和美国两所教堂收回，打死21名外国官员和教士、修女。其中有法国人，比利时人，俄国人和意大利人和英国人。这次事件就被称为“天津教案”，也叫“火烧望海楼事件”。

受命危难之际，知难而上

事发之后，列强公使纷纷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严惩凶手，并且派军舰至天津和烟台，扬言处理不好就开战。清政府迫于压力，只好派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此案。此时曾国藩还在养病，但是事情紧急，只好带病前往。但是众人纷纷劝阻曾国藩，不去为好，天津已成是非之地，

“略一失足，千古无底”。曾国藩宦海沉浮，怎能不知其中险恶。

曾国藩武将出身，没有退缩不前，明哲保身。于是就动身前往天津。在去天津之前，曾国藩给他的儿子留下书信，心中说道“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

咸丰

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意思是我这次去天津办案，想了很久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从咸丰三年招兵买马抗击太平军以来，就做好了战死沙场的准备。现在年纪大了，又爱生病，因此不能害怕死亡，不然会对不起我当时的初心。可见，曾国藩此时去天津办案，已经做好了的最坏的打算，他也知道这是一个死局，清政府派他去趟这趟浑水，实际就是榨取他的剩余价值。

曾国藩到天津调查之后，发现此事件主因皆由法国领事丰大业嚣张跋扈而引起，应该秉公办理。但是由于列强施加的压力太大，处理不善，就会引起战乱。他在给有人的心中写到“

万一牵动各国同时推波助澜”,“中国此时之力何能遽与开衅”?，是啊，他心里清楚，列强要的并不是什么处理结果，他们要的是比这更大的好处，中国现在没有能力来应对列强的挑衅。于是在曾国藩再三权衡之下，决定“不欲以百姓一朝之忿,

启

国家无穷之祸”，意思是不能因为百姓一时的气愤而导致国家发生无尽的战乱。于是建议清政府“立意不开兵端”，无论如何不能再起战火。至于这次案件的处理，曾国藩认为应该“终不外诛凶手以雪其冤,赔巨款以餍其欲”，就是对内严惩凶手，对外赔款道歉，至于贩卖幼童这件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是战是和，全系一身

但是在天津官员的调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迷拐幼童确系教堂神父谢福音为主谋。天津知府张光藻给曾国藩的密奏中提到，“”

从天主教救出的幼孩,其中有供系迷拐而来者。”烧毁教堂之日,“众人搜获教民王三送县,提犯指从对质,供明伊以利诱武兰珍迷拐人口,先拐一人,给大洋五元。每早在天主堂外交武兰珍药一包,令其出外拐人，所供迷药者，为谢神父”。

，但是曾国藩给朝廷的奏章中却给出了与事实截然相反的结论“

民迷拐人口一节，王三虽经供认授药武兰珍,然尚时供时翻……亦无教堂主使之证据。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余名口,逐一讯供,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拐骗情事。

”曾国藩此举，只是为了能够将事件的影响降到最低。

曾国藩在给曹耀湘的信中说道：大抵此事（指天津教案）在局中皆以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诸省毫无豫备，而彼国合从，穷年累世但讲战事。我能幸胜于一岁，断难保全于多年，庚申覆辙，岂可再现？必须隐忍以全和议者，就势而言之也。在局外者皆以天主教流毒于中华，污辱孔亟，异端不可不攘；木兰北狩，淀园被焚，国仇不可不雪。或奖义愤之民而百万汇集，或联合各国之交而专攻一国，必须力争以全国体，此就理而言之也。欲求理事兼顾，殊无良策。敝处所办，盖亦偏于衡势者，措施又多失宜，物论之腾，亦无足怪。

至于严惩凶手，曾国藩提到“

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坚嘱拿混星子及水火会”,至八月初四日“拿犯已八十余人，查拿二十一名之数,“足与相抵教案中身亡的21名洋人。“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但求确系下手正凶,不复究其殴伤何处”。

对于承办天津教案涉事官员，法国公使罗淑亚和曾国藩商量，并向曾国藩提出：赔款和修建教堂，埋葬丰大业和秘书，查办地方官，严惩凶手。曾国藩此前只想严惩凶手之后就息事宁人，并不想牵连当地官员，但是现在法国公使发话要查办官员，曾国藩也不得不从。但是曾国藩还一时没有想到处理地方官员的办法，法国公使看到曾国藩几日没有动静，就发出照会，表示

“不将天津府县及提督陈国瑞抵命，即便宜行事”，意思是不处理天津官员，那就等着开战吧。但是曾国藩认为“欲令府县抵命，坚持不允”。

可以看出，在曾国藩看来，让21名平民百姓来抵21名洋人的命可以，但是要拿天津官员抵命，绝对不行。法国公使也认为，21名中国平民百姓不足以抵21名洋人的姓名。两者在一个观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平民百姓的命在当时是不值钱的。最终，

判处十六人死罪，另四人因属误杀俄人被暂缓执行死罪，后来改判斩监候和杖流。有二十五人充军，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配黑龙

江充

军，陈国瑞免于处分，赔偿法、俄、英、美等国白银五十余万两，并特派崇厚赴法国道歉，天津教案结束。顺便说一句，崇厚到法国之后，正赶上普法战争的尾声，并且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法国巴黎公社运动，称为第一个见证无产阶级专政运动的中国人。

崇厚

心存愧疚，尽力而为

在法国公使罗淑亚的强力威逼之下，曾国藩上奏朝廷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交由刑部治罪。曾国藩这个奏折一时间激起了众多人士的反对和指责，曾国藩自己也十分内疚。他在对张光藻的信中写到：鄙人办理津案，实昧机宜，致阁下等受此无妄之祸，自觉无面目相对。乃承㧑谦过度，执礼弥恭。

在对机要秘书赵烈文的信中说道：国藩自六月初旬力疾来津查办教案，事机不顺，物议沸腾，而私衷抱憾者，则尤在府县奏交刑部一事。当时因法使坚请拟抵，来津时未带一兵，不能测敌势之所至，又惑于下狱以后轻重尚可自由之说，遂将该员交部治罪。……该员等本无大过，获此重谴，虽廷议具有深虑，究由敝处初奏过重所致，追悔无己。

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道：津案办理太柔，内疚方深。法国尤复饶舌，且疑守令并未出戍，是其积愤已深。

但是，天津教案结案之后，全国对于曾国藩的处理方式表示不满，认为曾国藩“委曲求全，有负众望”，

“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在北京的湖南同乡会宣布将曾国藩从同乡会中除名，并且将曾国藩手书的“湖南会馆”匾额砸毁。并且表示派崇厚去法国道歉简直有损国格。曾国藩对这些指责他办案不力的人说道：“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患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

曾国藩墨迹

马克思曾经说过：

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获得解救，以为只要他们能在自己的想象中用魔法制服敌人时就算打败了敌人，总是对自己未来以及自己打算树立而不过现在言之尚早的功迹信口吹嘘，因而失去了一切对现实的感觉。

曾国藩此时是寂寞的，因为他为了这个国家免遭战火，受尽职责，但是这个国家的人们对他却是口诛笔伐，并不买账。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进退维谷，如履薄冰。对于惩办的涉事官员，他内心是自责的，愧疚的，对于能使国家暂时免遭战火，他内心是高兴的。但是，此时对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感到悲哀的。曾国藩忠君爱国，以儒立身，但是，面对国家的日渐衰落和腐朽，也是回天乏术。你觉得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做法是否妥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