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高入主内阁，独撑大局的思想

由于首辅沈一贯、次辅沈鲤二人同时致仕，内阁人员骤然减少，万历帝下令增补内阁成员。万历三十五年(1607)，廷推阁臣七人:于滇行、孙巫扬、刘元霖、叶向高、赵世卿、李廷机、杨时乔，点用叶向高、于慎行、李廷机三人，又特起旧辅王锡爵，令四人入阁参预机务，辅臣朱赓任首辅。

《明史·叶向高传》此次增补阁臣，所组成的新内阁成员共五名;但王锡爵坚辞不赴任，于慎行刚抵京入阁即辞世。这样，内阁实际上只有首辅朱赓、辅臣叶向高、李廷机三人。次年，随着首辅朱赓去世，李廷机杜门，叶向高开始了独相的内阁生涯。

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九月，方从哲入阁，才结束了叶向高一人独辅的局面，但叶向高作为首辅，仍然主持大局、决策政务。万历四十二年(1614)八月，叶向高致仕，终于卸去重任。自万历三十五年(1607)十一月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八月，叶向高担任内阁辅臣八年，尤其是独任内阁辅臣期间，苦撑时局，维持国家机构艰难运转，保持各项政务开展。

可以看出，由于万历帝的荒政，叶向高主要面临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君臣上下隔阂，官员缺乏，党派日渐形成;二是矿监税使在地方横行霸道，与民争利;三是福王之国一事一再推迟、遥遥无期。

在众多问题面前，叶向高一方面努力沟通上下、协调群臣、调停党争;另一面积极上疏请求罢免危害百姓的矿监税使，

召还中官回宫;再一方面还要保全皇太子朱常洛的储君之位，极力推进福王之国。所幸由于叶向高的努力周旋对于所面临的三方面的问题和危机，叶向高还是有所补救的。

开展政务，调停党争。

可见，在万历帝如此荒政和不听群臣谏议的情况下，叶向高要主持政务、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之难。叶向高亦极力作为，坚持不懈向万历帝进谏，以求开展各项政务，以图有所转缓。以成功者为例，足见，叶向高对促成万历帝取消买办银一事颇为自得。为了保证各部门机构正常运转，择优任用官员，叶向高亦不断努力上疏，请求及时进行官员考选及各项监察制度施行。

科举考试作为古代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历来为朝廷和统治者所重视。但由于万历帝的疏忽怠政，以致科举亦不能如期举行，叶向高为此亦屡疏苦请。

科举改期，为从来未有之事。故事，为保证科举的严密性，杜绝询私舞弊，考官进入闺场后，即与外界隔离，更勿论参预政务。然

万历四十一年(163)，万历帝不仅命叶向高担任科场总裁，主持本届科举考试;而且令其主持科举期间仍兼理政务，票拟章疏之事不得停寝。

这在当时极不合规矩，引起朝议，叶向高更是惶恐，但为保证科举如期举行，叶向高无奈奉命主持癸丑会试。但此举为从来未有之状况，更成为后来言官攻击、弹

幼叶向高的一项罪名。为了使各项政务能够开展，国家能够正常运转，叶向高不仅情辞恳切、不厌其烦地上疏请求，更是多次以请辞乞罢为手段，促使万历帝批准允行。

万历后期，朝廷内部党派的斗争也愈演愈烈。不仅内阁辅臣各有立场，而且内阁与六部、监察院等亦各有阵营，他们之间不断相互攻汗、弹幼，使朝政更加难以推行。叶向高身处其中，不仅努力协调内阁与部臣的矛盾，维护阁臣立场;更要调停各党派之间矛盾，以缓和党争。以东林党为例，即经常与其他党派官员发生冲突。

可以看出，在是否启用李三才问题上，意见纷纭。齐楚浙党极力反对，为了防止李三才入直内阁，他们上疏弹

幼李三才，并对其极尽

低毁;而以顾宪成等人为首的东林诸人则积极为李三才洗脱罪名，推荐李三才。

在起

废李三才一事中，叶向高持中立态度，未偏向任何一方。叶向高既看到李三才的出众才能，又发现其张扬自矜的缺点;虽然不满齐楚浙派的丑化抵悟，但对顾宪成等人的激进做法也不赞成;为了止息争端，更是劝阻徐绍芳对李三才的弹幼。这个时候，叶向高还只是用“门户之祸”形容这场斗争，“东林党”一词尚未出现，仅用“东林诸人”形容顾宪成、李三才等人。之后，“东林”、“党”、“东林之党”等词开始陆续出现。

在这段记载中，“东林党”一词

己经出现。据此，也许可以推测，万历后期时，东林党确为当时一大朝政党派，而非纯粹讲学的士人群体。叶向高的这些记载，或可成为证明“东林党”为党的证据。叶向高评论此次事件说:“门户之祸由此益炽矣。

察典之多事，至兹岁而极。但这种调和有时并未能奏效，且有时自己牵扯到其中。万历四十年(1612)，经叶向高多次上疏揭请，考选疏下。但此次考选斗争更加纷乱，朝臣相互攻击，且侵及叶向高自身。

然而，叶向高的居中调停，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缓和了矛盾，使党争不致滑入深渊。《明史·叶向高传》对这一时期的党争和叶向高居中调和的功劳评价较为公允。可见，在党争日益激烈的万历后期，叶向高虽努力调停、挟持两端，仍不可遏制党争之势，且在党争之中腹背受敌，更在天启时，被目为“东林党魁”，为魏忠贤等人所忌恨。

罢免矿监税使

由于万历帝的贪婪好货，派遣中官到地方出任矿监税使，开矿聚敛财富、与民争利。这些被派遣到地方的太监作为皇帝的专使，横行霸道、鱼肉百姓，以致百姓不堪役使，怨声载道，时常引发混乱。叶向高自入职官场，即对各地矿监税使多有弹幼。

在河南乡试录策一(代不用)一文中，叶向高讨论了当时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及治理之策。所谓内忧，即矿役之重;外患即指时来骚扰的外虏、屡寇。叶向高指出，内忧比之外患，更加令人担忧，又言中州开矿之多，引起盗贼乱起;由于争逐利益，引起祸乱，最后提出治理开矿祸端的策略，担任内阁辅臣后，更是努力劝谏万历帝召回所遣中官。间有百姓与税使发生冲突，叶向高又力为解救，竭力保全地方官员和百姓。

在辽东税监高淮被辽人驱逐这件事上，叶向高极力向万历帝进谏，避免了辽人的灾祸。而叶向高请求撤销税监，最成功的莫过于请求万历帝召回福建税使高案，使其不再祸害闽、粤等地，既解救福建百姓于苦难之中，又避免了广东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叶向高虽屡次上疏，恳切申述矿监之害，但被开矿带来的极大利益蒙蔽的万历帝却置若

周闻、只字未能听进，使得矿监税使肆意横行、搜刮地方，给百姓生活和地方治安带来极大灾难。而地方官员一旦与税监有所争执，轻则被责、重则被处。叶向高的疏谏和营救，虽是杯水车薪，但仍缓解了个别地方的灾难。

极力保全东宫，促成福王之国

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群臣连疏累上的情况下，万历帝迫于形势，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确立其储君之位。名位己定，群臣稍得安心。而万历帝宠爱郑贵妃及福王，

间有危及东宫之事发生，又令朝中支持皇太子朱常洛的官员们时时提心吊胆，不断请求福王之国。

叶向高受正统观念影响，又与朱常洛有师生之谊，因而对保全东宫太子之位、请求福王之国更是尽心尽力。叶向高不仅坚持不断上疏请求福王之国，更加善于借助外部事件和舆论造势推进福王之国。万历四十一年(1613)“王曰乾事件”爆发。

可见，福王之国的阻力主要来自万历皇帝和郑贵妃及福王等人势力。叶向高尽力斡旋，扭转万历皇帝的心意，并借助形势使万历皇帝不得不送福王之国。储君作为国家的根本，不可动摇，立长、立嫡，是为正统。

朱常洛并非

帝之才，也未必比福王更有才能，但其长子的身份使得更多的大臣在立太子、建储君的事情上选择了朱常洛，使得万历帝虽然宠爱郑贵妃和福王，却不敢与正统观念和朝臣公然唱反调。叶向高等大臣也善于借助形势和舆论，最终迫使万历帝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使其成为储君;虽然属意福王，却不得不违背郑贵妃意愿，送福王到封地。

结语

万历四十二年(1614)三月，福王如期之国。叶向高又淳淳教示皇太子朱常洛于福王辞行时示恩于福王，不可仅虚于礼数。叶向高在《蓬编》中表述了促成福王之国的艰难、漫长之路，自己为此事不遗余力，又言福王之国，朝野欢呼，在自己任期内完成此项工作亦颇为欣慰，在促成福王之国后，叶向高乞归得允，结束了七年的内阁辅臣生涯。和之前的内阁首辅弹幼而归或迫于形势谢政而归不同，叶向高得到了万历帝的尊重和礼遇，荣宠加身，衣锦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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