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对比慈禧，他才是真正使清朝灭亡的大奸臣，越看越气

1904年，晚清的两代帝师翁同龢病死在家中，享年75岁。纵观他的大半生，可以说是一直处在权力中心。他经历了大清由封建社会进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参与了大清试图自救的一系列改革、见证了大清王朝最后的没落。在他的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他是一个进步者，也是一个保守派；是一个忠君爱国的人，也是一个空谈误国的人。

▲官宦世家、状元及第

1830年，翁同龢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中，他的父亲翁心存是咸丰朝的重臣，曾担任上书房总师傅，因此也算是咸丰的老师。他的哥哥翁同书是翰林院的编修，所以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成长之下，翁同龢从小就熟读四书五经，并且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因此他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勤奋读书、苦练书法，年仅15岁时就考中秀才、22岁时考中举人，最后在咸丰六年，也就是他26岁的时候就中了状元，在学问和书法上都达到了高峰，被朝廷授予了修撰一职。由此正式踏入仕途，不但开启了他作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的高光时刻，也开启了他矛盾的一生。

▲进步与保守共存

翁同龢步入仕途之后，初始担任的官职基本都和教育有关，1862年先后任职会试同考官、山西乡试正考官、日讲起居注官等。1865年，他成为同治皇帝的老师，1868年，38岁的他升任国子祭酒，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一职。

在同治帝驾崩之后，他又担任了光绪皇帝的老师，成为了大清朝最后一位“两代帝师”。而他人生中的非凡时刻也基本都在光绪一朝发生，因为此时的他将要步入权力中心，成为朝廷中“清流”派的领袖人物。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他思想上的进步性与保守性都将一一显露。

从1840年开始，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等一系列战争的爆发以及清政府的失败，都使清政府意识到自身的不足。于是他们将失败原因归结于“器”与“制”的落后。由此在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末开始了自己的革新。在这一期间，翁同龢是个矛盾的存在。洋务运动开始时，他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进行的洋务运动进行了大力地批判，在朝廷中也跟支持洋务派的人员划清界限，这些行为足以证明他的顽固守旧。

但是到了维新变法前夕，他又摇身一变，成为了思想上的“进步者”。他支持盛宣怀（盛为李鸿章亲信旧属）等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且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多次上书光绪帝应改革教育，去除八股。1898年，还亲自帮助光绪帝草拟《明定国是诏》。种种行为似乎都在证明此时的翁同龢已经不再是顽固的守旧派，而是一个坚持改革的维新派。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实则并非如此，他的骨子里仍是守旧的顽固派，因为洋务派在进行洋务运动期间所获得的各项成果他都是看在眼里的，这些成果对大清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当甲午海战战败，洋务运动失败，他意识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不能帮助这千疮百孔的大清朝。所以，身为既得利益者的他，不忍心看到大清走向亡国，因此当康、梁等人出现时，他又将他们所提出的办法视为挽救大清的途径。这才造成了他思想“进步”的假象。

总之，翁同龢的思想大多来自于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他比朝廷中的其他顽固派要开明一些，但是相比于洋务派和维新派又多了几分保守。

▲爱国与祸国相依

在当时的朝野看来，翁同龢不但是两朝帝师，而且还身为“清流派”的领袖，并且在任职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期间兢兢业业、两袖清风，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忠君爱国的好官。但是此后的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却又和“忠君爱国”相矛盾。

我们将时间拨到1859年，此时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出任安徽巡抚一职，不过此时的安徽并不安宁，时刻面临着太平军的威胁，而当定远县被捻军和太平军围困后，翁同书竟弃城逃跑。此举最后受到了曾国藩的弹劾，不过由于曾国藩的文采不如李鸿章，所以弹劾的折子是由李鸿章所写的。这也成为了后来李鸿章与翁同龢结怨的原因。

翁同书的罪名按大清律应判其斩监候，但是朝廷念其之前的功劳，所以将他流放西北。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听说之后，焦心不已，很快就生病去世了。而翁同书在流放西北三年后也去世了，可以说李鸿章的一个折子使得翁家两个人命丧。因此，翁同龢将父亲和哥哥的死归结在了李鸿章的身上。由此，二人之间的恩怨便正式结下了。

此后，翁同龢处处与李鸿章作对，在洋务运动期间更甚，只要是李鸿章同意的，他都表示反对。而让翁同龢彻底冠上“误国”之名的事件也就发生在这一期间。甲午海战前夕，李鸿章向朝廷拨请北洋水师的军费，以及表达了想要再添一艘快舰的意愿。因为在北洋水师的舰队中，虽然也有大吨位的舰艇存在，但都是武器老旧、航速缓慢的旧舰。其中镇远、定远二舰的主炮只剩了三发炮弹，根本就没有战斗力。

而当时的户部尚书一职由翁同龢担任，由于他与李鸿章之间存在私仇，所以对于李鸿章的拨款请求极力推脱，最终导致北洋水师看上的一艘快舰被日本订走，成为了甲午海战中臭名昭著的“吉野号”。所以，对于甲午海战的失败、北洋水师的覆灭，翁同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才有史学家说：“甲午之战，由翁同龢一人主之”。

如果从翁同龢是个“忠君爱国”的人的角度出发，那么他所做的这件事情确实很难与“爱国”相联系，他为了一己之私，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导致战争失败。而且在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之后，他不以为耻，反而借机多次羞辱李鸿章。所以，他才被后人冠上了“误国”之名。

▲成为“矛盾体”的原因所在

翁同龢身上之所以会具有这么多的矛盾，究其原因是因为他的“庸”与“狭”。状元出身的他对四书五经的掌握绝对是超乎大多数人的，这些旧学问禁锢了他的思想，使其天生就带有保守性，在他的思想中，只有读书人的高傲与自负。他意气用事、纸上谈兵，只知道空喊口号，抒发读书人的狂热和爱国，但最终的结局并不会因为他的“高喊爱国”而发生改变。而且身居高位的他，政治能力并不出色，只能算是“平庸之辈”。若身处盛世，则可做一个太平宰相，但是身处乱世，则容易“误国殃民”。

此外，他心胸狭隘，对李鸿章的私仇日夜不忘，即使是在外敌入侵、国家受辱、民族蒙难之际，他也不忘和李鸿章斗争，将一己之怨置于国家民族大义之上，此举实在是令人愤懑不已，说他“误国”也确无差错。

总而言之，翁同龢在才华、学问、清廉上都是一个值得人们称赞的人，但是其在政治才能上表现出来的平庸和心胸上的狭隘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其成为了一个时而保守、时而进步；爱国却又误国的“矛盾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