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专业“打死也不要报”？其实，学科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重要

这段时间，全国各地正在陆续公布2023年高考分数，对考生来说，此时除了“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情绪，更重要的便是进入“填报志愿”阶段。

是学校重要，还是城市重要？选什么专业能“避坑”，就业好？

凡此种种，算是每年六月比较常见的话题了。不过从本月初以来的讨论看，我们对专业的讨论程度是远高于学校和城市的。前不久围绕一些学科尤其是新闻学、法学的热议，就是一个例证。一时间，哪个专业“打死也不要报”，哪个专业“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工作”，似乎都有了某种必然唯一的、确定的答案。

其实，这还是一种旧时的学科思维。

《新生》（The Freshman，1925）剧照。

让我们从一种危机说起。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本世纪的高等教育普遍在经历着一场价值危机。能显示此种危机的现象至少有两种：一是人文学科规模缩减；二是在就业市场上，高等学历加速贬值。大学教育的目的也由此遭受质疑，如批评大学未为社会和市场培养有动手和创造能力的毕业生，而为之辩护的声音也是有的，比较常见的一种是认为大学训练的是综合认知和批判性思考能力，进而撇清某个专业与就业问题的关系。这也是我们如今经常见到的一种理由，一旦某个学科被质疑，便辩护说重要的不是具体专业，而是“大学教育能够教会你一些在以后的生活中很重要的能力”。

二十年前，阿伯特（Andrew Abbott）为芝加哥大学做2002年开学演讲之时被要求就“教育的目的”作出回答。这位社会学家抛出的看法是，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一个学生的成功与否跟选了什么专业、是否努力都没有关系，因为决定性因素都在大学“之前”或“之外”。是大学筛选了他们，而不是“培养”了他们。他一并否定了大学的作用是提供综合认知能力或批判性思维。他不客气地指出，有此想法是教授，悖论的是即便是他们，影响是否成功的也不是这些原本可贵的能力，而是一些平庸的、并不光鲜的技能。还有人可能说，接受大学教育，能领悟经典，找到接受高等教育者才具备的某些“共同语言”。阿伯特对这也加以否定。

那么，大学教育有目的吗？没有。它本身就是目的。

下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一书，摘编有删减，注释见原书。所摘编内容为阿伯特讨论什么不是大学教育目的。阿伯特的案例主要来自芝加哥大学，这对美国大多数高校学生以及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有一些不同，但他对通过大学学科教育必然改变命运这一执念的反思，却是有一般意义的。对学科的选择还是只能回归到兴趣。在学科知识的教育与研究都无法像过去那样“自然而然”标记文化资本的年代，他提醒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和知识能做的有限准备。

原文作者｜[美]安德鲁·阿伯特

《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美]安德鲁·阿伯特 著，王桐 陈嘉涛 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月。

主修专业与未来职业没有多少关系了

所有严肃的研究显示，一些大学层面的因素，像学校的声望和入学难度等对人们以后的收入会有影响，然而更多的变数发生在同一所大学的内部，也就是说，同一所学校毕业的学生之间差别很大。这种内部差异是由一些个人因素造成的，比如个人天分、资源、表现，还有你的主修科目，而不是学校的声望和入学难度。例如，我所看到的最好的全国数据显示，大学的GPA增加1意味着大学毕业四年后收入多9%。就你所要做的那么多工作而言，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很抱歉，我用这些收入数据来烦你们，但是我希望能打破这样一个普遍的想法：在高等教育阶段努力学习能带来更多的世俗的成功。唯一跟未来的世俗成功有点关系的一个变量是你的主修专业。但是在大规模的全国性研究中，这种影响大部分源自主修专业和职业之间的联系。真正对世俗的成功有影响的因素——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是职业。在全国性的调查中，职业和主修专业有相当紧密的联系。但是在芝加哥大学，专业和你将来的职业并没有多强的相关性。

《录取通知》（Accepted，2006）剧照。

以下是过去20年芝加哥大学校友的数据（随机选择的10％）。

主修数学的：20％从事软件开发与支持，14%大学教授，10%在银行和金融业，7%中小学教师，7％在从事非学术性研究，剩下从事的职业很分散。主修物理的情况很类似，只是他们有更多成为工程师，少一些从事银行和金融业。生物专业产生了40％的医生，16％的教授，11%的非学术性研究者，剩下的三分之一从事的职业很分散。很明显，这里有一些类似的路径。我们有个生物专业的学生现在是个作家，另外一个是音乐家，我们有两个数学专业的现在是律师，一个物理专业的成为了精神治疗医师。

来看看社会科学。学经济学的——在今天看来最有利于职业的专业——24％从事银行和金融业，15%从事商业咨询，14％成为律师，10％从事商业管理或销售，7％在计算机行业，另外30%的职业很分散。历史专业的学生一般成为律师（24％）和中学教师（15%），但是其他的约60%从事什么行业的都有。政治专业也有24%的律师，7％的教授，7％的政府公务员，20％在各种商业部门中就职，剩下的很分散。令人吃惊的是，心理学专业的也有20％从事商业，11％成为律师，10%成为教授，其余的同样很分散。因此，在社会科学里，很多人毕业后去了法学院或者商学院。这里照例有一些例外：一个主修社会学的成了保险精算师，两个主修心理学的在政府部门，一个学政治学的从事计算机业。

至于人文学科，英语专业的大概是这样：11％在中小学教书，10％从事各种商业，9%从事信息交流，9%的律师，5%的广告业，剩下的比较分散。主修哲学的人中，30％成为律师，18%从事软件业。我敢说没人能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同样，专业和职业的联系有些是明显的，有些不那么明显。我们有两个英语专业的学生现在是艺术家，还有一个是建筑师。

还有一个哲学专业的学生现在是农场主，另外两个成了医生总而言之，有些证据显示特定的专业会带你进入某些特定的行业，但是事实恰恰相反。与其说杯子注满三分之一的水，不如说它留有三分之二的空。主修生物的只有40%成为医生。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条从某个专业到某个职业的路是被封死的。

《夏天的拉花》（2013）剧照。

来自行业的数据

从行业而非专业的角度来看，所修课程和职业之间的弱关系就更加明显了。

我们校友中最大的群体是律师——占我的调查群体的12%。在律师中，16%来自经济学专业，15%来自政治学专业，12%来自历史学专业，7%来自哲学专业、英语专业和心理学专业，5%来自公共行政。以下这些专业的学生中都至少有一个人成为律师：人类学，艺术与设计，艺术史，生物，化学，东亚语言与文明，人文学综合研究，地理，地球物理，德国语言文学，数学，物理，宗教和人文，罗曼斯语言与文学，俄语及其他斯拉夫语言文学，社会学。你们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绝对没有什么专业是不能让你成为律师的。

医生这个行业怎么样呢？医生占我的调查总人数的9%。医生的专业背景要集中一些，那是因为医学院对入学前所修课程的要求。60%的医生来自生物专业，17%来自化学专业。然而，至少有一个医生原来学的是人类学，古典文献，英语文学（事实上有四个），历史学，科学哲学，数学，音乐，哲学，公共政策，罗曼斯语言与文学。通往医生的主路很明显，但绝不是唯一的一条路。

《豪斯医生》（House M.D.，2004）第一季剧照。

校友中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群体是从事银行和金融业的同学，其中，40%来自经济学专业，8%来自心理学专业，7%来自政治学专业，7%来自英语专业，6%来自数学专业，5%来自公共政策，4%来自历史学专业。同样，这里有一条主路，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别的路。

很抱歉在这里给你们列出这些东西，但是我希望把这样一个观念从你们脑海中除去：你本科学的课程跟你将来的职业有联系。当然，这里有一些社会科学家喜欢说的“选择性亲和力”（an elective affinity），有些专业的学生会比别的人更有可能进入某些特定的行业。但是没有任何专业被排除出去，没有任何必然的路径存在。你在这里干些什么不会以任何方式决定你将来的职业。你离开的时候，可以自由地选择任何此世或彼世的职业，你不会仅仅因为主修跟那个职业没关系的课程而牺牲任何的可能性。

就在大学里的表现而言，没有任何全国性的数据显示大学里的表现水平对之后的收入有哪怕是很微小的影响。根据我的校友数据，在芝加哥大学的GPA和现在的收入之间绝对没有任何的联系。简而言之，你将来到底是住在火岛还是汉普顿取决于本科表现之外的一些因素。

《加油吧实习生》（2015）剧照。

我希望我们现在已经否定了这样一个观念：你在这里干些什么以及你干得怎么样和你将来是否取得世俗成功是有关系的。你被这所大学录取这个事实，以及那些让这个事实实现的因素，已经确保了你世俗的成功的总体水平。成功的具体程度取决于你的职业选择，而职业也跟你在这里干些什么以及干得怎么样没有关系。

大学教育的目的，也不是提供“综合的认知能力”

另一个接受大学教育的理由是，它给你一些对未来很重要的综合的认知能力。因为这是我自己过去论证最多的一个论点，我需要格外小心地去推翻它。

《乐鼓热线》（Drumline，2002）剧照。

这个论点是：大学教你的不是具体的学科知识，而是一些在将来——研究院中，工作中还有休闲中——能运用的综合能力。大家都知道，大学里学到的具体知识并不重要。所有3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就内容而言，大概5年内你会忘掉绝大多数你本科时学的东西。但是，那些能力不会丢掉。可能它们不好测量，它们的影响也不好被证明，但是它们是你能从大学里得到的最主要的东西。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基本的语言和数字能力，高级的读写能力能让你更好地应对知识社会，良好的数字能力能让你做出理性的财务选择，这些在一个又一个的专业领域内被证明是有用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加高级的能力：批判阅读能力让你识破报纸和股票章程中的谎言，分析能力让你在工作中形成复杂的行为程序，写作能力把你的想法很清楚地表达给你的同事，独立思考能力让你不受别人观点的影响，还有终生学习的能力让你能够处理工作和生活中的变化。

证据显示，我们自己的校友，其他同等水平学校的校友，以及全国校友的抽样，都坚信这些能力是他们本科教育最重要的东西。校友们意识到，本科学到的具体知识总是会被忘记，但是他们强调自己保留了这些在生活各个方面都会用到的综合能力。

然而，并没有多少证据证明大学阶段的学习产生了这些能力。我们知道在大学四年的时间内，人们获得这些能力，但是我们并不清楚是大学的教育孕育了它们。

《三傻大闹宝莱坞》（3 Idiots，2009）剧照。

首先，能够上大学，尤其是精英大学的年轻人，本身就跟不能上大学的人不一样。在我们的分析中，如果不能对这种差别进行统计上的有效控制，大学教育显示出来的影响可能实际上源自能上大学和不能上大学的人本身就有的差别。在这个选择性偏差效果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无法度量的变量的问题。我们归功于大学教育的变化可能实际上衍生自别的东西。比起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大学毕业的学生更有可能承担更有挑战性的工作。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接触聪明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认知能力被明确重视的环境。综合能力的差别可能是由这些东西产生的，而不是大学的课堂教育。

另外，上过大学和没上过大学的人在很多技能方面并没有大的区别，能力的增加可能只是成熟的结果。你的能力得到提升只是因为你多活了几年。

大学教育对于认知能力的发展很重要这种看法成立与否完全依赖于我们是否可以在统计上解决选择性偏差和无法度量的变量这两个问题。唯一的非统计解决途径是进行控制实验。但是没有人会把一千个像你们这样聪明并且有抱负的年轻人送到大学之外的某个一样有挑战性，但是没有课堂教育的环境中去。

设想在未来的四年内，你们系统地在商业公司、非营利机构、政府部门等处进行实习，在那些地方，你们不用上课，但是你们还是能够以同样的方式获得那些能力：向你的朋友或者工友请教该怎么做，读读工作手册，或者去参加一些特定技能的课程；你们可能还是住在宿舍之类的地方；你们可能还是需要业余生活，但是没有课堂指导。然后我把你们，除了少数几个领域——硬科学（hard science）和工程——递交上去，你们会跟在这里受了四年大学的课堂教育一样，为申请法学院或者商学院做好了准备。

批判性思维未必是大学教育提供的

从统计数据来看，其他的因素导致了大学教育的结果是很有可能的。

《聪明人》（Smart People，2008）剧照。

让我总结一下：首先，虽然有一些证据显示大学教育在某些领域有一些小的影响，但是没有可靠的证据显示大学教育对口头表达能力、书面交流能力、综合思考能力、智力上的反应能力有直接的影响（20%的正作用）。其次，的确有证据显示大学教育对综合口头表达能力和综合数学能力有正面的作用（10%-15%），但是这更像是“要么使用这些本来就有的能力，要么丢掉”的结果，而不是学习到新的技能。

大学只是让你们一直使用这些在高中已经学到的能力，而很多的工作并不会这样。所以那些上大学的人保持了这些能力，而那些去参加工作的人退步了。最后，大学教育在培养批判性思维上的确有一些作用。然而，有关的研究往往没有控制年龄，所以很难把它的作用跟纯粹的年龄增长带来的成熟区分开来。

这些统计结果不全是从精英大学得来的，而是来自不同水平的高等教育机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得出推论，大学教育对于认知能力的提高没有很大的直接作用。也就是说，你来这里的时候，就是很聪明的人，只要你用你的智力干点什么——具体干什么并不重要——你走的时候仍旧会是聪明的人。

《匆匆那年》（2014）剧照。

所有这些统计的结果都是上大学和不上大学的区别，也就是在比较大学教育和低层次的、没有挑战力的工作或者失业。没有人明确地比较过大学教育和其他智力上有挑战性的活动。毫无疑问，我们一直都在做关于这个问题的实验。美国排名前40的精英大学的数据显示，这些学校的学生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差别很大。在布朗大学这样的地方，你有可能在整个本科期间给报纸做全职作家，课业不过是或多或少不相干的事情。也有像芝加哥大学这样的地方，以上这些行为完全是不可能的。

当然，在同一所学校里，有的人很努力地学习，有的人却把同样的智力用于交响乐团、创造性写作或者喜剧。但是没有人考察过这些课业学习之外的智力活动对认知能力的影响，也没有人测试这个预测可能是错误的：在大学里做很多课上课下作业的学生在以后会比较成功或者认知水平会比较高。

所以，反对“大学教育能够教会你一些在以后的生活中很重要的能力”的理由如下：（1）这些能力并不是独立于你自然的成熟而产生的；（2）还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大学教育产生了这些能力；（3）没有证据证明没有其他的智力活动也能产生这些能力。

“综合认知能力”，对职业真的重要吗？

现在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这种认为“认知能力”对以后的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的观点。你们可能已经猜到，你们将在研究院——而不是大学本科的时候——学习到关于如何成为一个律师、医生、商人的知识。你们中将来成为医生的人也会发现，生物化学和其他类似的精密科学知识对于行医来说既没有什么意思，也没什么用。事实上，直到20世纪，医学院才要求本科有理科背景。而且，在某些国家，医科、法科和商科授予本科学位，而不是研究院学位。这也说明，尽管校友们那样认为，大学里学到的技能对将来的职业生活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让我们走得更远一些。把标准的大学本科的技能列一个单子，让我们看看你们大部分人在追求的职业是不是真的要运用这些能力。这些能力是批判思维能力、分析推理能力、终生学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还有写作能力。这些是在校友研究中出现的五大能力，在其他同等精英学校研究和全国研究中它们也是最主要的。这些东西真的对从事法律、商业、医学还有学术那么重要吗？

《律政俏佳人》（Legally Blonde，2001）剧照。

律师。精英律师的真正活动是去找生意、签合同、领导法律团体，还有监督年轻的同事。年轻的合伙人需要知道怎么写作，需要分析的技能。但是太多的批判性思维会让他们陷入麻烦之中，独立思考能力同样很可疑。

对非精英律师来说，他们做的大部分工作是财产或者其他财富的转移、离婚、遗嘱、合伙，还有偶尔的个人伤害案件，所有这些都是他们在离开法学院之后才学会的，很多时候是文书人员教会他们的。所有伟大的诉讼律师的策略都不是在课堂学会的，学习戏剧的背景比法律学位更有用。对法律本身有很深的批判性的了解只对法学教授和很少几个法官有用。

所以，很难说对律师而言那五大认知能力比跟人们处理好关系、团体合作、陈述清楚并简单化问题以及把它向不同的人群说明等能力更加重要。

在商业中，情况多多少少是一样的。你们中从商的人永远不会像我或其他一些教授那样写作。你们将不得不尽量减少事情，你们也一样需要把事情简单化、清楚化。你们同样需要跟别人好好合作，把你的独立性搁在一边。正如鲍伯·杰卡尔（Bob Jackall）所精妙证明的，你们需要严格控制自己的批判性思维。

综合分析能力对你们会很重要，但是，正如杰卡尔和其他管理人员所说的，对于商业管理人员，关键的分析能力是解码在各种组织中流动的、时刻变化的、有偏差的信息，从而正确地理解别人。这些是你在大学里绝对学不到的。为我们写作课本的人并不希望欺骗诱导你去做他们想要你做的事情。

医生会怎么样呢？绝大多数的医生工作跟法律工作一样，都是例行公事。每天做一些标准化、程序化的事情。医生比律师和商人更需要终生学习。高级律师可以向他们手下的律师学习新的法律，医生却需要自己不断学习。但是，除非他们是学院派医生，否则跟商人一样不需要写作。复杂的分析性思考也常常不是那么必要。医学内部的分工把他们的分析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只需要处理跟自己专业相关的病人。不一样的是，批判地去听的能力却是很关键的。对于行医的医生来说，理解另一个人想告诉你些什么是最基本的能力。但是对此我们在大学里并没有系统的教育（在医学院也只有很少的正式教育）。

《教授》（The Professor，2018）剧照。

最后，教授们又怎么样呢？他们需要这些能力吗？你们现在可能已经发现了，大家都在说的这些“主要的认知能力”其实是精英学术界的东西。（当然，我应该说“我们自己”。）在学术界，批判性思维、分析能力、写作、独立性和自学都是被鼓励而且是很重要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著名的列表其实是学术界的列表。现在我要证明，即使在学术界这些能力也不是那么核心。大部分在非精英学校任教的教授有着沉重的教学担子，他们要去教没有学习动力的学生，很少用到这些能力。即使没有这些论证，你们大部分人在将来的职业生活中还是不需要这些在高等教育中强调的能力。最明显的例子是写作。我们芝加哥大学对写作极其强调。但是事实是，你们中大部分人在以后的生活里都不怎么会写作。你要写的大部分报告、法律意见、公司说明书等都是由委员会完成的，而且它们是写来告诉听众他们想要知道的事情，或者能说服他们的东西，而不是逻辑上正确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仅有很好的理由来怀疑“大学教育教给你在将来的生活中很重要的综合认知能力”这个说法的头半部分，而且同样有很好的理由来怀疑这个观点的后半部分。我们不能证明大学教育是产生被认为重要的那些能力的原因，而且它们可能也没那么重要。

所谓“共同语言”，更不是教育的目的

让我再来反驳这种“认知能力”论点的另外一种变形。有一些特定的文献构成文化教养，博雅（liberal arts）教育的责任就是把这些文献的很大一部分教给学生。我称这个为“共同语言”（lingua franca）观点。因为不管学生们现在在做什么，这些经典是受过教育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共同语言”。

这种“共同语言”观点起源于19世纪像牛津、剑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等欧洲精英学术机构。当社会精英在这些地方修课的时候，他们背诵了大量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诗歌与散文，他们在议会演讲和俱乐部对话中引用这些词句。这些引用起到标识精英的秘密代码的作用。它们也产生文化共同语言。你不需要抽象地苦苦思索愤怒。你可以提到阿基琉斯在他的帐篷里愠怒。事实上，我记得有不少人想象越战是美国版的雅典人去西西里的远征，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不朽的词句所说的那样：

雅典人被彻底打败，全军覆没，他们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们被毁灭了，像谚语所说，一切都灰飞烟灭了，他们的陆军，他们的舰队，全部都被毁灭了，庞大的远征军中只有极少数人重返故乡。这就是在西西里发生的事件。

是的，是这样的。如果你不懂希腊文的话，它什么也不是。经典只有在每个应该懂它的人都这样认为的时候才能称为经典。100年以前，你们中半数的人会被要求懂得我刚才说了些什么（可能我也被要求懂）。但是在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里，关于什么是经典并没有一致的意见，所以并没有经典可言。事实上，在美国目前有关于典范和优秀人物的共同文化，但是他们大部分来自体育界、娱乐界和时事。简而言之，并没有学术的或者高雅文化的经典。

即使有任何意义上的经典，教授们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可能我们唯一能保留的就是我称为“智力训练”的观点。

《天才捕手》（Genius，2016）剧照。

在用一系列大规模实习来取代本科学院的讨论中，这种观点就暗藏其中，当我指出，全职的报业作家在智识上也许和学校的功课一样有挑战性的时候，这样的观点也如影相随。“智力训练”的观点认为只要你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内干点智力上有挑战性的事情，具体做什么并不重要。因为任何智力上的训练都会发展，至少保持你的认知能力。这样的训练在大学教育中是很容易得到的，你在大学里可以利用它。这就跟去下一个街区的智力健康俱乐部而不是开车去芝加哥市中心的智力训练俱乐部一样。

“智力训练”的观点是19世纪牛津和剑桥改革的核心。没有人认为学习希腊文会直接帮你管理印度。但是他们认为一个能够真正掌握希腊文或者矢量微积分的人可以学习任何管理印度所需要的知识。在有了很大范围和很高难度的学习经历之后，一个人可以胜任任何事情。这个观点导致完全忽视学习内容。很多英国的殖民统治官员对不定过去时而非中尉感到更加舒服。但是作为一种纯粹的智力训练，这是个很好的主意。不幸的是，正如这个例子和我之前对职业的讨论所清楚显示的，以后的工作也许并不是智力处理的问题。所以这个智力训练的观点可能根本就是不相关的。

在整个讨论中我唯一支持的看法是：大学教育提供了一种形式的智力训练。但是很多其他的活动也有这个功能。所以，没有任何实用的理由让你来接受大学教育，学习你的课业，或者选择一个专业。它不能带给你任何其他途径不能给你的东西。所以忘掉所有这些接受大学教育的工具主义的理由。

在这里或其他任何地方受教育的理由，是受教育比不受教育要好。教育本身就是好的。不是因为它是获得其他东西的途径。

注：封面题图素材来自《正常人》（Normal People，2020）剧照。

原文作者/[美]安德鲁·阿伯特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