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角度看雍正——说一说热播神剧《雍正王朝》背后真实的历史

前序 :

历经二十多年长盛不衰的一部电视神剧《雍正王朝》，使历史上一位颇具争议和神秘感，也是争议最多、具有特殊历史地位的皇帝，进入了寻常百姓的视野之中。

只不过文艺作品跟历史史实毕竟有很大区别。

文艺作品必须有艺术感染，在情节上做到骨肉丰满、引人入胜，需在历史史实基础上做大幅度的艺术加工。而作为文艺创作者，对一个历史人物的描述，都有不同程度地加入自己个人对这个人物喜憎好恶的情绪。

另外，文艺创作者们为了求奇和吸人眼球，达到独辟蹊径的效果，显示自己非同寻常之处，往往喜欢另辟蹊径，从众不同的角度出发，将千百年来已成定论的历史人物或事件完全做不同程度的颠覆。

这些都是大多数文人的通病。

故此，在文艺领域的历史板块，时不时刮起一阵阵的“翻案风”，坏人变好，好人变坏，为一些不可理解的人或事物，强硬性地找出各种理由和解释等等，已经成了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

这些现象往往能使一些不明就里、不做深入考证的人们，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因为没有政治大局观和历史逻辑推理能力，往往因为文艺作品，对真实的历史人物造成一定程度的错觉。

通过一部电视剧，使雍正皇帝成为了一个历史热议人物。

雍正皇帝在后世历史研究中，是个颇具争议的一个人物。他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算得上最勤奋的皇帝之一，实施了很多制度革新和有益于国家的善政。

他是整个清帝国、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一个皇帝。同时，他也是挨骂最多、也留下了很多历史疑案的皇帝。在他继位到死去的短短十三年，所做的几乎每一件涉及他个人的事情，差不多都成了历史谜团。

但在《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中，作者为了强调他重新定义这个历史人物的必要性，做了很大程度的艺术加工和渲染。

在一些该贬低和解释不清之处，根据作者的臆想，都做出了看似合理的铺垫和美化。

当然，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这样的艺术加工也无可厚非。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不同于文学，需要的是严谨、客观和不加个人喜好的考证，以丰富真实的历史真相。

（一）

公元1722年12月30日，也就是大清帝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戊时，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病逝于畅春园。北京九门关闭六天，十六日遗诏颁布，二十日，举行了即位大典，皇四子胤禛在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贺成为新皇帝，改明年为雍正元年。

围绕着雍正继位，在学术界和民间有无数的争论和见解。在没有新的考证成果出现之前，恐怕永远都没有什么人都观点可以权威到让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程度。

其中最著名且流传最广的就是胤禛“改诏篡位”。

其内容为胤禛伙同步兵统领（相当于首都警卫部队最高长官）隆科多将康熙“传位十四皇子”，将“十”改为“于”，成了“传位于四皇子”。这种演义式的说法实则经不起推敲。遗诏是要用汉、满两种文字书写，不会像民间相传的那么简单。

但围绕雍正继位的事宜，则已经无法考证，完完全全是个历史谜团。

然而，篡改遗诏这个说法仅仅如一锅开水，随着温度的增加才刚刚冒了个泡。随之，涉及雍正皇帝个人事情的“十大罪恶”接踵而来。

事情从一个看似十分荒谬、毫无实现可能的“曾静投书案”而起的。

岳钟琪是除年羹尧外最为显赫的汉族军事将领。在平定西藏叛乱、讨伐青海罗卜藏丹津等战争中立有大功。因此官拜川陕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太子太保，并授宁远大将军印，节制西北诸路大军。

然而盛名之下，必有传奇。围绕着岳钟琪出现了很多传言，说他是岳飞后代，而满族正是五百年前金朝女真族的嫡系子孙。岳钟琪决心继承先祖遗志，要“还我河山”、“痛饮黄龙府”，恢复大汉天下。

这些风传一直使岳钟琪苦不堪言、寝食难安。谁知这些毫无根据的传言却引起了湖南一个秀才曾静的注意，随即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并立即行动起来。

他派遣他的学生张熙前往西安投书岳钟琪，书中列出雍正“谋父”、“逼母”、“弑兄杀弟”、“诛杀忠臣”等十大罪。并劝说岳钟琪起步川陕，共图大业，推翻异族统治，恢复汉家江山，成就千秋名节。

岳钟琪看到投书大惊失色，被吓出一身冷汗，一面火速报告皇帝，一面开始审讯张熙，为自证清白，还专门请了一位满族的高级官员旁听。谁知不管岳钟琪怎样威胁利诱、乃至恐吓严刑，张熙始终坚贞不屈，不透露半点口风。

岳钟琪无奈，只能假装自己愿意与之共图大事，之前的审讯是为了慎重和试探张熙的决心如何，并流着泪对天发誓永不背叛，共同齐心协力驱逐鞑虏，恢复大汉。

张熙这才把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岳钟琪。就此，投书一案宣告侦破，地方官员们在皇帝的严密布置下，很快将主要案犯一网打尽。

本着宁枉勿纵、并彻查流言源头的原则，案件迅速扩大化，一场规模不小的文字狱也随着开始，并如瘟疫般几乎遍布到了全国各地……

（二）

围绕着雍正疑案的前前后后，学术界和民间有着无数的争论和见解，在没有新的考证成果出现之前，恐怕永远都没有什么人都观点可以权威到让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程度。

但曾静投书案中，关于雍正“十大罪恶”，以及其它传言的扩散程度，完全出乎了雍正的意料之外。

这种“特大新闻”一般传播极快，具《大义觉迷录》中记载，查来查去，这种流言的传播来源之一，竟有被雍正修理的兄弟们，以及他们的亲近人士和随身太监等组成了一个皇帝丑闻宣讲团，他们在近千华里的流放途中，就雍正如何毒死父亲、逼死母亲，和诛杀忠臣等传言散布到了全国各地。

雍正皇帝描述自己的心情说:“看着逆书，惊讶落泪，做梦也没想到天下人会这样谈论自己。”

他用了一个让人出乎意料的方法处理这个案件，本来并无依据的一种传言，被自己相当完美地诠释了“欲盖弥彰”这个成语。

作为一个帝王，他极其耐心地一条一条批驳曾静给他列举的罪状，结合曾静的口供，和经过皇帝教育改造好后新作的忏悔录《归仁说》等等，编辑成了《大义觉迷录》，刊印成书颁发全国各地，要求所有读书人必须认真学习，如果发现有哪个读书人没有看过这本书，就将当地长官从重治罪。

随后，雍正皇帝下令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翻然悔悟”的师生二人也开始用实际行动痛改前非，分别去南京、苏、杭、和西北地区去宣讲《大义觉迷录》。

另外，雍正皇帝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宣讲团，从新考中的进士中选拔，派遣去全国各地去宣讲。同时，下令全国各地的官员，必须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向老百姓宣讲《大义觉迷录》。

对此事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一切各项政事。

以至于我们无法知道雍正皇帝后来到底有多委屈，可以抛开一个帝王的尊严和杀伐果断，置违反当时最十恶不赦的逆天大罪之第一法度于不顾，释放“首恶”，采取这种另类方式全方位地为自己做辩护。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皇帝这样做，尚属绝无仅有，也成了整个长达两百多年的大清帝国最为奇异的景观。

要知道，大清帝国有着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酷的文字狱。清兵入关以来，从顺治年间开始，康熙、雍正一代比一代严酷，到了乾隆时期达到顶峰。

因无关之一字，导致杀生大祸之事层出不穷、比比皆是。

乾隆皇帝弘历制造的文字狱规模，应该比中国历史上所有帝王的总和都要多。在他手里，以文化工程——修《四库全书》的名义而毁掉的书籍，可能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数目远远超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烧掉的书籍百倍都不止。

而受此案牵连的其他人们，可就没有曾静师徒那么幸运了。

（三）

“曾静投书案”牵连甚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一位名气最大、受到广泛尊敬、但已经过世很多年的浙江大学者吕留良。他生前就坚持“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誓死不当满清官员。

张熙去西安投书前，专门前去拜访了吕留良的后人和其学生们。因此，在流言播及之处宁枉勿纵的原则上，吕留良一族也受到了波及和牵连。

案发时，吕留良和他的儿子已经死了，但他的亲人、后人、整个家族以及学生、朋友、出版商、追随者、崇拜者，甚至购买和收藏他作品的人等等全部受到牵连。死去的掘尸，活着的斩首、流放、抄家为奴等等。

除此之外，由此牵扯出的文字狱大面积波及开来。徐乾学是纳兰性德的老师，他的儿子徐骏，因有句诗“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人举报“思念明代，不念本朝，出言诋毁，大逆不道”，被雍正亲批大不敬罪斩首示众。

数千年来文人骚客常用“清风明月”来借物叙怀，如今做梦也想不到被清廷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

后来，有一个诗人写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颇具情趣的佳句。谁知大清帝国的皇帝，愣是从中看出这两句诗是在嘲笑他没文化。于是，这个倒霉的诗人遭到斩首示众的厄运。

这样的文字狱当时数不胜数，除了“投书案”始作俑者曾静师徒外，有关或无关的文人广受牵连，不一一列举。

最有意思的是，雍正皇帝对于此案双标性的处理，显然不被他的儿子乾隆皇帝所认可。

雍正皇帝死去还不到一个月，乾隆皇帝马上下令，将曾静和张熙凌迟处死，然后先是停止每月两天《大义觉迷录》的宣讲，然后严令将此书收回销毁，凡敢私藏者，将是灭族大罪。

然而人心求奇，越禁的东西就越感兴趣。这样一来，本来让人烦闷不堪、压根没当回事的一本书，一下子变得珍贵无比。

很多人不顾风险偷偷藏了起来，也有很多被带到了朝鲜和日本，使这本本来相当于笑话的《大义觉迷录》也开始蒙上了神秘面纱、变得身价不菲，终于成功地勾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

雍正皇帝认为，只要就所有的诽谤公之于天下，澄清事实，就会谣言自灭，天下子民会因其坦荡而将自己的英名流传千古。可惜，皇帝这样大张旗鼓地自辩，反而让天下子民只记住了流言蜚语，并将之散布开来，注意力根本没有放在他的自我辩解。

而他的儿子乾隆皇帝走了另外一个极端。反而让天下芸芸众生产生了足够的怀疑——毁书的原因，是因为其中透露了太多的真相。

两位皇帝完全低估了天下子民口口相传的威力，以及对民众的猎奇心理完全没有足够的认识。

就这样，围绕着这位在位仅十三年的皇帝，流传着大量的传言和故事，这些故事差不多都有真实的史料为背景，甚至同一件事情，有着完全不同的表达，其内容和形式扑朔迷离、真假难辨并千差万别。

以至于就连雍正之死也成为一个世纪疑案，有着很多的说法。其中最精彩和错综复杂的说法之一，大约可以超过任何推理和武侠小说作家的想象力。

大概意思就是在吕留良案抄家行动中，其孙女吕四娘侥幸漏网。之后，这位貌美如花的吕四娘隐身江湖，拜高人为师习得一身绝顶武功后混入宫中，趁雍正对吕四娘的美貌神魂颠倒之时，割下并带走了雍正皇帝的头颅。

因此，据说雍正皇帝下葬的只是一个身子。或许将来只有考古发掘打开清西陵中的泰陵后，才能验证这种说法的真伪。

（四）

除了雍正篡改遗诏、毒死父皇、逼死母后这些传言之外，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有雍正皇帝荼毒他那些同胞兄弟、和杀死功勋卓著的大将军、自己的大舅哥年羹尧以及舅舅隆科多的故事。

相比于前者那些毫无根据的、算得上诽谤的传言，后者则是不折不扣的历史事实。

以至于真真假假的故事纠缠在了一起，让人完全无法分辨真伪。即使雍正皇帝无论多么勤奋地致力于国家治理，都注定了无法洗清罩在他头上的恶名。

他的父皇康熙帝到底有多少个妃嫔，已经是一个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的话题，光是有名号的就六十七位。一共有五十五个子女，其中三十个儿子，二十五个女儿。

没有名分的就无法考证了，到了晚年，康熙帝还在江南不停地搜罗美女以充实后宫。

据《清朝外史》记载，大名鼎鼎的张廷玉的弟媳妇称得上国色天香，在一次太后过生日进宫朝贺完毕，回来时服饰依旧，却被换成了另外一个人，原因是康熙皇帝一见钟情，留下自己享用了。

庞大的后宫佳丽群，使康熙帝子嗣繁茂。在康熙皇帝的大儿子四十多岁的时候，小弟弟们还在陆续出生。

虽然在帝王家中，很难有血浓于水的兄弟情感，那根本就是最高权力和利益的角斗场。但历史上像雍正那样修理自己同胞兄弟的事例还真是不多见。

确凿的史料证明，在雍正皇帝成年的二十多个兄弟中，除了十三弟胤祥，十六弟胤禄、十七弟胤礼外，其他差不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甚至是极其无情的荼毒。

大哥胤褆压根就不是做皇帝的坯子，在康熙活着的时候，因被揭发用巫术镇魇太子胤礽而遭幽禁，一直被关到雍正十二年才死去。

二哥胤礽是前太子。众矢之的太子难做，当三十七年的太子更难做。

漫长的储君生涯中，有任何的行为不当，就会遭来政敌和竞争者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何况他自己也不太检点，也有人说这种不检点是一种极度压抑后的发泄。

否则以康熙皇帝之明，不会第二次将其立为储君，这种大事，毕竟不是儿戏。两次立储，两度被废。近四十年的太子，真不是人能做的活儿……

雍正继位后，将胤礽流放般幽禁到山西祁县郑家庄，雍正二年死去。有人论证认为原太子胤礽之死，跟雍正脱不了干系。

最能表现雍正对兄弟阴狠毒辣的，是他对付三哥胤祉的手段。

从史料中考证，胤祉似乎根本没有任何的政治欲望，他是一名相当出色的学者。康熙朝的文化工程《古今图书集成》就是他主持编纂的，其出色的才学，深受康熙的喜爱。这正是让雍正心里不舒服的原因，再加上胤祉对胤礽感情上很好，揭发胤褆巫蛊太子的就是胤祉。

雍正继位后，从整治胤祉的助手——两位才华横溢的老学者陈梦雷和杨文言入手，罗织了一些极其可笑的理由，将胤祉发配遵化为康熙守陵。不久褫夺其诚亲王爵位，幽禁于永安亭，直到雍正十年死去。

最让雍正嫉恨的，是他的八弟胤禩。他也是本文最值得一提的人物。

胤禩其人以儒雅仁和，稳重干练而著称，深受朝廷众臣的拥戴。从史料中看，根本不像电视剧《雍正王朝》中那样妄博虚名、结党营私、阴毒奸诈，处处给皇帝挖坑使绊子的人。

然而诡吊之处在于，对于胤禩的排挤和打击的不光是雍正，还有他的父皇康熙大帝。

（五）

长达二百九十六年的大清帝国，一共有十二个皇帝。但无论雄才大略还是文治武功，能真正称得上“大帝”的，康熙算是唯一的一个。他执政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

康熙一朝，气象万千，创造了中国帝制社会最后的繁荣兴盛。但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如影随形的阴暗之处也着实不少。

比如康熙皇帝玄烨在亲政以后，立即废除了唐宋时期开科取士时，最能体现实际政治水平的“策论”，而进入僵化呆板的八股经义取士之道。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康熙还一再发动历史上恶名昭彰的文字狱。

在满清统治下，华夏民族之海纳百川、礼贤下士这些宽容博大的胸怀已荡然无存。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的处境，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卑微、甚至称得上毫无人格的状态。

从《庭训格言》和《康熙起居注》上看，他虽然知人善任，但对汉人始终抱有鄙夷和轻视的态度，满、汉分为上、下等人。他的哪个皇子稍有不当行为，他便从肉体或精神上给与汉人老师们相当严厉的惩戒。

由此可见，他推行孔孟之道，只是为了维护统治，并没有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考虑。

清帝国之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皇帝再任性混账，也不敢公开并毫不掩饰地对国家大臣说:“对待你们，我不过是像对待娼妓那样，不过是像养牲畜一样养着你们而已。”

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就是这样说的。而被如此辱骂的对象、当时文人士大夫的代表、鼎鼎大名的纪晓岚，则诚惶诚恐，叩谢天恩。（据《南巡秘记补编》记载）

从史料查证，从康熙平时对诸皇子老师近乎残暴的凌辱，和对子孙应该怎样对待汉臣的劝训，以及对朝臣不可有敬畏之心，把他们看做奴仆即可的教育上看，而乾隆皇帝那种乖戾的做法也就不再奇怪了。

通过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大量艺术加工的描述，康、雍、乾以有道明君、一代令主的光环出现在世人的心中，即使他们有很多阴暗拿不出手的恶迹，也会被相当巧妙地找到合适的理由去铺垫和美化。

尤其是在外族统治下、已经没有人格的文人尤其喜欢意淫。文治武功、治理天下有相当业绩的康熙，被心悦诚服地吹捧为“仁慈宽厚”、“大力推行孔孟之道”，最谄媚无耻的是“对汉族士大夫的尊重与推崇”。

遍查清朝文学史，根本找不出一个真正有大艺术成就的文学巨匠，除了异族高压统治和文字狱，这就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

但要说他的文治武功，即便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皇帝中，康熙真算得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他最受到后世无穷赞美的，就是他著名的仁政“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因此，对后来雍正皇帝一项意义极为深远的赋税制度改革起到了奠基作用。

这项制度改革对中国极其深远的影响，至今还在发生着巨大的作用。

另外，虽然他也是一位科学素养最高的皇帝，但终究没有赶上或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到了乾隆朝，科学技术就完全变成了旁门左道和奇技淫巧。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号称“康熙大帝”这样一位称得上中国历史上一位少见的明君，在对待儿子、尤其是对待皇八子胤禩的做法上，却显得特别的诡异和毫无帝王风范，进而直接影响到了雍正。

（六）

据《清圣祖实录》中记载，太子胤礽第一次被废后，康熙召集满、汉文武大臣们商议立新太子之事。康熙皇帝命令大家畅所欲言，除皇长子胤褆外，可以提议任何一位皇子，并声明:“大家推举谁，我就立谁为太子！”

结果，众多大臣们一致推举的都是皇八子胤禩，其拥戴胤禩的大臣数量之多，大大出乎康熙皇帝的意料。

康熙皇帝很不高兴，立即翻脸不认账了。他斥责胤禩妄博虚名:“朕施的恩德，都被这小子据为己有。大家这样称赞他，将朕置于何地？这样一来，胤禩不就又成了一个太子了吗？”

他随即宣布:“以后谁再敢说胤禩好，有一个杀一个。这个大权岂可让给别人！”

过了几天，康熙又将诸皇子们召集至乾清宫，专门开了一个声讨胤禩的会议。他声色俱厉地斥责胤禩奸柔成性、结党营私、谋害太子、觊觎皇位等没有任何根据的罪状，并下令锁拿胤禩，严加议处。

他可能没想到，在他十来个成年皇子中，皇长子、皇五子、皇九子、皇十子、雍正的亲弟弟皇十四子都愿意冒着被父皇处罚的风险支持胤禩。

康熙这些不着边际的话激起了这几个皇子的不满和反抗，皇九子胤禟对十四子胤祯说道:“到现在了，你我还不说话吗？”于是，胤祯凛然站了出来，说胤禩绝无此心，哥几个都愿意担保。

康熙斥责说胤祯是想胤禩当上皇帝后，自己图个亲王呢？还是讲梁山泊义气？直脾气的胤祯继续据理力争，终于引起康熙的勃然大怒，竟然拔刀要砍胤祯。

其他皇子一起跪地求情，皇五子胤祺膝行上前，抱着康熙的腿大哭求情，皇九子胤禟也上去劝止，被康熙扇了两个大嘴巴。最后，下令将胤祯打了二十大板，与胤禟一起赶出了乾清宫。

紧接着，康熙削去皇八子胤禩的贝勒爵位，废为闲散宗室。然后，开始不顾自己曾让众大臣畅所欲言的承诺，将一批极力推举胤禩的大臣或流放、或杀头、或夺爵、或监禁。

而他所历数胤禩妄博虚名、结党营私、庇护奶妈的丈夫、母亲出身低贱、妻子嫉妒凶悍导致胤禩没有子嗣等等“罪恶”，所有理由都很可笑，没有一条有实据而够得上犯罪的。

康熙素来最为恩崇备至的佟国维，绝对算得上文武双全、威望最高的一位皇亲国戚。从他一生的行事上看，显然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

即便是老成持重的佟国维，在立太子的立场上，也异常坚定地站在了胤禩一边，甚至不惜在康熙准备第二次立胤礽为太子的时候，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坚持认为胤礽远不如皇八子胤禩。当然，至此之后，他开始受到康熙的疏远和冷落。

由此可见，胤禩这位“八贤王”必定有其不同凡响的过人之处。不难想象，能得到如此广泛而坚定的支持，绝对不是靠收买人心可以得到的。

而文学作品和电视剧中，为了烘托主角雍正皇帝，索性把他描写成了一个大奸大恶的角色，实实在在是没有任何正史和野史资料证明的艺术加工。

是什么原因能让“康熙大帝”在胤禩问题上表现得如此乖戾暴躁，几近疯狂，甚至不惜出尔反尔，不顾绝大多数大臣和皇子的意愿和反抗，毅然决然地将众望所归的胤禩排除出局呢？

其实不难理解，进入老年的康熙对权力和身边之人越发敏感。有众多资料表明，他绝对不希望选一个众望所归的太子。越是众望所归，就越可能让自己大权旁落。他也绝对不能容忍除自己之外，再出现一个政治中心。

就连人人都觉得不堪的太子胤礽的羽翼，早已被康熙一一剪除，在这一点上，康熙不惜以极端严酷的手段惩治依附太子的重臣。刑部尚书齐世武就是被用大铁钉钉在墙上，呼号数日方才死去。

按照这个逻辑推理，这大概是康熙第二次立胤礽为太子的原因。

而对于倒霉的皇八子胤禩，其才情魅力就连举轻若重的康熙大帝都如此忌惮，想都不用想，雍正皇帝又该是何等的嫉恨。

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位自己最嫉恨的八弟，在雍正再次褫夺其爵位封号以后，还为胤禩改名为“阿其那”，有人认为是肥猪的意思，也有人翻译为“臭不要脸”。

胤禩后来在幽禁中死去，大多数学者认为是雍正皇帝谋杀害死。

雍正嫉恨的是八弟胤禩，最为痛恨的是九弟胤禟，因为胤禟是胤禩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且不惜得罪任何人。雍正给他改名为“塞思黑”，有人认为是“贱狗”的意思，有人认为也是不要脸之意。

胤禟死时，表情身体呈极其痛苦状，不难猜测他是被雍正毒死的。

老十四胤祯是雍正一母同胞的弟弟，他不喜欢自己的亲哥哥而坚定地支持八阿哥胤禩。甚至在雍正继位之后，他也毫不买账。

康熙曾任命胤祯为“大将军王”，派他代皇帝去御驾亲征。很多人包括胤祯自己，都认为康熙皇帝有意让其建立军功后继承大统。但据理力考，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可能的。以康熙之明，没有任何可能在自己晚年，将继承皇位的人派到千里之外的。

雍正继位后，为避免与自己的名讳相同，所有皇兄弟都避讳“胤”字而改为“允”。胤祯的名字也改为了“允禵”。

相比于其余被自己荼毒的十几个兄弟，对于这个亲弟弟，雍正还算手下留情。留了他一条性命，一直幽禁到乾隆继位后才被释放，并恢复了所有的爵位待遇。

（七）

这些人伦惨剧的形成，历史上不乏其例，但大规模地对自己兄弟修理荼毒，包括毫无政治和争位野心的同胞下如此毒手的并不多见。

但却有个共同的道理——在权力和利益面前，人性是通常靠不住的，甚至为了这些，可以让某些人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

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对于自己荼毒诸兄弟的做法进行了辩解，大概意思是这些兄弟都不是东西，自己为了国家利益，不得不如此云云。

如果说修理这些皇家兄弟们还能有一些借口的话，雍正帝最说不清楚的，也是让后来的学者难以找到确凿理由的，是雍正赐死抚远大将军、自己的大舅哥年羹尧。

当然，影视作品中的铺垫和艺术加工为其找到理由，但那毕竟是文艺作品。就其中说是年羹尧是因为投靠了四皇子胤禛，在其保举下一路青云直上云云，是经不起考证的。

在康熙皇帝的诸皇子中，外号“冷面王”的老四胤禛并不引人注意，甚至不太受人待见。在漫长的有关立储问题的岁月中，没有胤禛继位的任何迹象。

《清史稿》评价年羹尧“才气凌厉”。抛开功勋卓著的军事才能外，细加注意，他还绝对算得上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显然，他不是那种靠裙带关系上位的。

康熙年间，因处理突发紧急状态时的果断举措而受到康熙皇帝的欣赏，认为其“治事明敏”，一路晋升为四川巡抚。更加不同凡响的是，因为巡抚没有兵权，因人设职而专门设立了四川总督一职，兼管巡抚事宜。后在在驱准保藏之役中立功，任川陕总督。

如此顺风顺水的年羹尧，在当时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四阿哥胤禛的时候，很难想象会去冒险投身、烧胤禛的“冷灶”。

但在康熙去世前后，年羹尧确实是实实在在为雍正的继位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当时大将军王胤祯在青海用兵，而年羹尧的位置恰好卡住了他的的咽喉，使这位对雍正不满的皇十四子虽手握兵权，但没有对雍正构成任何威胁。

因此，年羹尧正式受雍正皇帝重用，取代胤祯军权任抚远大将军，全盘执掌了川陕和西北的军政大权。

至此，他的才华被尽情释放出来，用兵上收发随心、每战必胜，彻底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将青海地区完全纳入大清帝国的版图。从历史角度上看，也可以说他为捍卫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作出了很大贡献。

雍正皇帝兴奋得简直有些语无伦次，他把年羹尧称为自己的恩人，晋爵一等公。并要求子孙后代及天下子民世世代代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

而年羹尧在建功之后，也曾要求交出自己的兵权，调任回京。 雍正皇帝温言劝勉，一面强调自己是如何心疼，给药给方，让年羹尧好好调养身体，一面要求年羹尧留任，以免外界猜测君臣不和，“当做一个千古奇榜样与人看方好”。

从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入京觐见，受到了隆重而崇高的仪式和表彰。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年羹尧的命运开始急转直下。其诡异之处，不仅仅是因为作为武将的年羹尧，一个“跋扈”之词可以解释清楚的。

十一月，年羹尧在回任的路上，接到了皇帝一份话里有话的谕旨，口气里明显有警告的成分:“若以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

雍正三年二月，出现了所谓一次天降祥瑞的吉兆，年羹尧在给皇帝的贺表中，把“朝乾夕惕”写成“夕惕朝乾”。皇帝认为这是“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

四月，雍正下令岳钟琪取代年羹尧兵权，交出其抚远大将军印，降任杭州将军。九月，将年羹尧逮捕入京。“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十二月，众臣网罗了年羹尧压根没有原则性的九十二项大罪，雍正帝赐年羹尧自尽。

至于雍正为什么要置年羹尧于死地，一些文艺和影视作品为皇帝找了很多理由，但一些正规历史学者们细考真实的历史，至今找不到一个名副其实的罪名。成为了雍正皇帝众多历史疑案中的其中之一。

其实，“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剧情一再上演。一旦天下安定，昔日功勋卓著、位高权重的功臣就会变成皇家的大患。格局和威望不够的皇帝，尤其一些内心些许自卑的帝王，容不得功高震主的情况出现。

功勋卓著的年羹尧死了，留下了许多传说，和许多的无奈。

（八）

隆科多是国丈佟国维的儿子，雍正帝的舅舅。在胤禛年幼时，曾经由隆科多的姐姐孝懿仁皇后抚养。

康熙皇帝晚年，隆科多担任步兵统领一职长达十一年，紫禁城等皇家要地的警卫工作全部由他负责。隆科多一直受到康熙皇帝的特殊信任，常常将一些机密性的重要事项交给他办。

康熙临死时，只有隆科多在场。他一个人代表大行皇帝宣布了皇四子胤禛继位的遗诏。因此，也衍生出很多隆科多篡改康熙皇帝遗诏的说法。

雍正皇帝继位后，隆科多立即成为最为显赫的权贵，但两人的蜜月期也只有两年。

雍正三年初，隆科多步兵统领的职务被解除，恰逢收拾年羹尧的时候，隆科多也受到雍正皇帝严厉的警告:“各宜警惧，毋自干诛灭”——老实点，不要自己找死！

两年后，隆科多被捕，群臣审议出四十一项大罪，其罪名比加给年羹尧的还要可笑。最后，雍正以不忍加诛之名，下令在畅春园边上盖了三间小屋将之幽禁。

第二年，隆科多在禁锢中死去，死因不明。其原因也成为一个历史谜团。

其实，不难想象。隆科多的最大错误，就是离皇帝太近。知道隐情最多的人，就是最该死的人。

然而，通过这些事件而从侧面看，雍正敏感、阴狠、自卑、多疑、格局不够等性格缺陷暴露无遗。但从正面角度看雍正皇帝，从他所实施的一些善政角度考虑，他也算得上一个不错的皇帝。

同时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之一，也是实施的制度革新和善政，其深远的程度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皇帝之一。有一项制度改革一直到现在，还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那就是“拼地丁，停编审”，也可以通俗地称之为“摊丁入亩”，或者“地丁合一”。

这是在康熙皇帝堪称一项伟大的德政善举“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基础上，深化完善而形成制度的、不需要任何怀疑的好政策。这意味着在中国实行的至少一千五百多年的人头税被彻底取消，而改为了田亩税。

这项政策在制度层面上，减轻了人民负担，也剥夺了官僚士大夫阶层享有几千年的一项特权。也可以这样讲，过去由普通老百姓承担的徭役，如今根据官绅们拥有的田地数量，也要一起承担了。

在经济和财政层面上，中国的老百姓在历史上第一次在皇帝面前，与官僚士大夫拉成了一个平面，变成了平等的一群。

再加上雍正皇帝实施的另一项吏治政策“定火耗，加养廉”，也就是把官员们过去鱼肉百姓、巧立名目、暗中进行的各种灰色收入化暗为明，将“炭敬”等各种不合法的附加费合法化。

但名义上是增加了官员的收入，却使各种贪赃枉法的手段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当然，在主要由这些人书写的历史资料中，自然不太容易听到关于雍正的好话了。

后记 :

“摊丁入亩”这项政策尤其在历史层面上，无疑对中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据孟森《明清史讲义》中统计，在此之前的两千年间，中国的人口应该没有超出过一亿人，排除天灾人祸、改朝换代和战争的因素，基本在六千万上下徘徊。

再据胡果文《论清代的人口膨胀》中考证，在大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也就是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前后，中国人口大约在6069万左右。

到了顺治七年（公元1651年），中国人口总数为1063万。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到了顺治十八年，总人口方为1920万。

也就是说，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中国人，为这次改朝换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到了康熙五十一年，实施“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后，人口迅速增长到了2462万人。之后，随着雍正皇帝“摊丁入亩”政策的实施，人口开始以极高的增长率迅速膨胀。四十年后，也就是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统计人口，总数已经突破两亿人。

又过了短短二十三年，中国总人口达到了三亿以上。到了鸦片战争前后，该数字突破了四亿。这就是后来的很多年间，我们耳熟能详的“四万万同胞”形成了一个固定名称的由来。

但回望整个满清统治的二百九十六年，除了历史上最难看、最丧失人格的发型和官服，最落后的科举制度，最严酷的文字狱，和被篡改最严重的史书，还造成了固步自封和闭关锁国，以及腐朽的统治制度。

正因如此，落后的意识和政治经济政策，使这样弊大于利的德政善举之弊处无限放大，人口红利变成了人口过度膨胀，造成人口与资源的极度不平衡。从而到了清朝后期逐渐使国家陷入了谷底。

因此而书写了中国五千年来最恐怖、最悲怆的一段历史，导致中华民族从国土到思想以及各方位领域上的全面受伤，民族自尊跌入了谷底，几乎使中华民族万劫不复。

从而，善政和结果形成了悖论。

不管怎样，各个历史人物都要从正面和侧面的不同角度去考证和评价。如果真的有“康乾盛世”这回事的话，虽然也有很多阴暗面，但从政治角度考虑，将雍正去掉是不公正的。

再从大的角度出发看，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涌现影响深远的政治明星，但在封建帝制统治下，没有从里到外、从上到下、跨越阶层的彻底改变，就难以脱离兴衰更替的怪圈。

有一个历史学家说得好:“在陈旧的帝制社会的政治制度下，非要说出哪一个朝代更好的话，那么只能说‘没有更好，只有更不怀一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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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资料:

孟森:《明清史讲义》。

胡果文:《论清代的人口膨胀》。

史景迁:《皇帝与秀才》。

清《康熙起居注》、《清圣祖实录》、《庭训格言》。

李亚平:《前清秘史——在历史的拐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