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第一次抗英战争：为找入侵西藏借口，英国所用手段有多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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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俄争夺的焦点集中到中国西藏。

驻藏大臣文硕曾说：

“洋人进藏之谋，蓄志已久，前此英俄诸国，叠次前往试探”，“一隅藏地，两国并争”，“是洋人进藏之隐忧，俄国更有甚于他国者”。

帝国主义列强在蚕食中国边疆和周边地区的过程中，大都采用所谓“划界”的手段，以此侵吞中国领土和为发动武装战争制造借口。

中国西藏与相邻的锡金(哲孟雄)、不丹(布鲁克巴) 自古友好，三方之间的边界长期保持着历史沿传的传统习惯线。

早在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清朝派兵驱逐入侵西藏的廓尔喀之后，曾派驻藏大臣和琳率游击张志林、噶伦丹津那木结等, “携带噶厦底案”，“率同各该处营官，悉心讲求，查对底册”，履勘边地，设立边界鄂博，再次明确标定了中国西藏与哲孟雄的边界。

《卫藏通志》记载：“自帕克哩至支木山顶，臧猛谷山顶，日纳宗官寨，设立鄂博，此内为西藏境，此外为哲孟雄、布噜克巴二部落境"。

西藏、哲孟雄和布鲁克巴三者的交界地在雷诺克，雷诺克东北约四公里是西藏的日纳，而隆吐山离日纳还有三十多公里的路程。不丹的噶伦堡在雷诺克西南的三十多公里处，而大吉岭离边界雷诺克还有一百多公里，隆吐山在中国西藏境内，且离边境还有三十多公里的距离。

英国占领锡金以后，为发动侵略战争，于1861年强迫哲孟雄订约，擅自划界，把哲、藏边界从日纳改到捻纳山一带，向西藏境内推进四十多公里，并积极进行战争前的准备工作。

对英帝的所谓划界问题，清政府不但不据理力争，而且还认为“英人考察地界甚精，必不妄称日纳以内为外”，这就大大助长了英国侵略西藏的野心。

2、英国入侵的准备及藏人对策

在 1886 年，英国以武力占领锡金，逼走锡金王之后，就在锡金境内修路、架桥、修建驿站，开辟到西藏的交通，做好了武装入侵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西藏人民拒绝马科蕾使团进藏之后，英印政府遂声称卓木(今亚东)山谷以南的包括隆吐山在内的地区，为它所“保护”的锡金的领土，于是“招雇游民作向导”，派遣了一支配有300驮畜、几门山炮和 1000 多名武装齐全的士兵组成的队伍越过隆吐山探路，还将隆吐山至捻纳一段崎岖狭窄的山路拓宽垫平。

当发现西藏人前来阻止时，英国不但不停止越界筑路，反而继续在廓布等地兴修驿站，一步步向西藏进逼。

鉴于英国侵占锡金后加紧入侵西藏的准备，加上西藏人民从锡金和不丹政府那里获知英人的企图，“英人拟定限期进藏礼佛，务准畅行，无得阻拦，如能照办，即无庸议，不然定即带兵进藏”。

面对英国开修隆吐山山路，在廓布修建驿站，并向西藏边境进逼的形势，西藏噶厦召开全藏会议，全体僧俗代表签订了《抗英卫教守土誓言》，决定：

(1)选派能员，率兵前往边关驻守。

(2)征调前藏、后藏、山南、塔工、波密、藏北等地驻军，以大中寺庙为主组织僧兵。

(3)视战局发展情况，实行18岁至60岁的征兵制度。

(4)立即筹集土炮、土枪、弹药、火绳、刀矛、弓箭等武器。

(5)成立后勤机构，征集粮草。

(6)组织民工,运输军需物资。

(7)下令各地行政官员从速办理，不得延误。

同时还当机立断，于1886年在藏锡边境的险要地段，建卡设防，并在距日纳宗三十多公里的隆吐山上，修建了高大的堡垒炮台，派出 200 名藏军“就近防堵，以期各保疆土”。

西藏地方政府采取这些防范措施，立即受到英国横加指责，他们提出藏军在“边界外距大吉岭相近百里地方，建立炮台，意在阻止通商”。

又指责说是“横截廓尔喀东通印度之路”,1887年，英国驻华公使华尔生提出，隆吐山是属于英国所“保护”的锡金领土，藏军越界筑卡是有意威胁大吉岭的安全。

5月华尔生照会清政府竟威胁说：“若西藏兵丁不肯受屡次谏劝之语，仍在界外踞守地方，则五印度节度大臣(即印度总督)势不得已，唯有自行设法，迫令(藏军)退出”。

企图以威力驱逐的手段赶走藏军，强迫噶厦撤卡。接着，华尔身又多次威胁清政府，说什么“接印度大臣电，决不容番兵在彼（指隆吐）守冬”。

1888 年2 月 9 日，华尔身还强词夺理，说英国曾在隆吐山至捻纳山一带筑路“往事已久”，“今藏兵出守隆吐，阻其来路，不难驱逐，因顾睦谊，故展期至正月底（即 1888 年 3 月 12日）止”。

这些照会和声明充分说明，英国在为武装入侵西藏寻找借口。

3、英国入侵导火索——隆吐山设卡事件

日纳宗和隆吐山历来都是西藏的辖地，藏兵在此设卡驻军是自守疆界的正当作法。

1794年5月，驻藏大臣和琳在划定西藏同哲孟雄、布鲁克巴的界限时曾规定：“又自帕克里至支木山顶、臧猛谷山顶、日纳宗官寨设立鄂博，此内为西藏境，此外为哲孟雄、布鲁克巴二部落境”。

1888年初，西藏各阶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

西藏地方政府除原派住边界巡卡兵百余名和办理边情小官之外，“今复添派查探边情、严束下民之四品干员，不日驰往外，由帕克里所属原设贾茹土兵等，查点后无论何时提调之日，必得随时起程前往。其余后藏江孜、前藏各营官弁、番兵人等，查其事之缓急，不分昼夜，预备起程。至于前后两藏、上下台站、南北等各地方康巴、工布等处,调集土兵,妥为预备……即一面筹备军需口粮、青稞糌粑、药铅火绳等项，仍由前藏商上、后藏扎什伦布等处派员经手收支”。

十三世DALAI喇嘛还接见赴帕里隆吐山办理边界事务的孜本姜健巴、办事官员米本雪康巴 、雪仲米嘉巴等人。

在西藏地方政府给各地的指令中，都是要求提高警惕，严加防范，积极做好开赴前线作战的准备。

中英之间以及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隆吐山是否藏地之争拖延了一年多。期间，英方不断在隆吐山南增兵，修筑工事，加宽道路，做好武装侵略西藏的各项准备。

在如何对待咄咄逼人的英国侵略者的问题上，从清廷到西藏地方政府内部都存在着分歧。但是，在西藏人民面临强邻压境、奋起反抗的坚强决心面前，西藏上层僧俗领主也感到自身利益受到威胁，同样有抗英的要求。

拉萨三大寺和扎什伦布寺为首的僧俗民众在递呈驻藏大臣的公禀中，列举英国殖民势力侵略印度、锡金、不丹等地的事例后，得出结论：

“凡是英人通商游历所在，将来即为英国之地”，并把英人比喻为“侵食小蚁的巨虫”。

他们指出英国人之所谓通商，只是“一贯以强凌弱”的一种借口,、而其实质是“志在土地”, “决非通商”。“溯查英吉利自占印度地方，即已垂涎藏境，以便东窥四川云南，北窃西宁青海，水陆交冲，蚕食我大清边境，蓄志虽久，愿总未偿”。

对隆吐山设卡一事，他们认为隆吐山即为藏境，置兵设卡就是坚守门户的正义之举，此举并未侵犯英国，倒是英国在哲孟雄所属的大吉岭地区“修设铺面，安设英兵，据为己有”，并不经“大皇帝赏给，亦未通知唐古特商上”，而将哲、布两部落纳入其控制的区域，理当“一概退出，撤毁铁锁桥，以正疆界，方为正办”，抒发了西藏人民郁积多年的不平之气。

另一方面，西藏的上层僧俗领主虽然感到形势逼人，但除了用保护宗教号召人心之外，并不知如何对抗这一强大敌人。因此，一旦遭遇挫折，妥协倾向也随之拾头。

4、妥协投降的清廷和坚决抵抗的西藏地方政府

清廷内部同样存在分歧。中央地方的一些有识之士，如丁宝桢、文硕等，对英国的侵略野心早有清醒认识。他们在给清廷的奏章中明确指出，英人的目标并不仅仅是“通商”而已，在洋人通商美名的背后，隐藏着更深更毒的“侵夺之妙计”。

他们认为通商与否，藏人“自有命意”，不能相强，否则正中了英人“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的诡计。

在这方面，驻藏大臣文硕更具卓见，在他起程赴藏前写给醇亲王的说帖中，就已委婉提出警告：“有谓近年藏中僧俗，因朝廷允许洋人游历通商之事，人心颇觉涣散”。

然而，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腐朽本质已暴露无遗，只求苟且偷安。 在英国一再威逼之下，清政府虽提出锡金是否藏属尚需要调查了解，但仍惧怕英国用武，担心藏边发生战争，故一再命令驻藏大臣强迫噶厦撒兵撒卡。

1887年，英驻北京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新的借口，用强硬的恐吓手段，擅自将日纳和隆吐山西北的捻纳规定为西藏边界，并称在捻纳和隆吐山之间，英人修有道路，如果藏兵不退守捻纳，则用兵加以驱逐。

1888年2月，西藏边境局势更趋紧张。

清廷向驻藏大臣下令：

“目下事机紧迫，无论隆吐属藏属哲，将来自可辩明，现在总以撤卡为第一要义…文硕责无旁贷，仍著懔遵迭次谕旨，剀切劝谕，迅速撒卡，即令印兵已到，强弱势殊，藏中番兵不可与之接仗，至我兵驻藏无几，尤宜严加约束，毋得稍有干涉，致生枝节，将来难以转圜”。

当时由于清政府在对待西方入侵势力的问题上，每每与西藏地方当局的主张相背，清廷对外妥协退让政策，早已引起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的不满，因而清廷几次强令噶厦撤卡，噶厦都拒绝执行。

1887 年 2月，西藏三大寺、扎什伦布寺以及其他寺院，噶厦七品以上全体官员联名向驻藏大臣呈递了一份公禀，申诉他们在隆吐设卡的理由，并表现出了誓死保家卫国的坚强决心，“小的阖藏僧俗大众，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

1887年8月，摄政第穆呼图克图面见文硕，再申隆吐设卡的理由，驳斥英国谬论。

11 月，三大寺和僧俗文武官员，再次呈递反对朝廷撤卡命令的公禀。到了12月，三大寺和僧俗文武官员在向驻藏大臣上的公禀中指出：

“隆吐山为藏中门户，倘一退让，势若开门揖盗，自古及今，可有以疆域门户让人之理乎？……抑思大皇帝圣德虚衷，遇事自必延访执政大臣，而京外办理洋务大臣，或因远隔十万里，不悉下情，且迩来洋人强悍，动辄要挟，无论隆吐山一隅之地，无足轻重，即以全藏而论，亦较畿辅悬殊，但是四肢有病，天君终恐不能泰然。大概割地求全之谋，终恐不能久恃，或执政大臣未暇思尔。总之，通商本多后患，而让地尤属无此情理。”

总之，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民众在反对英国的侵略行径的同时，也坚决反对清朝政府对外妥协退让的政策。

驻藏大臣文硕就因拒不执行朝廷的政策而被召回。

5、文硕的主张

文硕自1887年抵藏后，经过多方了解和调查确知隆吐为中国领土，因此多次上奏抗争。他不赞成朝廷对外屈服的政策，同情西藏人民的反英自卫的正义战争。虽多次奉朝廷严令，务必将驻守隆吐山的藏军急速撤回，但仍一再上书朝廷，为西藏在隆吐山设卡辩解，指出隆吐山乃中国门户，藏军并未越界，而是“自固疆域，理难勒令撤卡”。

他还在1887 年 10 月致总理衙门的信中，指出英国对西藏确实有侵略意图：

“藏番以洋人性情阴鸷，行事深险……洋人贪得无厌之心，亦实有难以揣测者。即以通商而论，自道光二十二年南洋五口开办以来，至咸丰十年，推及北洋三口，随又兼及长江，繁埠码头，尽为侵占，华民失业已多，洋商获利不少，如果意存见好，何在藏地一隅？况藏地土产无多，珍奇更渺，固亦英人所稔知者，而必多方规划，强欲藏众通商，不知是何取意。”

为此，文硕提出朝廷应向英人就边界问题据理力争的正确主张。

文硕在藏期间，深感西藏地方反对通商设卡的情绪十分激昂，势难挽回，遂上书醇亲王，提出从速筹饷、筹兵、筹将之计；又督促西藏当局派高级官吏赴前线做应战准备。

他还亲授藏官应战机宜，告诫他们“不取坚硬之法”，不宜集中兵力，与敌硬拼，而应取分散伏击，利用昏夜，中途拦击，截其粮路，断其军需等“以柔克刚”之法。

尤其可贵的是，他还劝诫藏官“要知民利，本自拮据”，所以务必“抚恤小民”，不可一味苛敛百姓，扰害地方。

但在主张对外屈服的清政府面前，一个力主反帝斗争的驻藏大臣是不可能被容忍的。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月，清廷对文硕予以申斥:

“隆吐设卡一事，前经叠谕文硕，令其开导藏番，赶紧撤卡，以为保全该番之计，朝廷于此事权衡利害，度势审机，筹之至熟……文硕于此事筹及军旅，殊属昧于事情，不顾大局”。

三月，清廷以文硕“不懔遵谕旨”，“识见乖谬，不顾大局”为名，将其革职，调回北京，由升泰任驻藏帮办大臣，接替文硕之职。

撤换驻藏大臣，并没有使英国延迟限令藏军撤出隆吐的时间，更没有放弃武装入侵西藏的计划。

英国本来就企图以隆吐设卡一事作为借口，不断以武力威胁为手段，迫使清中央政府及西藏地方政府屈服，但仍然遭到西藏各阶层人民的激烈反抗。

于是，英国决定采取武装侵略的手段打开西藏大门，这样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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