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保民官制：平民的胜利与贵族的无奈

保民官制度是古罗马特有的政治制度，它是罗马平民和贵族久经斗争的产物。保民官的出现和兴起是以平民力量为基础的，平民通过撤离运动迫使贵族妥协，设立保民官；罗马共和国末期，平民的经济实力增强，成为共和国政治斗争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保民官的权力也因此壮大。

伴随着罗马内战的结束，罗马由共和政体走向帝制，保民官的权力不断被元首压制，最后终于走向终结，退出了罗马政治舞台。

保民官制度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从一项不具政治性的制度，演变为正式的政治制度，其权力运行也日益制度化，援助权、否决权和强制权等都是保民官的权力，也是其权力提升的象征。

保民官作为平民的代表，虽然没有武装力量保卫自己，但是平民运动在最初就为保民官的安全提供了保证，所以保民官和平民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因斗争而产生的保民官制度

1.多次撤离：平民与贵族的斗争

公元前367年，罗马王政时代结束后，罗马就一直处于贵族统治的共和制度下。在这一制度下，罗马的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元老贵族的手中，平民和工商业阶层很少有渠道掌握国家政治权力。

因为贵族之间既有姻亲关系，也有利益关系，所以贵族实际上形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正如利内特在《君士坦丁以来的罗马史》中所说的：“执政官总是在贵族圈子里一代一代传下去。”

罗马共和国初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平民中的富裕者上层对贵族独占政治权力和以政治权力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十分不满。下层平民因为高额债务而沦为债务奴隶，丧失公民权力，所以平民要求废除债务奴隶制，重新分配土地。

社会层面中的婚姻歧视也引起了民众的反对，因为在贵族看来，平民是下等人，两个阶层之间的通婚在贵族看来就像野兽杂交，所以为了保证贵族血缘的纯洁，禁止贵族与平民通婚，一旦发现就会严惩。

因此，罗马共和国初期，贵族与平民之间实际上矛盾重重，集中于打破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废除债务奴隶和重新分配土地。公元前494年，罗马爆发了第一次平民和平撤离运动，正式开启了贵族与平民的等级之争。

2.设立保民官：平民的胜利与贵族的无奈

根据李维的《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记载：“公元前494年，罗马面临着与沃尔西人、埃魁依人以及萨宾人的战争。

但是债务的加剧，执政官的严苛残忍、平民的不满情绪高涨，使执政官无法完成征兵任务，平民要求重获自由，渴望为祖国和本阶层战斗，但绝不为自己的‘主人’而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罗马城内忧外患，元老贵族对外敌入侵束手无策，所以贵族们不得不求助于平民。

独裁官马尼乌斯·瓦莱里乌斯在战时为了拉拢平民，就采取了很多措施安抚平民，征兵活动得以完成。

然而在战争结束后，瓦莱里乌斯再次就平民问题向元老院提出讨论时，却遭到了元老贵族们的拒绝，于是平民撤往罗马城外的圣山，并在圣山上安营扎寨，以示决心。

此举引起了罗马城内贵族们的恐慌，因为外敌入侵可能会随时出现，而单靠元老贵族是无法击退外敌的。

元老贵族于是派遣梅尼乌斯·阿格里帕前往圣山与平民们进行谈判，最后第一次平民撤离运动以贵族与平民的妥协而告终。

在双方的谈判中，平民有权选举两名属于本阶层的保民官，保民官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平民权力免受元老贵族的侵犯。从公元前494年至公元前287年，平民发起了五次撤离运动，保民官的权力也相应增加，以提交法案的形式与元老院进行抗争，颁布了《李锡尼-绥克斯图法案》、《霍尔腾西亚法案》、《格努奇亚法》等。

总的来说，保民官的产生从表面上看是贵族为了抗击外敌对平民所做的妥协让步，但实际上却是平民经济力量的壮大和独立意识的觉醒，使平民获得了对抗元老贵族的力量和意识，外敌入侵只不过为保民官的产生提供了契机。

走向制度化的权力运行

1.保民官的选举与任命

最初的保民官是平民在外敌入侵和贵族妥协的情况下选出的，所以当时的保民官选举制度并没有实现制度化。保民官在创立之初，也没有被纳入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系中，所以实际上保民官并不算是罗马共和国的正式官员。

普鲁塔克在其著作中说：“······其他官吏都穿宽边托袈袍，而保民官没有。保民官没有卫队，他们在处理公务的时候也不坐在牙座上，其他官吏在每年年初就任官职，而保民官不是这样，（他们每年12月10日就任）。”

从普鲁塔克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保民官最初是游离于罗马政治制度之外的。然而，保民官的选举和任命在此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因为平民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平民要想保证自己官存在的常态化，就必须在与贵族斗争过程中，实现保民官各项制度的制度化。

保民官的选举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保民官选举过程的制度化，即保民官由每年夏天举行的平民大会选举产生，当选的保民官在当年的12月10日就职，大会一般由现任保民官主持，选举下任保民官。

公元前471年，保民官布布里利·沃雷诺通过了一项平民大会的决议，促使保民官选举活动实现制度化。

另一方面是参选保民官的要求实现了制度化。正如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在《罗马政制史》中所说：“为了政治平等和社会要求而进行阶级斗争的领导（保民官），是由平民中拥有一定积极地位并构成城邦公民人口主体的那部分人来承担的。”

由于保民官对于平民的重要作用，所以对保民官参选者有很多要求，首先必须是平民，贵族若想参选，则必须放弃贵族身份和全部贵族特权，过继给一个平民；其次是奴隶和外邦人无权；最后是无犯罪记录。

保民官的任期和执政官一样，都是一年，但不同的是，保民官可以连任。连任在罗马被视为专政的象征，因此日后元老院声称格拉古兄弟谋求连任是为了专政，最终导致格拉古兄弟被元老院公开杀死，实际上就有这样一个因素。

总的来说，从保民官的选举过程、参选人要求和任期来看，保民官制度中的权力运行越来越趋向制度化。保民官有了相应的制度保障后，他的权力就会受到元老贵族们主动或被动的接受，因为即便是共和国的元老贵族也无权随意推翻制度化的内容。

2.大权在握：保民官的多重权力

保民官的权力在初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平民的政治力量，以平民的支持为基础，因为此时的保民官权力没有获得法律的明文规定，所以每次保民官与贵族的斗争都是平民力量与贵族的力量的斗争。

随着平民力量的增强，保民官的职权日益明确化，并且走向强化，甚至能够召开元老院，进行立法活动。

保民官的核心权力是援助权，援助权是指保民官对平民提供个人保护，以阻止平民受到共和国高级官吏“治权”的伤害。

由援助权发展而来的否决权是为维护平民利益而针对公共权力机构的政治行为行使的反对权，保民官可以依据否决权对抗城邦官员、元老院、公民大会。

能禁止招募军队和征税，阻止法律提案通过，否决元老院会议和禁止召开公民大会等。特奥多尔·蒙森在其《罗马史》中将保民官的权力称为：“足以扰乱国政的策略。”、

强制权是指实行拘捕和处以罚金等权利，目的是保障援助权和否决权的行使；立法权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保民官的权力，因为立法权在法律上属于平民大会，但平民大会由保民官主持召开。

而且由保民官在会上提出法案，民众只有表决权，再加上保民官是民众的代言人，所以保民官提出的法案大多都会在平民大会上通过，所以立法权也可以视为保民官的一项权力。

总的来说，保民官拥有很多权力，尤其是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大权在握”。

不仅如此，保民官自身还有安全保障，任何人都不能谋害保民官，正如迪奥尼修斯所说：“没有人可以强迫保民官，即便他只是一个平民，也不可违背他的意志；没有人可以鞭打他，或命令其他人鞭打他······”

总结

古罗马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斗争产生了保民官制度，平民已经意识到需要在贵族把控的国家中谋求自己的权力，贵族同样意识到整体的稳定需要依赖人数众多的平民阶层，所以保民官制度的出现实际上是罗马两大阶层之间妥协退让的结果。

在妥协的背景下，平民获得了过去所没有的权力，贵族获得了城邦安全的保障。

然而，保民官的设立只是平民争取权力的开始而非结束，此后平民或通过直接与贵族对抗的方式，或通过保民官间接与贵族对抗的方式，展开进一步的权力争夺。

伴随平民争夺政治权力而来的是保民官制度的演变，从最初的临时性质演变为制度化的政治制度，制度的各方面内容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和保障。通过保民官，元老贵族和平民的利益分配达到了微妙的平衡。

参考文献

1.《君士坦丁以来的罗马史》

2.《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

3.《罗马政制史》

4.《古代罗马史》

5.《罗马共和宪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