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怎么灭亡的，亚历山大东征10年，最后却被一只蚊子咬死

亚历山大·马其顿被认为是“古典时代”世界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他曾经率领全希腊的武士纵横征战，建立了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还顺便灭亡了波斯帝国。

但就在他准备再次远征印度，征服罗马、迦太基和地中海沿岸地区时，突然被蚊子叮了一下，患上了恶性疟疾，不到十天就死去了，年仅三十三岁。

后人提起这段历史时无不感慨：

人类的战争往往是规模宏大的，壮观的军阵、整齐的军容吸引了大多数人的注意力。可是深入了解战争史的人都知道，微小的细菌有时比任何可见的武器更厉害。

以至于研究世界史的人常常感慨：“瘟疫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有时候甚至能打败一支强大的军队，还能左右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

2500多年前，即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南欧的爱琴海区域曾经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明。希腊文明在文学、戏剧、雕塑、建筑上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和文化谱系。

但我们也惋惜的看到，如此强大的一个帝国，却在一场不知名的瘟疫中，走向了衰落。昔日灿烂光辉的文明之光，随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簇文明之火归于暗淡并最终熄灭了。

希腊的鼎盛期是在希波战争之后出现的，波斯国王率50万大军进攻希腊，最终被希腊各个城邦同盟军打败。此战之后，雅典成为希腊的霸主。

外敌消除后，内争便逐渐激烈。当时希腊半岛上城邦林立，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称雄称霸的雅典很快就与另一个强大的城邦国家——斯巴达爆发了战役。

公元前431年，斯巴达进攻雅典城邦，伯罗奔尼撒战争正式爆发。

这场战争开始的第二年，正在雅典人的防卫战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一场可怕的瘟疫在雅典城内蔓延开来。

一半以上的居民和四分之一的士兵死于这场瘟疫，当雅典的领导人、雅典“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伯利克里也未能幸免于难。

这场瘟疫改变了战争的走势，关于疫病的原因，后人分析主要有两点：一是战时死亡人员的尸体没能及时处理，这些尸体腐坏，成为传染病源；

二是城内人口密集，面对斯巴达人的进攻，雅典采取陆地退守、海上进攻的策略，导致大量人口进入城内，人口激增。所以当疫病传染开始时，城内没有办法进行有效隔绝，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希腊著名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描述了这样的场景：

后来，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冒着生命危险，带着助手前往雅典寻找解决办法。他发现每天和火打交道的铁匠没有患病，于是推测火是解决疫病的办法。

随后他在城市内燃起火堆，用一把火遏制了疾病的传播，瘟疫才最终得到了控制。

后世历史学家称，希波克拉底用大火挽救了雅典。但从医学角度看，大火可以控制疫情是因为这种疑似“出血热”的病菌是禁不起火烤的。

尽管瘟疫得到了控制，雅典城却从此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社会结构崩溃，盗窃、谋杀和抢劫横行。经历过一场马拉松般长达十年的厮杀，希腊文明早已筋疲力尽。

虽然亚历山大·马其顿统一了希腊，但是他年纪轻轻就死去了，帝国也在他死后迅速崩溃。

此时，希腊文明已经被战乱、瘟疫、分类折磨得异常虚弱，无力再独立支撑下去，自此走向了文明的衰落。

当历史进入中世纪，欧洲经历了封建时代神权昌盛带来的信仰繁荣，经历了稳定发展带来的人口增长。但14世纪，一场名为“黑死病”的瘟疫突然爆发，造成了四分之一以上的欧洲人口死亡。

一种说法认为，这种疫病于14世纪30年代发源于印度北部，后流行于南亚，经过中亚传到欧洲另一种说法认为。

这种病是成吉思汗以及其子孙所率领的蒙古军队，在向西征服时期带到欧洲来的病菌。

1437年，蒙古军队在包围卡发（caffa）城时，因为久攻不下，于是便将一些“黑死病”的尸体用投石机抛到城内。随后，城市内瘟疫盛行，居民病死大半，残余的人逃亡到地中海地区，又将疫情带到了欧洲地区。

虽然疫病不是直接发源于蒙古人，但至少蒙古人的扩张在“黑死病”病菌传播过程中，起到了传播和帮助扩散的作用。

也从侧面证明了，人类历史上的战争与疫病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蒙古军，前往欧洲的商人也可能会成为传染源，但那样的面积和传播速率就会低很多。

据历史记载，1347年卡发（caffa）城内的意大利人将“黑死病”带到了欧洲，首先在意大利的威尼斯、热内亚传播，后来蔓延意大利北部，又在法国南部马赛城一带流行，接着在欧洲迅速传播开来。

与此同时，黑死病肆虐的铁蹄也踏上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和最大的贸易城市，在这座城市创造了数不尽的死亡。

1348年，这一年瘟疫传遍西班牙和法国，数万人奏响了死亡的悲歌。

1349年，黑死病又入侵了北欧的斯堪的那威亚半岛和德意志，继而向东蔓延到俄罗斯，欧洲的版图上一片飘红。

从1347年至1350年这短短三年间，欧洲患病而亡的人估计超过2000万人，相当于居民有四分之一死于此疫，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以前当地任何一场战争的死亡。

从当年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种病比以往任何一次疫病都要可怕。“黑死病”的发病症状和现代记载的鼠疫病症一样，是呈现爆发性的。

患者首先是畏寒，紧接着是呕吐、眩晕、全身疼痛、虚脱，发高烧；后期为腺体肿大，皮肤出现黑斑，到最后损伤脑细胞，患者会在疼痛中死去。

从现代医学角度看，鼠疫是一种由细菌传播导致的死亡率极高的疾病。鼠疫病菌通常由跳蚤的唾液所携带，带瘟疫的跳蚤通过老鼠这个媒介传到人的身上。

细菌一旦进到寄主体内，就会慢慢发展成为败血病或者肺炎。而鼠疫患者一旦和别人交谈或近距离接触，又可以经过呼吸道传染此病。

鼠疫的症状轻重悬殊，轻者仅仅感到不适，重者却会很快丧命。人被鼠疫传染后，潜伏期为三到六天，最快的36小时内就会发病。鼠疫分为多种，腺体鼠疫、肺鼠疫、和鼠疫败血症三种，同时还会并发梅毒、伤寒等。

病症爆发后，大多数患者会在五天至一周内死亡，这是，不管是轻症状还是重症状患者，其相同点都是会在痛苦中死亡。

直至今天，鼠疫仍然是威胁人类的主要烈性传染病之一，在医疗水平十分落后的古代就更可怕了，除了隔离的手段，根本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或者药物控制它。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伟大的文学家——薄伽丘，在他的著作《十日谈》中谈到了意大利的疫情：

这场大瘟疫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造成百业荒废，使一些少数族群例如犹太人、穆斯林人、乞丐以及麻风病患者遭到迫害。

不过，这一灾难还带来了副产品，动摇了神权在人们心中的信仰，促进了文艺复兴的到来。可以说，欧洲以及整个世界的面貌，在这场疫病的打击下都有了重大改变。

人类对付自然灾害，总能在一些惨重损失后想出一些办法。“黑死病”蔓延之初，有些人惊慌地认为根本无法抵抗，人类将要走向灭绝。

事实上，这场疫病经历了几年的猖獗之后逐渐平息，人们在惨重的死亡之后也找到了一些防疫的办法，主要就是隔离和消毒。

史书记载了这样一个场景：

而对于负责执行隔离任务和照顾病人的人也是个问题，他们和患者近距离接触，是很容易被传染的高危群体。怎样解决这一难题？就是让隔离的人穿上长袍，带上面具，相当于今天的隔离服和防毒面具。

当年的防毒面具和今天的面具不太一样，这种面具的鼻子非常长，里面放上海绵，而且海绵事先吸满了丁香、肉桂浸泡的醋，然后戴在脸上就能防止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吸进肺里，在当年可以说是比较先进的防护方法了。

那个时代的人们虽然没有什么科学文化知识，也没有专业的医学知识积累，但通过长期的经验积累，还是会有一些有用的方法。

比如，今天我们在英国伦敦能看到的宽敞如隧道的下水道，其实就是黑死病蔓延之后的遗存。

一次疫病，让英国人深刻地意识到了街上污水排掉的必要性，不然就会导致杂草丛生和老鼠繁殖。至此，英国和欧洲的下水排污系统才得到了彻底的完善。

除此之外，欧洲人开始把火葬作为最重要的丧葬方式，从而防止尸体成为病源。这种习俗也作为一种更先进的埋葬方式，基本上取代了土葬，直到今天作为主流的丧葬方式存在。

欧洲人还在建筑的设计方面做出了改进，家具房屋设计上，欧洲人将原本位于房间中央的壁炉被移到了墙边，房间建材上也用石灰或水泥代替了木板，西欧从家庭到整个城市的面貌也因此得到了改观。

14世纪末期，“黑死病”的阴影终于开始消散，文艺复兴的曙光在意大利开始升起，从此西方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资本主义的先进社会状态取代封建社会的序曲开始奏响。

一场黑死病，使人们对宗教的传统权威性产生了动摇。科学的力量被社会普遍认识，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也有了根本改观，科学与民主的观念在欧洲传播并逐渐流行于世界。

“出血热”送走了希腊和罗马，疫病和战争一起终结了文化繁荣的“古典时代”。从此，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希腊罗马就此沉淀于历史长河，成为只能被人们怀念和力求复兴的存在。

“黑死病”带来了不可计量的死亡，西欧在黑死病的阴影之下，又经历了蒙古人入侵、英法战争、迫害犹太人的重重打击。西欧稳定的封建社会、中世纪稳定的国家机器被动摇，开始产生文明裂变的缝隙。

一位历史哲人说过：“任何一场灾难都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

疫病在西方的历史上是比战争死亡都要惨重的大灾难，但一次次的疫病爆发，也为之后历史的进步提供了空间。

比如黑死病就以2000万人的代价让欧洲人改变了精神追求，改变了经济形态，也改变了文化艺术风格。

它彻底动摇了宗教桎梏，使欧洲走上了文艺复兴之路，拉开了其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使近代科学成为社会的主导。

“正是一次次的灾难塑造了人类，人类历经苦难，而更加顽强。”

人类历史上一次次的瘟疫和战争，都对人类文明造成了或轻或重的打击。但人类总能在遭受损失后清醒过来，积极地寻求破解之道。

即使进步需要巨大的代价，但人类从未放弃对成功的积极探索。也因此，坏事往往能变成好事，历史的辩证法就讲的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