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也是仅存的一支。5000年的悠久历史，使得中国的底蕴和底气，较之其他国家，都显得格外深厚。强汉，盛唐，富宋，大明，大清，这几个强悍又繁荣的朝代撑起了中国的历史高度。在这些朝代中，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处于世界顶格，甚至长时期独占鳌头。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却陷入了挣扎的泥潭。满清统治者为了维系封建统治，施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不吸纳西方先进的科技文明，以天朝上国自居，很快就被欧美国家远远地抛在了身后。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进入了被侮辱被奴役的百年。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值此国难关头，仍有一大批仁人志士为了民族振兴、国家复兴而四处奔波。孙中山先生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孙中山先生的理想远大非常，他的眼界不仅仅停留在中国的富强，他的志向是将中国的影响力扩延到整个亚洲，恢复它昔日的荣光。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理想，孙中山曾惊人地提出，将中国的首都定在新疆伊犁。

首都建在哪里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首都是十分关键的。首都的地位相当于一个人的大脑。在和平年代，首都承担着政治中心的任务，一个政府的重大决策从这里发出，进而推广至全国。在战争年代，首都象征着一个国家的主权完整。如果一个国家的首都沦陷了，那么这个国家很可能就会变为一盘散沙，军事指挥和物资配给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例如明末闯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进明朝首都北京之后，崇祯皇帝朱由检宁可在煤山上吊死，也不愿意弃都而逃，因为他知道大明失去了北京就失去了天下，果然首都沦陷的大明很快走向了终点。再比如二战中的法国，希特勒的纳粹军攻占巴黎之后，法国立刻就像大动脉被切断一样，几乎完全失去了抵抗力，不得不向德国投降。

可见，确立首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首都的地理位置关系着一个国家在战争中的命运，如果选了个易守难攻、适合调度的好位置，那该国家就能在军事对抗中游刃有余，如果选了个不好的位置，那么麻烦就会接踵而至，在军事对抗中陷入被动局面。

而在中国的千年历史上，首都选址也是众说纷纭。西汉和东汉都是双管齐下，一个西京长安，一个东都洛阳，都行使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同时也避免了被游牧民族攻破首都而导致的被动局面。唐朝一定程度上也沿用了汉朝的这种形式。汉唐的国祚都很长，就是得益于首都的选址。

而像南北朝时期和五代时期，出现了很多面积不大的国家，如后汉，北齐，这些国家的首都选址因为国土面积的限制，选的位置都不够好，不是离军事缓冲区太近，就是不方便掌控全国，所以战乱不断，国运自然也很难长久。

再如宋代，因为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给了辽国，导致北宋首都汴京无险可守，使得北宋开国就埋下了祸根。北宋享国167年，来自北方的威胁从未间断过。

在中国，首都选在南方还是北方也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历史上建都南方的朝代都不长久，而建都北方的朝代则相对长久一些。

纵观中国整个古代战争史，因为气候、地理、军备等方面的因素影响，南方军队在对抗北方军队时大多数情况下都处于下风，南方军事政权很少打得过北方军事政权，仅有的一次，就是朱元璋从南京一路北伐统一中国。因此，首都选址在南还是在北，值得细细商榷。

孙中山的思虑

我们回到辛亥革命时期，当时的革命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股巨大的反封建浪潮，推翻清廷统治已经是指日可待，那么建立的新国家的首都选在哪里很快就出现在了革命派的议程上。

当时的声音有很多，北平、武汉、洛阳、南京、广州、西安等重要城市都有自己的支持者。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首都来稳固革命成果，成了孙中山先生的首要问题。

孙中山心思缜密，能把各个方面的情况综合在一起进行分析。

他认为，北平虽然作为古都，历史文化丰厚，但客观来说，它还是满清政府的老巢和旧势力的大本营，北平的风土人情还是沾有一层封建色彩，如果定都北平，势必要经常受到顽固力量的冲击，这对一个新生政权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考验。

那么广州呢？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在此发难，这里有着深厚的革命基础，对于革命政权来说十分有利。但孙中山也不赞成定都广州，因为广州的地理位置太偏南方了，无法有效地辐射整个中国，一旦北方发生了军事叛乱，进行平叛也是个大问题。

那么南京呢？南京自古以来就被称为虎踞龙蟠之地，正所谓“金陵王气”，就是说南京的地理位置比较适合统摄中国。另外，南京虽然被划为南方，但其实位置比较偏北，对北方进行北伐也相对有利。当年朱元璋就是从南京一路平推，最后驱逐了蒙古统治者。

章太炎是孙中山的挚友，他支持孙中山定都南京。可是孙中山觉得不妥。为什么呢？因为太平天国的前车之鉴还在眼前。当年洪秀全率领起义军一路高歌猛进，攻无不克，但占领了南京之后很快就不思进取了，沉醉在自己的温柔乡中，最终导致了失败。

孙中山认为，“金陵犹不可宅”，而且南京作为清政府不平等条约中的通商口岸，外国势力纵横交错，各方利益纠缠不清，这对于一个新生政权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从孙中山和章太炎的谈话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孙中山把首都的候选地确定在了武昌、西安、伊犁三个地方。

他说，“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也就是说，中国如果只想稳固自己的国土，那就定都武昌。如果想把周围的小国家也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那就定都西安，如果想成为整个亚洲的霸主，那就要定都伊犁。

武昌就是现在的武汉，这个城市位于中国中枢，交通四通八达，被称为“九省通衢”，可以将中国各个省份连结在一起，既能防北，又能御南。而且辛亥革命的首义就是在武汉，武汉有着值得信赖的革命基础和群众基础，甚至还有洋务运动留下来的部分工业基础。这在当时贫困潦倒的中国无疑是先天的优势。

但是武汉的位置离新疆、蒙古太远，定都武汉势必会导致对新疆、蒙古的控制不稳，这两个地方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旦失去了新疆、蒙古，刚建立的革命政权还会屋漏偏逢连夜雨，从北方又多出来一股威胁。这是孙中山不想看到的。

对于孙中山的顾虑，章太炎认为，定都西安是个不错的选择，这里地处关中，可以有力地控制新疆蒙古，而且西安是汉唐龙兴之地，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但孙中山认为，西安对西域的威慑力还是不够强大，自古以来，西域就是中原政权的心头大患，中国人拿得下来但是守不住，究其原因，就是西域离首都太远了。

孙中山的眼光十分长远，他意识到西部地区对中国未来的重要性，只有将西部牢牢地握在手中，才能连通中亚，将影响力挥洒到整个亚洲版图上。孙中山提出了定都伊犁这个大胆的设想。

那么，伊犁这个地方究竟适不适合作为首都呢？孙中山先生的选址计划是不是过于臆断了呢？

首先，伊犁这个地方属于新疆，曾经是大月氏和乌孙国的领地，后被西汉收服。清朝强盛的时候，伊犁的面积比今天的伊犁要大得多，一度将哈萨克斯坦和俄国的部分土地纳入其中，后来清朝衰落，伊犁被沙俄吃掉了大片的土地。

如果定都伊犁，那自然可以将新疆牢牢地控制在手中，孙中山先生交通中亚、指点亚洲的梦想也有了现实基础。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伊犁几乎处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和苏俄的边界上，一旦发生战争，这里必然首当其冲。将首都放在如此不安稳的地理位置上，可以说是十分鲁莽了。

当时国民党和苏俄的关系比较亲密，孙中山试图借助苏俄的力量，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但这个想法有点过于理想主义，毕竟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就中苏交恶时期来看，伊犁地区一度成为军事冲突的最前沿。如果真的建都伊犁，那么后果可想而知。

其次，伊犁的气候特征是温带大陆性气候，山地降水量高，常年湿润，平原降水量低，常年干燥。美丽的伊犁河谷使得这里被誉为“塞上江南”，丰茂的水草和繁多的牛羊又为这里增添了一股田园气息。

但是，这里的气温变化也不容忽视。伊犁地区昼夜温差极大，极端气温频繁出现，高温可以达到43摄氏度，低温可以达到零下51摄氏度。这样的气候，显然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再次，伊犁地区的工业基础相对于中国内陆地区还是比较落后，当时甚至连火车都没有通。如果将首都草草地定在这样一个不毛之地，那么首都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多种制约，从而影响到中国整体的发展。

总之，定都伊犁从而成为亚洲共主的梦想虽然非常远大，但客观地说，根本不符合实际。

伊犁方案的背后

既然这个方案根本行不通，那孙中山为什么还不止一次地提出呢？其实，孙中山的伊犁方案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历史原因。

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基本胜利，清廷的统治宣告终结。可溥仪退位了，接下来怎么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呢？袁世凯等北方系军阀拥兵自重，在当时混乱的局面中等着坐收渔利。而广州的革命党也处于摸石头过河的迷茫状态，无法拿出具体而微的后续方案。

革命党在南京宣布成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却没有将南京作为首都，这是因为北方的军阀们不同意。袁世凯等北方军阀要求将北平确立为首都，他们的小心思很简单，北平已经在他们的手下经营了多时，建都北平能对他们以后的统治提供很大的便利。

而孙中山先生，对袁世凯一开始就非常警惕，他早就意识到袁世凯和革命党不是一路人。可当时袁世凯的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了，袁世凯手下有着几千号人的新军。这支新军不仅装备着新式枪械，而且进行德式训练，战斗力强悍非常。再加上袁世凯背后有着其他势力的支持，要想正面和他对抗无异于自寻死路。

辛亥革命初期，袁世凯奉清廷敕令镇压起义军，一度使起义军节节败退，如果最后不是袁世凯接受了共和，辛亥革命能不能成功还要打个问号。所以对袁世凯的意见，孙中山不得不考虑。

但孙中山到底还是不愿意顺从袁世凯定都北平的提议，因为这样相当于将辛亥革命的果实拱手相让。所以孙中山才会提出定都伊犁这样不着边际的设想来试图削减袁世凯的影响力。不过孙中山的设想实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以当时他的实力和精力，连各路军阀都降服不了，何谈定都伊犁呢？

定都伊犁的方案虽然是历史制约下的产物，但它的背后却反映了一代伟人对国家前途的深沉考量。

纵观民国历史，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从此沉迷于声色犬马，流连于明山秀水，而将孙中山先生的建党初心忘得一干二净，导致民国社会长期处于金融失衡、治安混乱的局面，最终落得个仓皇逃窜。

而定都武昌的汪精卫伪政府则是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完全抛在了脑后，做了汉奸走狗。我们不得不感叹，像孙中山这样的时代先行者能永葆初心，不忘人民，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