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独立后，这2个人如何让尼赫鲁转向，继承英国分裂西藏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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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的推动下，英国工党政府加快从印度撤离的步伐。

1946年6月印度立宪会议选举结束，国大党获得192个席位，穆斯林联盟仅获70个席位。

1、尼赫鲁的矛盾

同月，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常会选举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接替阿布尔·卡拉姆·阿萨德担任国大党主席。

7月，英属印度总督魏菲尔书面通知尼赫鲁组织临时政府，英属印度总督任总理，尼赫鲁任副总理，政府中国大党占6个席位，穆斯林联盟占5个席位。

面临即将从印度撤离的局面，英国“鼓动西藏政府与印新政府树立外交关系”，英属印度与西藏问题有关的官员，如卡罗、霍普金森、黎吉生等人也多方影响尼赫鲁，为他与西藏地方建立联系牵线搭桥。

西藏地方政府也急欲沟通国大党、尼赫鲁，了解他们对西藏问题及藏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在尼赫鲁任临时政府副总理后，西藏噶厦致电祝贺。

10月，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局长索康赴锡金首都甘托克，“此行用意在探视印度独立情形，并与尼赫鲁等会晤”。

此时，尼赫鲁对西藏问题的立场还是摇摆不定的。

一方面，作为印度民族运动领导人，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之苦有着切身体会，为印度的自由与解放奋斗了数十年，反帝、反殖是他的一贯的立场，希望与世界上被压迫民族联合一致共同奋斗结束帝国主义的统治。

尼赫鲁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和共同的语言。

早在1927年布鲁塞尔被压迫民族大会期间，尼赫鲁就认识了宋庆龄，在会上一同当选为反帝联盟行动委员会委员。

在他访问中国期间，曾会见国民党及共产党要人，建立友好关系。

1942年，蒋介石访问印度，与尼赫鲁会晤交谈，临离印度前，蒋介石不顾英国反对，发表同情和支持印度人民的广播演说，要求英国在战后给予印度独立。

尼赫鲁对此深表感谢，赞扬蒋的演说是“用明白无误的语言表达了他对于印度自由问题的立场”，蒋介石离印后，转告丘吉尔“改变印度之政治现状，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

得知丘吉尔政府将尼赫鲁在内的国大党领导人逮捕入狱，蒋介石即向英国驻华大使薛穆表明中国立场，同情印度的独立与自由；并要求美国出面调停，保证印度在战后获得自由与独立，英国允许印度完全独立。

丘吉尔政府对中国支持印度国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极为恼火愤恨，在西藏问题上寻机报复，煽动西藏分裂分子不断鼓噪、策动“独立”。

2、“泛亚会议”的图谋

中国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朋友，在印度战后行将获得独立之际，更需要中国的支持。避免因西藏问题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这是尼赫鲁对藏问题的一个立场。

可是，另一方面，由于受英属印度时期军事战略的影响，在对独立后印度国家安全的考虑中，尼赫鲁继承英国政府在中印间构筑“缓冲”的战略思想，将中国政府恢复对西藏的传统关系，视为对印度的威胁，阻挠中国中央政府加强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力图维持英属印度在西藏特权地位和辛亥革命后西藏地方与中国中央政府的不正常状态。

尼赫鲁就任印度临时政府副总理后，西藏地方政府向他致电祝贺，他回电称：

“我和我的同事至为感谢你们友好的电函，我们满怀信心地希望我们两国之间从古以来的紧密和睦的关系将得到继续和加强。”

尼赫鲁和国大党在西藏问题上的两面立场，助长了霍普金森、黎吉生等人操控下的西藏地方分裂分子的图谋。

印度临时政府成立后，尼赫鲁与印度著名诗人、女权运动家、国大党领导人奈杜夫人着手筹办“泛亚洲会议”。

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摆脱英国的羁绊，向亚洲和世界显示印度争取独立的决心和力量，争取亚洲国家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扩大印度影响，为印度独立后在世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中确立其政治主导地位和形象预为铺垫。

然而，由于霍普金森及黎吉生等人的活动及尼赫鲁、奈杜夫人的认可，这次会议也为西藏地方分裂分子提供了活动舞台。

西藏派代表出席“泛亚会议”是黎吉生、霍普金森策划的。1946年10月间，尼赫鲁与奈杜夫人邀请西藏派员参加“泛亚会议”。

11月间，邀请函被送达西藏地方政府。据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得到的情报，会议请柬是由“英人转来”的。

3、分裂西藏的“泛亚会议”

1947年，藏历火猪年元月六日，参加“泛亚会议”代表团携带给尼赫鲁、奈杜夫人及英属总督、外事秘书、英国驻锡金政务官的礼物，为了不走漏风声，装扮为远行经商，悄悄从拉萨出发。

代表团启程后，黎吉生又通过“外交局”向达札建议：

“作为出席这次会议的一个国家来说，西藏代表团应该带上一面国旗备用”。

噶厦急忙按照藏军所用的旗帜样式制作“国旗”，“其图样为上绘太阳，下绘雪山，左右各一狮”。

派专人赶到藏印边境小镇亚东送交代表团。

中国政府接到会议筹办组织的邀请，组建了以郑彦棻为团长的代表团，得知西藏也在邀请之列，认为印度临时政府此举“实属蔑视我国主权”，由外交部向印度驻华大使馆提出交涉，要求把中国政府的立场，转告给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奈杜夫人。奈杜夫人回复：“西藏代表二人可作为西藏地方之人民团体代表。”

印度方面还表示将西藏代表“列在中国各团体代表名单中”。

在与印度交涉的同时，蒙藏委员会致电噶厦，指出该次会议为文化性质，指示西藏地方出席人员不宜提出政治问题以及印藏划界等事，噶厦所派代表在会议期间应随时与中央所派代表联系。

尼赫鲁本人是知道邀请西藏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在1947年1月30日给甘地的一封信中，他将西藏列为应邀出席会议的“国家”名单之中：

“几乎从亚洲东方到西方、到南方的所有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西藏、蒙古…出席。”

西藏参会人员到达德里的第二天清晨，尼赫鲁、奈杜夫人到其住地看望。次日，西藏参会人员拜访尼赫鲁，递交DALAI喇嘛和达札的信件和礼物，并向他阐述“西藏政教情况以及‘藏印边界’情况，并竭力表白了为实现西藏的‘独立’而奋斗的决心”。

对于西藏参会人员提出的“西藏独立”和印藏边界问题，尼赫鲁作了明确的表示：会议“不讨论政治和边界纠纷，即使提出这些问题，也讨论不出解决办法”。

西藏参会人员还受到甘地和英属印度总督蒙巴顿的接见。

由于中国政府事前的交涉，同时也由于西藏“代表团”除“独立”问题外，还打算提出与印度的边界问题。

所以，尼赫鲁明确表态反对西藏“代表团”提出政治和边界问题，但是会议期间，他仍违背对中国政府的承诺，做了一些特殊安排，使西藏当局得以显示其“独立”的假象。

会议组织者将西藏参会人员带来的“雪山狮子旗”与各参会国的国旗并列悬挂。3月23日大会举行开幕式，在主席台后墙壁上悬挂的亚洲地图上，竟然将西藏置于中国疆界之外。

尼赫鲁不顾向中国政府做出的将西藏参会人员列入中国代表团内的承诺，将西藏三名“代表”安排到主席台就座，与各国代表团团长并列，并邀请西藏代表团团长桑颇·才旺仁增在开幕式上讲话。

才旺仁增对会议邀请西藏“代表团”出席表示感谢，宣称西藏与印度早就有宗教联系，强调亚洲各国代表要相互接触、了解，增进友谊。

中国代表团团长郑彦棻向尼赫鲁提出抗议，尼赫鲁回答说，他本人“直到当时尚未察觉此事，允于今日更正”。

24日，会议组织者更改主席台后墙壁上的地图，将西藏划入中国版图。

4、印度如何继承英国西藏政策？

在英国政府从印度撤离前夕，清理盘点对藏关系，明确对藏政策，以便移交给独立后的印度。

总观前述英国对藏政策，英国遗留给印度的就是具有殖民主义性质的、没有国际法效力的，既不为中国政府所接受，也不为西藏地方政权满意的对藏关系和在藏特权。

1947年8月15日，英国从印度撤离，印巴分治，印度独立，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国大党取得执政地位。

经过长期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而获得独立的印度，其对外政策与英国有着重大的区别。

尼赫鲁作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就任独立后印度的总理并主管印度外交，坚持其反帝、反殖的立场，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然而，独立后的印度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英国留给它的遗产，接受了英国移交给它的对喜马拉雅山南侧诸国（尼泊尔、锡金、不丹）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特权。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印度对其北部、东北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实质上是英国政策的继续。

印度继承英国对北部和东北部周边国家和地区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次大陆政策。

印度以南亚次大陆的主导国家自居，将任何大国插手次大陆事务均视为对其主导地位的挑战，严密防范周边国家受到来自次大陆以外国家的影响，在国家的防卫战略上也继承了英属印度的“斜坡防御理论”。

此外，为印度政府继续留任的原英属印度有关北部和东北部官员，也使独立后的印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了英国政策的一贯性。

印度独立后，所有与对藏政策有关的英属印度官员均得到新政府的聘用。

卡罗被聘为外交部顾问，负责处理对藏事务的锡金政务官霍普金森和英国驻拉萨代表黎吉生均留任原官职。英国驻拉萨的代表机构只是改换了名称和旗帜，“原有人员全部留下来”。

上述留任官员中，卡罗对尼赫鲁的影响最大，在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为尼赫鲁及国大党政府所倚重，曾派他到英国查阅档案；尼赫鲁国大党政府在中印边界谈判上采取僵硬的立场，与他有直接关系。

卡罗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任英属印度外事副秘书，后又升为秘书，是“斜坡理论”的鼓吹者，“缓冲国计划”和“战略边界计划”的支持者。

在他的策划和策动下，英国政府同意出版《艾奇逊条约集》14卷新版，将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与夏扎换文硬塞入新版中，以蒙蔽世人。

1940年1月，针对当时国际局势和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卡罗将寇松的“斜坡防御论”应用到北部和东北部周边国家地区，提出英属印度北部和东北部战略防御体系，他将这个防御体系称为“通过稳定诸小国或部落组织来抵御任何强大势力占领印度的斜坡防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面对英国行将从南亚次大陆撤离的局面，卡罗依然坚持其“斜坡防御理论”，认为西藏对于独立后的印度防务仍具有重要意义，“有着广袤沙漠和高海拔的西藏保持其自治地位的重要性绝不次于过去”，“而西藏地位和权力结构的任何变化都将会对尼泊尔产生影响，打搅喜马拉雅山地区其他地方的安全”。

他主张英国应利用其影响，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由列强公开声明保持西藏自治。

5、尼赫鲁如何坚定继承英国西藏政策

另一个对尼赫鲁和国大党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印度前情报总局局长穆尼克，他向尼赫鲁宣传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并举出二战中，当中国与英国协商开辟藏印运输线时，却为西藏所拒绝，并称他们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立场。

印度学者古普塔揭露了卡罗对尼赫鲁及国大党对华政策及对西藏问题的立场的影响。

国大党的外交家、第一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萨达尔·潘尼迦在1945年和1947年关于印度防务战略的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卡罗“斜坡防御体系”和“缓冲国论”的阴影。

在其1945年出版的《印度和印度洋》一书中，他说道：

中国成长为一个军事强国以及她的经济和军事组织基地最近移向东南，给印度造成种种同样困难的问题。

在《印度洋的战略问题》一书中，他说：

一个恢复了活力和胜利的中国——她的人口不可抗拒地向南方（从东京湾到新加坡）移动一可能成为印度洋的比日本还要大的威胁，因为日本的交通线延伸到了距离它力量的提供地过远的地方。

1947年他在《印度季刊》上发表两篇关于喜马拉雅山防御的文章，内云：

喜马拉雅山的重要之点不在于它有150英里的宽度，而在于它后面的高原，这高原本身就有约15000英尺高，四面有高山护卫。事实上，喜马拉雅山脉后面巨大的高原屏障提供了极其宏伟、其宽无比的防御体。

在靠近山脉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建立高效能的力量中心。高原上空的气候条件对空中作战极不适宜，而敌人可以集中起来并给喜马拉雅山一侧以连续打击的任何适当地点都离得如此之远，所以对此可以不加考虑。

在他们的影响下，尼赫鲁改变了他在西藏问题上摇摆不定的立场，在他领导下的国大党政府承袭了英国的遗产，继续英国和英属印度的对藏政策。

在1949年的一封信中，尼赫鲁表示：

我们对藏政策是相当含糊的。它是从英国人时期继承下来的。我们曾承认西藏在中国某种含糊的宗主权之下的自治。从法律上严格地说，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宗主权。我们宁愿西藏自治，并与我们直接关涉，我们力争如此。

尼赫鲁和印度政府接受的就是英国移交给他的建立在“西姆拉条约”及麦克马洪与夏扎背着中国政府秘密签订的“英藏通商章程”和边界换文等非法文件基础之上的对藏关系和在藏特权。

早在印度独立以前，黎吉生就以即将成立的印度新政府代表的身份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新政府将继承英国与西藏地方订立的条约关系，在印藏未订新约以前，“西姆拉条约”及所附“英藏通商章程”依然有效。

西藏地方政府不承认印度继承英藏关系，曾向印度政府指出：“现在英国在印度（的权利）已告结束，自不能以英藏间所订条约施行于印度政府与西藏之间”，并提议就边界问题举行会谈，要求印度归还英国侵占的领土。

印度独立后，中国政府就印度继承英国在藏条约的权利、义务的问题，也进行交涉。

中国外交部常务次长叶公超10月14日在与印度驻华大使梅农商谈中印商约时指出，1908年中英间缔结的《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即将到期，梅农经请示国内后，即以1908年的《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已为1914年麦克马洪、夏扎签署的章程所取代，回复中国。

叶公超以1908年中英间的条约试探印度，向印度方面表明中国坚持印度所继承的英国在西藏的条约权利是以中英间达成的有关西藏的条约为依据，而印度的回复，也向中国政府表明它所继承的是以英藏间的非法条约为依据。

总之，独立之初的印度政府对藏政策，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维持与中国关系，不因西藏问题引发中印对立；另一方面是利用西藏地方政府分离倾向，引诱和压迫西藏地方承认印度依据英藏间的条约继承英国的对藏关系和在藏的权益。

英国从南亚次大陆撤离，但与英国撤离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冷战”格局的酝酿和形成，却使另外一个西方势力美国谋划取代英国，插手西藏事务。

1946年1月，在联合国首届大会上，美苏对立，美国推翻了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达成的国际控制原子能的协议，并支持伊朗控告苏联干涉其内政。

2月22日，美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凯南给国务院的8000字电报，建议遏制苏联。

1947年3月4日，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

3月12日，杜鲁门借“希、土事件”发表总统咨文，暗示苏联是同二战中的德日一样的集权国家，是世界灾难的“祸首”，“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他们正在抵抗武装的少数集团或外来压力所试行的征服活动”。

随着“冷战”格局的酝酿和形成，美国政府内部一些官员开始从“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冷战战略需要，谋划调整美国的对藏政策。

在此以前，美国奉行承认中国对西藏主权，不干预西藏事务的政策。

1946年底，美国驻印使馆代办梅里尔提出调整美国对藏政策建议。

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梅里尔强调指出：

DALAI喇嘛的佛教主义是一种在亚洲中部及南亚佛教国家影响较大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可以用它作为遏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屏障，使西藏服务于冷战需要，成为“长期抵制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影响”的工具；目前印度、缅甸和中国政局不稳，“要防止在这些国家的反美势力控制政权”，“美国可以考虑在西藏建立空军基地和火箭炮发射基地”；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应承认“西藏独立”。

美国国务院从其扶蒋的对华政策大局出发，没有采纳承认“西藏独立”的建议，但鉴于西藏的重要地位，打算发展与西藏的关系，为日后利用西藏预为准备。

艾奇逊电告梅里尔：

“目前不宜介入西藏地位的争论”，但“美国仍十分重视与西藏的关系”，要“十分谨慎地通过非官方渠道”发展和巩固这种关系。

不采取公开支持西藏“独立”的政策，但暗中发展与西藏分离分子关系，这就是美国在国民党政权从大陆撤走前的对藏政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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