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世纪初，拜占庭帝国为何要向希腊进行移民？

9世纪初，拜占庭皇帝首次将移民的目的地转向了希腊地区，特别是希腊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

此时帝王肯定了希腊移民政策与拜占庭帝国在希腊地区恢复税收之间的因果关系。

政治危机与移民政策

从总体上讲，拜占庭帝国的移民政策传承了罗马帝国的移民传统，是拜占庭皇帝对一个多民族的大帝国进行有效统治的政治手段之一。

具体而言，在9世纪以前，拜占庭帝国的移民政策是一种与其防御性的军事战略相配合的行政手段，移民重点是在与首都毗邻的色雷斯地区，目的是保卫君士坦丁堡的安全。

然而，国际形势和拜占庭国内政局的突变促使拜占庭帝国的军事战略从东方转向西方，从防守转向局部进攻。

这是9世纪初拜占庭帝国在希腊地区进行密集移民活动的重要原因。

公元800年圣诞节，拜占庭帝国的教皇利奥三世以罗马帝国不能由女人统治为由加冕了查理，造成了两个帝国并存的事实。

为此，拜占庭女皇伊琳妮试图通过亲自嫁给查理来缓和与教皇的关系。

然而，这样的安排严重损害了拜占庭帝国内部贵族集团的利益。

802年10月31日，帝国财政大臣尼基弗鲁斯在东部军区总司令尼基塔斯、色雷斯军区司令西西尼诺斯等贵族以及皇家禁卫军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黜并囚禁了女皇伊琳妮。

尼基弗鲁斯被他的支持者拥立为皇帝，并于第二天受大教长塔拉修斯加冕。

尼基弗鲁斯上台后采取了不承认查理为皇帝的强硬立场。

于是，拜占庭人与法兰克人之间燃起了战火。

双方冲突的地点就在距伯罗奔尼撒不远的意大利半岛南部地区。

在接下来的近10年内，双方就威尼斯、伊斯特里亚、达尔马提亚，以及南部意大利的归属问题展开了拉锯战。

811年，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伊斯特里亚、达尔马提亚以及南部意大利归东部帝国管辖，而罗马、拉文纳和北方五城市归西部帝国管辖。

虽然尼基弗鲁斯不接受教皇对查理的加冕，但事实上两个帝国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

而希腊地区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正好位于拜占庭帝国的西部边疆，是拜占庭人与法兰克人对峙的前线。

然而，拜占庭帝国在此的控制力却非常弱。

因此，增强希腊地区的战略防御力是尼基弗鲁斯一世频繁向希腊移民的主要原因。

拜占庭帝国在希腊地区的虚弱统治与6世纪末至7世纪中期的边疆危机有关。

在这期间，帝国的防御系统遭到彻底破坏。

随着阿拉伯人的兴起和扩张，帝国的东部局势十分紧张，四面告急，战事不断。

为了缓解东部作战的财政压力，伊拉克略一世撤回了在巴尔干半岛的大量驻军，只在一些海岸城市保留少量的拜占庭行政机构维持日常运转。

长期以来拜占庭皇帝除派兵以镇压当地的骚动外，并未在该地区长期驻兵。

由此可见，从6世纪中期到9世纪初，希腊地区处于权力的真空地带。

为了应对希腊地区战略地位骤然上升这一变化，尼基弗鲁斯采取了向该地区频繁输入人口的策略，尤其是第二次移民是通过近乎暴力的手段完成的。

据塞奥法尼斯记载，该政策从公元809年9月开始一直持续到来年复活节，为期8个月。

富人们变卖家产，举家迁移。

由于路途遥远，运输困难，许多家庭几代人的积累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有的人恨不得当场死掉也不愿意离开故土。

尼基弗鲁斯一世以强硬的手段填补了希腊地区的权力空白。

809年，尼基弗鲁斯一世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设立了独立的军区，并调遣海军长期驻扎在此。

尼基弗鲁斯一世统治拜占庭帝国仅9年时间，却两次颁布针对希腊地区治理问题的诏书，表明了他对希腊地区的高度重视。

教区冲突与移民政策

在教皇北上与法兰克人结成紧密的同盟之后，拜占庭方面与罗马教皇在教会辖区问题上的争议再次白热化，从而导致拜占庭皇帝开始重视起希腊地区的教会建设。

这构成了尼基弗鲁斯对希腊频繁移民的宗教文化原因之一。

629年，帝国的第一个军区———亚美尼亚军区在东部成立，此后又分别推行到奥普西金、安纳托利亚等地。

军区制的推行意味着拜占庭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调整。

然而，在调整过程中，新的权力结构———军区与原有的组织架构———按照总督区划分的教区出现了不匹配和错位。

诺博称之为世俗地理区与教会地理区逐渐分离的过程。

在原有的组织架构中，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区的辖区范围非常有限，仅包括君士坦丁堡城、黑海南岸的本都地区、色雷斯和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的教产也仅限于君士坦丁堡城内及其附近教区，在拜占庭帝国的东部地区这种错位表现的不明显。

首先，在所谓的五大宗主教区建设问题上，君士坦丁堡方面始终是动议者，表现得非常积极，目的是通过教会等级化实现与罗马平起平坐。

其次，在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耶路撒冷相继落入阿拉伯人之手后，上述几大宗主教区的教宗经常以避难者身份长期生活在君士坦丁堡，其生存和行动完全受制于君士坦丁堡的教俗权威。

所以，在帝国的东部地区，军区制改革与教会辖区之间的矛盾不突出。

然而，在拜占庭帝国的西部地区这种错位十分明显，矛盾非常尖锐。

原则上，罗马教皇是帝国西部地区的宗教权威。

不过，事实上，在边疆危机中，这些地区的教会组织越来越朝着地方化的方向发展。

换言之，它们既不受制于君士坦丁堡又与罗马渐行渐远。

当拜占庭皇帝腾出手来恢复对帝国西部地区的统治时，君士坦丁堡与罗马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在毁坏圣像运动期间，利奥三世没收了罗马教皇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所有教产，同时也把西西里、意大利南部和东伊利里亚的所有主教区的管辖权（希腊大部分隶属于东伊利里亚主教区，以塞萨洛尼卡为都主教座堂），从教皇手中夺回，交给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

作为反击，罗马教皇将意大利中部从拜占庭帝国分离出去，成为由教皇和西欧势力所完全控制的地区。

意大利南北对峙的局面由此形成，而罗马教皇也从未放弃过对原有领区的教权主张。

利奥三世之后，拜占庭皇帝为坐实君士坦丁堡对希腊地区的宗教权威，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行动。

从伊琳妮女皇开始，拜占庭皇帝就特别重视希腊地区的教区建设，他们通过设立新的都主教座堂和捐献教堂将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辐射到希腊地区。

780年，伊琳妮授予雅典都主教座堂地位，隶属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区。

同时，伊琳妮还在在萨塞洛尼卡捐献了一座圣索菲亚大教堂，该教堂完全仿照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修建。

到8世纪末，希腊地区已经形成了雅典都主教区、塞萨洛尼卡都主教区和科林斯都主教区三个隶属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区的教会辖区。

移民之后，尼基弗鲁斯也迅速开始教区建设。

806年初，他颁布了针对帕特雷的第一部诏书，宣布重建帕特雷并将它提升为都主教座堂，下属拉卡戴蒙、科洛尼、迈索尼三个主教区。

通过设立新的都主教座堂和教区划分，尼基弗鲁斯一世将以帕特雷为中心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纳入君士坦丁堡的辖区内。

至此，希腊地区的教会事务全部被置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权威下，罗马教皇在该地的影响力逐渐式微。

除此之外，叙利亚、埃及等地的基督徒在战争或宗教迫害的压力下，经常流亡到意大利。

而这些逃亡意大利的希腊教俗高级知识分子对当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统计678—752年间，13位教皇中有11位是讲希腊语的，他们来自叙利亚、西西里和君士坦丁堡。

另外，意大利地区是圣像崇拜派的坚定支持方。

利奥三世的毁坏圣像敕令一出台便在意大利引起了大规模的抵制，进而升级为威尼斯等城市脱离拜占庭帝国的叛乱活动。

可以说，在这场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的运动中，意大利成为拥护圣像崇拜派的天然避风港并为其抵抗运动提供了政治舞台。

而希腊的知识精英大多持崇拜圣像的立场，因此意大利成为他们理想的庇护所。

据《莫奈姆瓦夏编年史》记载，在公元805年的第一次移民运动中，尼基弗鲁斯并未从帝国的东部和北部军区强制调集人口迁入希腊，而是鼓励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和卡拉布里亚的希腊人在主教的带领下回到故乡———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的帕特雷。

综上所述，9世纪初，君士坦丁堡与罗马方面在教会辖区归属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边疆危机和教派斗争既加剧了教会辖区所属权的矛盾，又迫使一部分希腊教俗高级知识分子流亡意大利。

在上述背景下，尼基弗鲁斯一世开启了针对希腊地区的第一次移民活动，目的是延续利奥三世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区建设路线，使希腊地区的教会组织完全置于君士坦丁堡的控制之下。

同时，他的这一移民政策还使部分流亡海外的希腊知识分子回归拜占庭，缓和了希腊地区与君士坦丁堡的紧张关系。

结语

从6世纪中期开始，拜占庭帝国在希腊地区的统治变得非常虚弱。

到了9世纪初，地中海东西分裂的新格局及其文化边界已初步成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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