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晚年，乾隆大骂“丧心病狂”，下令凌迟尹嘉铨，原因是什么？

乾隆晚年，乾隆大骂“丧心病狂”，竟敢‘狂吠’，于是，下令凌迟尹嘉铨，起因是发生一起“尹嘉铨大镸狂吠案”，开始不过是一场闹剧，本可以喜剧收场的，却最终因为天威无故震怒而以悲剧结局。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要从这一事件的主人公尹嘉铨和他的父亲尹会一开始说起！

读书做官几十年，勘不破名利关

尹会一是雍正二年进士，后升员外郎。雍正五年，调任扬州知府，在任上做了不少好事儿，兴修水利，加固堤防、赈济灾民。此后，又任职两淮盐运使、河南巡抚等职务，期间，政绩还都不错，尤其是重视农学，体贴民生，算是一个不错的官。

乾隆四年，当左副都御使的尹会一，请求回家侍奉年迈的母亲，得到批准，乾隆还夸他是孝子。乾隆11年。侍奉母亲回来后，又被任为工部侍郎、江苏学政。

乾隆十三年，他由工部侍郎改授工部，继续任学政，后来，就死在任上了。

其实，尹会一做官还算顺利，而且官位也不算小。当然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可能更重要。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专注于程朱理学，兼及道学，一生著述颇丰，著作有《四鉴录》、《健余先生文集》等作品。

尹会一死后，得以进入清朝的名宦祠，已经是身在名臣之列了。不过，儿子尹嘉铨并没有完全承继他父亲尹会一的睿智和才学。

尹嘉铨科考只中过举人，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做官，他先是在刑部做主事，又升为郎中，后历任甘肃布政使、济东道，后来提升到大理寺卿。

乾隆四十二年，尹嘉铨光荣退休，可以说是功成身退，能够在家安享晚年了。而且从一个举人做到大理寺卿也是相当厉害了！

在任大理寺卿期间，负责在旗子弟的教育，期间，还编写一本《小学大全》，他出不少书，也算是个名士了。读书做官几十年，尹嘉铨本就恬淡，从一个举人做到大理寺卿也应该知足了，但他偏偏勘不破名利二字，终于在自己退休之后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也给整个家族惹下了灭顶之灾！

那么，尹嘉铨到底做了什么，又为了什么引来这么大的祸端呢？其实，他只是给乾隆写了两封信，所求的不过是个身后虚名。

上书求谥求从祀，到底为的哪一出

尹嘉铨不知道读书读傻了，还是老糊涂了，或许是相信了皇帝所说的“满汉一家”、“君臣一体”的这些鬼话给欺骗了，以为自己可以直言无忌，可以在乾隆面前倚老卖老，耍耍宝、撒撒娇就无妨了。

然而，他终究白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白做这么多年的官，对于官场、对于皇帝，他实在太天真！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尹嘉铨虽说退休赋闲在家，但依然关注朝廷中的时事，而且触角灵敏得很。乾隆四十六年，他听说乾隆出巡落脚保定府，觉得时机来了，他赶紧写下两份奏折，让他儿子去保定府呈递给乾隆。

据史料记载，第一份奏折是“尹嘉铨奏为父请谥折”，意思是我老爹死三十多年了，还没个谥号呢，你乾隆得赐我老爹一个谥号。

为什么呢？因为他老爹是孝子，乾隆曾说过以孝治天下，而且乾隆也曾夸他老爹是个孝子，还曾经写首诗赠给他老爹，褒奖他的孝道。尹嘉铨觉得这就是他老爹是个名臣的证据，你乾隆都认可了，可不能赖皮啊，所以，他写了这个奏折请求乾隆赐谥。

第二道奏折，则是“奏请将我的父亲尹会一从祀文庙折”，也就是说，我老爹已经是你乾隆认可的名臣，理应供到庙里接受祭祀。其实，在这件事上，尹嘉铨也不好直接说，于是搬出汤斌、范文程、李光地、张伯行几个汉人重臣，说儒家名臣谁应该从祀，谁不应该从祀的说词，最后羞答答地道出真实意图，为他老爹争个名。

那么，尹会一死都死了三十多年了，尹嘉铨一本正经地讨个虚名做什么呢？其实，尹嘉铨不是老糊涂，而是实在太天真，他觉得作为儿子，如果老爹得了谥号，又配享庙，他当儿子也光彩，而说不定将来自己同样可以蒙赐谥、谕从祀呢。

此事，可能换别的皇帝，只当他老糊涂了，批评两句或者训斥一顿，就了事。谁料，这两份奏折触动乾隆了哪根神经，他的朱批，这性质完全变了。

第一份叔求谥的奏折，乾隆虽生气，但还没发作，只是批复：

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外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钦此。

言下之意就是赐谥是有规律的，怎么提出这非分要求呢，你就老实待家里养老吧，不然就罪不可恕了。语气虽严厉，但还讲点人情。

但看到第二份请从祀的奏折，乾隆就火冒三丈，你这是蹬鼻子上脸了？还没同意你的建议，你到又来说没让汤斌从祀文庙，说什么儒家应该先德行而后文学，意思是我做错了呗？

现在好了，你不但提出汤斌从祀，还加上一大串汉人，意思是你的父亲从祀是天经地义的了？乾隆一看，立马批复：

“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乾隆这么一句话，尹嘉铨大概做梦都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吧？

负责批复下来奏折的官员，看皇帝御笔朱批一条疯狗在狂叫，自然心领神会，马上严查，揪出他的所有罪行，在施以惩处了。

如此一来，尹嘉铨等来的不是皇帝御赐谥号和从祀的巨大荣誉，而是冰凉的镣铐，军机处立即逮捕了他的儿子，然后马上派人到尹嘉铨老家将他捉拿，同时查抄家产。

乾隆还下旨革去尹嘉铨顶戴花翎，命交刑部治罪，可怜的尹嘉铨，求的是荣耀，得的是祸端，转眼成阶下囚。

“狂吠”何其多，都是欲加之罪

按照“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至于一两声，非彻底根究不可。”

所以命人这边抓人，那边抄家，抄家抄的不是财产，而是搜集罪证。而且这次负责抄家的是一个清朝第一位汉人大学士英廉，另一个是当时的直隶总袁守侗。他们当然是“深体圣意”了，所以查抄非常彻底，汇报很详细，将尹嘉铨老家和京城寓所里搜到的所有书籍、字画、书信、登记册等，一一详细向乾隆作了汇报。

同时派出“通晓文义”、“详慎”“查办过书籍之事”的翰林学士在尹嘉铨的书稿、诗作和书信重逐行逐句地寻找“狂妄字迹”。

果然，在尹嘉铨的文字中找到不少“狂吠”。都是一些怎样的“狂吠”呢？据奏一共有131处，且看几个代表性的：

首先，以尹会一、张伯行拟比孔门四子。

孔门四子是指：孔子、孟子、曾子、子思，他们可都是儒家的圣贤，尹嘉铨把自己父亲和张伯行放在和这些人并列的位置，虽然明显是自吹自擂，但已经犯了大忌。

其次，尹嘉铨把自己母亲的死说成“薨”。

薨这个字在古时候是指诸侯的死，或者是后世有封爵的大官死了，都可以叫薨，但尹嘉铨父亲并没有封爵，他这样做当然又是超越了礼法，为当时森严的制度所不容的。

从这两桩“罪状”中看，尹嘉铨的确好虚名，而且有信口胡说的毛病，这在当时不能说罪名不成立，但再往下就开始荒谬了。

在尹嘉铨文章有这样一句话：“后世孝友多不见用于世，即用世而立身之大端又难言之。”这本来不过是一句牢骚话，也可能是借题发挥，但在乾隆这样的“英明圣主”领导下又岂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所以也属于“狂吠”，有罪！

还有一句说“天下大虑为下情不通为可虑”，这本来是一句一般性的议论，但乾隆的时代既然是“圣世”，又怎么会“下情不通”呢？所以还是“狂吠”，照样有罪！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怎能不认罪

这样荒谬的罪名，自然难以让人信服。但尹嘉铨已经被关押在刑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不想认罪，又有什么办法呢？

主审官问：“天下大虑为下情不通为可虑”，你说此话究竟有何用意？尹嘉铨不由辩解半天没用，于是他说：然我书美妄生议论就是我的该死处，还有何可辩？言下之意是，皇上下的朱批已经给他定了案，判了死刑，他还有什么可以辩解的呢？

接下来，还有两段既荒谬又好玩的对话，是关于尹嘉铨怕老婆和他老婆为娶妾博“不妒之名”的两段问讯和供词，主审官问：当时你向皇上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是假道学怕老婆，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

尹嘉铨说：我当初在家时，曾向妻子说，要交见皇上讨翎子，所以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可以夸耀，可皇上没赏我，我回家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主审官问：你女人平时妒悍，所以替你娶妾，给你娶个五十岁女人，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是你这假道学做惯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跟着学。

尹嘉铨答道：我妻子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妻子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是我平日做惯欺世盗名，所以她也很着学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娶妾不成”和“讨翎子不得”这两件事不论怎样，这都和“狂吠”似乎都不搭界。但是一说到假道学，大概总算是罪状了。

所以要论起来，总还是尹嘉铨自己做事做人不够“谨慎”，没有任何防范，处处落下了话柄，这样两件事也会成为他的罪状。

但还有一件，也是尹嘉铨最大的罪状之一，他自己自称“古稀”。乾隆四十六年这时候，他确实已经有七十多岁了，这是唐人杜甫的诗句“人生七十古来稀”，也是中国民间的惯用熟语，尹嘉铨自称自己古稀老人，没什么不妥。

可惜，他遇到的是乾隆帝，乾隆这时也早过来70岁，而且他写了一首御制诗，诗中也把自己比作古稀老人，这“古稀”成了乾隆帝的专用词，要避讳，用了就是大罪。所以这一起“尹嘉铨大肆狂吠案”，又叫作“古稀案”。

不过，乾隆最后也是秉承着“好生之德”，来了个“重罪轻判”、“宽大处理”。这样轰轰烈烈的一桩案子，三审之后，尹嘉铨被定为大逆律凌迟处死，乾隆朝不让他受凌迟之罪，改为绞立决，恩准他一次痛快地死亡。然后，又恢复天下太平！

写到最后

尹嘉铨如果不是名欲缠心，求名心切，应该从三年前发生“文字之事”吸取教训，乾隆对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妄自尊大，自成一统，是相当反感的。这个大文人，就是老了老了还不知缩手，还想“得”到更大名声的行径，为这个“得”，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也要让尹嘉铨明白，人到了这把岁数，“血气既衰”，应该“戒之在得”的道理，名，上了瘾，也是无药可治的。虽然，尹嘉铨案是个特殊的个例，但《论语》里这句“戒之在得”的古训，对已经到了夕阳西下，桑榆晚景的老人来说，还是很具惕励意味，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