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德国学者提出“四大泛区”概念：肢解英国、孤立美国

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自此以后，法国、奥地利和沙俄等欧洲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区不复存在，各国对崛起中的德国十分警惕，这也造成德国从一开始就面临严峻的地缘压力。

由于地处中欧，德国的统一和扩张行为势必挤压周边列国的势力范围，进而刺激欧洲诞生一个反德同盟。虽然德国并不畏惧任何一个强国，但如若陷入与反德同盟的两线作战当中，难免会顾此失彼、难以持久。所以，德国在俾斯麦时期采取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外交措施，不断孤立法国（普法战争已经结下血仇）、防止反德阵营的出现。奈何威廉二世即位之后，不断排挤俾斯麦，并彻底改变了德国的外交政策，将德国一步步拉进了一战的深渊。

在一战中，德国不仅需要对抗复苏中的法国和世界霸主英国，同时还需要与庞大的俄国和强大的美国对峙，渐渐支撑不下，宣布投降。战后巴黎和会签署了对德颇为苛刻的《凡尔赛和约》，原本期望按照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的“十四点原则”进行有条件投降的德国不得不接受割地、赔款、限制军备等一系列条款。那么，在这样一种秩序制约和条款限制下，德意志又是如何迅速走上复兴道路的呢？这就需要从一战后的德国地缘外交环境开始说起了。

一战以后，沙俄变成了苏俄，尔后又形成了苏联，并在“五年计划”的宏观调控下，经济、军事实力早已今非昔比。美国自19世纪末就已经坐上世界工业产值头把交椅，一战之后更从债务国蜕变为债权国，并从舆论思想深刻影响欧洲。美苏两国的壮大极大地增强了德国的战略权重，西欧各国、尤其是英国不仅不再将德国视为防范的重要，反而期盼与德结盟以抗衡美苏。

事实上，从一战后期威尔逊抛出“十四点原则”开始，欧洲就开始弥漫闪烁理想主义内核的威尔逊主义思想，进而对遭受《凡尔赛和约》“压榨、摧残”的德国报以同情心态。故而，在凡尔赛体系和威尔逊主义的共同作用下，在美苏持续增强并威胁到英国霸主地位的大背景下，德国拥有了极大的外交主动权。当时世界上主要存在美、苏、英、法、德、意、日这七个强国，国际外交博弈主要也在它们之间展开，如何周旋于列国之间以加速复兴就成为德国在一战之后面临的重要课题。对此，在德国内部进行思考最为深入的有两个人物，分别是学者卡尔·豪斯霍费尔和外交官员施特雷泽曼，本文先来阐述豪斯霍费尔在一战后为解决德国地缘困境所制定的宏图大略。

卡尔·豪斯霍费尔出身名门，其父是一位经济学教授，而他自己则曾入伍德国炮兵部队，并先后进入三所军校受训。日俄战争后不久，豪斯霍费尔就被任命为德国驻日使馆武官，开始了对日本的研究，并迅速成为日本乃至远东战略问题专家。他在对一战中英德优劣势对比、日本崛起等方面的研究中，逐渐理解了海洋文明，并形成了一套与传统陆海权观念迥异的大地理思维。

在对日本的研究中，豪斯霍费尔不可避免的对东亚大陆、尤其是中国展开研究，并在离开日本返国途中游历东亚和俄国，产生了“轴心国”和“四大泛区”两个重要地缘战略概念。一战中，豪斯霍费尔曾先后在东、西两线服役，并曾亲身指挥过部队，拥有丰富的实操经验。战争结束之后，他主要投身于对地缘政治和国防地理方面的研究。在长期研究的过程之中，豪斯霍费尔愈发意识到军事、政治、地理，甚至是文化、生物、历史等领域问题必须综合研究，才能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找到真正解决德国地缘困境的办法。

在豪斯霍费尔的基本理念中，任何国家都必须能够深刻理解本国所处的“位置”以及周边“空间”的联动效应，如此才能实现国防与外交的完美结合，将本国影响力发挥到最大程度。而如果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力足够强劲，能够在物质上不受制于人，则可成为一个地区的枢纽，即称之为“轴心国”，轴心国所影响的区域即为“泛区”。

为了解决德国的地缘困局，豪斯霍费尔认为应当在全球建立四大“泛区”。即由美国主导的南北美洲、由日本主导的东亚和澳洲、由苏联主导的内亚南亚、由德国主导的欧洲和非洲。换言之，德国应当美苏两大国和远东的日本联合，构建一个反英同盟，全面肢解大英帝国（以及法国的殖民体系）。

四大泛区设想中，最具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豪斯霍费尔看到了苏联的价值，并且主张德国放下意识形态差异，转而联合抗英。同时，在德国人普遍对美国力量缺乏清醒认识的时候，豪斯霍费尔独具慧眼地看到了美国力量的强大和一旦介入欧洲事务以后将扮演的制衡者角色。也正因如此，他对日本的位置价值和军事力量极度欣赏，想要借日本从太平洋方向牵制美国的部分力量。不过豪斯霍费尔同时也明白日本的自身缺陷，以及与美国之间国力上存在的巨大鸿沟，因此并不希望日美贸然开战，而仅仅作为一股震慑力量而存在。

更进一步来说，豪斯霍费尔非常反对日本在东亚大陆的扩张行动，那样即会导致日苏对立，同时也会让日本在中国深陷战争泥潭，凭空消耗国力。他认为，日本的当政者如若足够精明，就应当在东亚推行睦邻外交，并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同时依托于德苏同盟逐渐向南洋（即东南亚、澳洲）方向扩张势力。

除此之外，诸如法国、意大利等国，要么在殖民体系就秩序中与英国捆绑太紧，要么工业基础薄弱，总之都不具备足够的威胁或结盟的价值。当然，即便如此，德国也不应该率先挑起反霸权的战争，而应当暗中唆使其他崛起大国与英国发生冲突，尤其是美国。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此德国才能始终占据外交上的主动权。当然，学者所勾勒的战略蓝图毕竟是理想化的，要想将其落地为现实却需要行动家们的精细操作，而这一步将被魏玛共和国的传奇外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所接棒。事实上，不论是施特雷泽曼还是阿道夫·希特勒都曾从豪斯霍费尔的理念中获益良多，只是二人所走的路线却大不相同。

综上所述，一战结束以后，德国在苛刻的《凡尔赛和约》和弥漫欧洲的威尔逊主义共同作用下获得了普遍同情，具备了德意志复兴的良好外部环境。伴随着美国和苏联的持续崛起，德国的地缘权重日益增加。为了解决德国自身的地缘困境，学者豪斯霍费尔提出了“轴心国”和“四大泛区”概念，勾勒了一副苏德联手肢解大英帝国、联合日本牵制美国、将美国彻底孤立在南北美洲的宏伟蓝图。

豪斯霍费尔的战略构想非常独到，若能具体落实到政策层面，势必会将德国的国际地位推向历史最高阶段。如此精妙的蓝图需要复杂的操控艺术去把握，然而当德国真的迎来了这样一位传奇外长时，却并未珍惜。最终纳粹上台，德国再度滑落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