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宦海5件“怪”事，亡的真不冤！（续集）

该书为清朝道光九年己丑科二甲进士张集馨（1800年-1878年）所作之自叙年谱，时间从一岁（1800年）始，至六十一岁（1860年）止。

07

面面俱到的娼赌费

清朝官场的陋规，甚至漫延到了妓院和赌场。

在清朝，至少在道光年间，开妓院和赌场，是要交“后台费”的，叫做“娼赌费”。

他们的后台，除了各衙门的官员，还包括官员家中的下人，甚至连厨子、轿夫都是。

妓院和赌场老板都很自觉，按月向当地官员交纳“娼赌费”，数额是固定的，每月三百个大洋。

交给官员家中下人的，则没有定数，但也不是小数目，最少也需每月十几个大洋，多的则需几十个大洋。

那时候的官员，哪个家里没有十个八个，甚至几十个下人？

好在这些场所都是暴利，老板们还交得起，不然，这两个行当早就消失了。

08

清也能逼成贪

清朝地方官调动，也就是所谓的履新，比如从陕西调到四川，在到四川上任之前，首先要到京城去一趟，而不是直接从陕西到四川上任。

到京城主要是做两件事，一是向皇帝谢恩，一是去拜访朝中官员，拜访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送“别敬”。

得到这笔孝敬的，首先是军机大臣，每人四百两银子。

然后是军机处上下两班的官员，每人十六两，如果之前有过交往的，或者今后要与之在公文上打交道的，区区十六两是不可能打发的，每人至少得八十两或者一百两。

然后轮到六部尚书和都察院的都御使，每人一百两，六部侍郎和通政司、大理寺等大九卿，每人五十两。

除了这些部门的官员，同乡、同年和世交，也必须每个都“照顾”到。

照此算下来，一个官员每履一次新，花在这方面的开销，至少得一万五千两银子。

毫无疑问，这是一笔巨款，对于贪官污吏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清官来说，那就意味着将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因为他们必须借债，甚至借高利贷，才能走完这个“程序”。

这也是不少清官，最终被逼成贪官的原因。

09

肥缺的代价

凡是当官的，没有人不希望得到一个肥缺，比如主管军粮征收与发放的陕西粮道，就被认为是天字第一号肥缺。

陕西粮道之所以这么肥，是因为发放完八旗兵和绿营兵的粮食后，每年有将近一万石粮食的盈余，这些盈余可“自由处理”。

然而，这个肥缺却不是那么好得的，得到之人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就像一杯美酒，大家都知道那是一杯美酒，你不能一个人独吞，必须“雨露均沾”。

所以，凡是得到类似肥缺的官员，首先要做的，就是上任之前打点朝中官员。

道光二十五年，著名清官张集馨就得到了这个肥缺，但这对他来说并非好事，几乎一文不名的他，只好到处借贷：

托人在广东洋行贷款九千两，年息九厘；

向包怡庄观察借白银一千两；

向同年汪衡甫借五百两，二分息；

向同年江翊云借五百两；

在山西钱庄借款五千两…

据他记录，这个“肥缺”，害得他在北京花去的“别敬”，高达一万七千两！

10

可怜的粮道衙门

晚清的八旗官兵，是很难伺候的。

举个例子：道光二十五年，陕西的八旗兵到粮道的粮库支领粮食。

领米的前一天，管理粮库的官员，就先送了一包样品到西安将军衙门，请将军检验。

按理说，将军检验过后，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派人去领粮食了，但事情没这么简单。

到了放米日，粮道衙门必须准备一桌上好的酒席，招待来领米的八旗官兵，还要派人陪同吃喝。

八旗兵的军粮，按规定每月分八次支领，每次他们派人去领米，粮道衙门都要办这样的招待。

而且必须尽心伺候，稍有怠慢，麻烦就来了，轻则对酒席的好坏横挑鼻子竖挑眼，重则说给他们的粮食是坏的，拒绝接收。

如果真把他们惹着了，怎么办？

管理粮库里的官员，无论是仓书还是斗级，都只能忍气吞声，然后等将军安插在粮库任职的仆人出面劝和。

这些麻烦还是小的，最怕的是将军对领回去的粮食不满意，否则由此带来的麻烦，那才是大麻烦。

如果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八旗兵还会借此仗势滋事，雪上加霜就是必然结果。

所以，粮道衙门首先要孝敬好的，是当地将军，不然他们若从中作梗，你就准备倒霉吧。

按照规定，将军和两个副都统的月粮，是一半大米一半小米，但他们都不要小米，只要大米，因为小米比大米便宜。

将军的“三节两寿”（所谓三节是指端午节、中秋节、元旦，两寿是指将军的生日、将军夫人的生日），是孝敬将军的最佳时机。

每当那时，粮道衙门都要送贺礼，除了八百两银子，将军和将军夫人用来赏赐下人的布料（这叫表礼，一共四种），以及他们用来招待客人的点心、糖果（这叫水礼，一共八种），粮道衙门都得给他们置办。

相比之下，两个都统的标准要低一点，但每次也得二百两银子和四种点心、糖果。

除此而外，满营中其他八个协领也得孝敬，每人每次是银子二十两，和上好的白米四石。

而给巡抚的礼物，一年四季每季都要送，每个季节送一千三百两银子，到“三节两寿”的时候，就只送表礼、水礼和门包杂费了。

陕甘总督那里，则只是“三节”送礼，每节一千两白银，外加表礼、水礼各八种，以及门包杂费等等。

这些礼物，粮道衙门还得派人送到兰州，因为陕甘总督衙门在那里。

过境的官员，也由粮道衙门负责接待。

从西藏、新疆、甘肃、四川进京，或者从京城返回这些地方的官员，都要经过西安这个交通要道，粮道衙门接待任务之繁重，可想而知。

所谓接待，除了大摆筵席，还要在官员下榻的公馆张灯结彩，请戏班子唱戏，而且每次都要请两个戏班。

筵席则根据官职的大小，分为上等和中等，上等五桌，必须要有燕窝和烤乳猪，中等十四桌，必须要有鱼翅和海参。

那时候的西安，活鱼是个很稀罕的东西，一条大鱼得花制钱四五千文，但再贵也必须有。

其他很贵，而且同样难得的美味，比如白鳝和鹿尾，也必须有！

过境官员离开时，粮道衙门除了派人到城西恭送，还要给他们盘缠，多少根据官职大小而定。

逢年过节，粮道还必须宴请将军、正副都统、巡抚，以及驻西安的各级衙门的官员，连外道府县来省城的官员，也得请！

这样一来，即使是“天下第一肥缺”的陕西粮道也不堪重负，每年仅花在招待上的费用，就达五万多两银子！

粮道除了每年的那一万石盈余，是不会有其他收入的，费用不够就打军粮的主意，这样就势必造成亏空。

填补亏空的办法，是往军粮里掺麦壳。

道光二十五年，陕西粮道张集馨的前任方用仪就这么干过，在卸任前，他竟然纵容家人在民间买来四千石麦壳，掺入粮库里。

不过，方用仪那家伙为人贪婪，那些亏空，有一部分实际上落入了他的私人腰包。

11

游民

道光二十九年，四川按察使张集馨调任贵州布政使，上任前到京城向皇帝谢恩、请训，皇帝问他为什么四川的游民特别多，张集馨给予了详细解答。

据张集馨了解，四川的游民问题其实是输入性问题，原因在于四川乃水陆通衢，从陕西、甘肃经宁羌州入蜀（陆路），从湖北宜昌经重庆、夔州（水陆）入蜀，都很方便，从那些地方入蜀的商旅，都需要雇请纤夫或者扛夫。

流落四川的，基本上是那些纤夫，因为抵达四川后，那些人就用不上了，没钱回老家，下水的船又不会雇佣他们，他们就成了流落异乡的流民。

张集馨还告诉皇帝说，四川的游民之所以特别多，还因为那里的物产丰富，粮食特别便宜，很容易活命，所以那些纤夫和扛夫，到了四川后就不想回老家了。

但是下面这些情况，张集馨没有告诉皇帝，或者说都不敢说。

这些情况就是，虽然四川的粮食便宜，但没有职业没有收入，要想活命还是很难，那些游民为了谋生，只好去做盗匪，白天出去做营生，晚上住在旅馆里，省城的旅馆，便成了藏污纳垢之地。

后来，为了遏制匪患，官府便简单粗暴地关闭了旅馆，而且不准无业游民晚上留在城里，游民们只好到城外的店铺屋檐下，或者桥下、寺庙里过夜。

每当天亮，各个城门口都会聚集几千游民，场面蔚为壮观，他们在等待城门打开，然后一拥而入，到城里找营生。

这些人一旦制造抢劫案，那可是太热闹了，动不动就是几百人，有的甚至数千人，官府若派人制止，他们就公然用长枪大戟抵抗。

实际上，抢劫案发生时虽然人数众多，但绝大多数是随声附和者，为首的不过几个人。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官府当然要管，命令官兵追捕，可是头目们见势不妙，早就溜之大吉了，被官兵抓住的，都是些乞丐、小偷和无业游民等吃瓜群众。

作为随声附和者，而不是抢劫案的犯罪主体，这些人成了名副其实的替罪羊，审案的官员也不问青红皂白，动不动就处以极刑，一番刑讯逼供，统统问成死罪，全部杀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