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方志 行贵州｜梁启超的贵州朋友圈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人提出六度隔离学说，该理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两个人之间最多只隔着六个人。比如要想认识马斯克，只需要通过六个人即可。人与人的联系本就几分魔幻几分无序。梁启超是近代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生活轨迹在地域上与贵州少有交集，而正是由于人际间的种种关联，梁启超却有一个超燃的贵州朋友圈，这种联系的纽带先要从贵州人李端棻说起。

李端棻。

据《贵州省志·人物志》记载，李端棻是贵州贵筑县（今贵阳市）人，生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李端棻的父亲去世较早，是他的叔父李朝仪把他教导成才。李端棻不到20岁就考取秀才，同治二年（1863）考中进士并入翰林，后出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广东、四川、山东乡试主考官，刑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李端棻主考各省时，重视人才，奖掖后进，选拔出不少才俊。光绪十五年（1889），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衔典试广东，而年仅17岁的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就是考生之一。李端棻在阅卷时对梁启超的考卷颇为赏识，放榜时梁启超名列第八，考中举人。梁启超中举后去拜访这位主考官，给李端棻留下深刻印象。

历史上总有些能人生就一双识人的慧眼，比如刘邦的老岳父吕公，第一次见到刘邦时，汉高祖还只是个毫不得志的小吏，但吕公认定其日后定成大器，不顾老婆的反对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刘邦。事后看，吕公确实看准了刘邦当时是最有投资价值的潜力股。李端棻眼光的敏锐不亚于吕公。科举考场上，李端棻对梁启超的才学颇为赏识，于是便托副主考官王仁堪做媒，想把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王仁堪当时也有个未出阁的女儿，他本打算请李端棻牵线搭桥，将梁启超招为自己的女婿，结果李端棻开口在先，而且李端棻又是正职，只好忍痛割爱。

面对进入豪门的机会，梁家人却很纠结。李蕙仙的父亲李朝仪曾官至顺天府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李端棻也在朝中担任要职，李蕙仙家境优渥，而且幼承庭训熟读诗书，成年后善吟诗作文，有才女的美誉。梁启超生长在广东新会的一户耕读之家，衣食虽然无忧但远算不上什么名门望族。门第的差异让梁家人对这门亲事并不看好。为打消对方的顾虑，李端棻明确告诉梁启超的父亲，他看重的是梁启超的学识，并不在意家庭条件，没房没车都不是问题。在李端棻的大力撮合下，梁启超与李蕙仙在光绪十七年（1891）完婚。二人成婚后感情甚笃，梁启超在北京李家居住多年，梁启超自己曾说“我因蕙仙得谙官话，遂以驰骋全国。”

由于与梁启超关系较为密切，李端棻从梁启超那里接触到很多的西学和革新思想，逐渐成为清末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端棻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活动，并向光绪皇帝秘密推荐维新人士。梁启超称“二品以上大员言新政者，仅端棻一人耳。”发展教育是李端棻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重大贡献。《贵州省志·教育志》记载：光绪二十一年（1895），担任刑部侍郎的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请求设立京师大学堂及各省、府、州、县学堂。这里的京师大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李端棻也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

《贵州省志》。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正在京师会试的各省举子得知消息无法淡定，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各省举子上书请愿，提出“拒和 迁都 练兵 变法”等主张，这就是清末著名的“公车上书”。这次上书行动中，有18省的1300多人参加，但经查实，能真正提出姓名者只有603人。这些经得起实名认证的上书人是行动的中坚力量，一旦触怒当权者就有团灭的风险。603人中有贵州举子95人，其中李端荣等四人是李朝仪之子、李端棻的堂兄弟，梁启超和李端棻对他们的影响显而易见，而贵州举子间的同乡之情同学之谊又把更多的爱国热情串联在一起。贵州虽地理位置较为偏远，但国家危难之际却不乏有为之士挺身而出。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和御史李盛铎联合一些官员和举子在北京成立“保国会”，在最初的186名会员中，有9个贵州人，其中李铭忠、李启棨等人与李端棻一家也有着亲缘关系。

《公车上书》部分贵州签名举子。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他身边还聚集有一批贵州籍的朋友和助手，其中较为知名的是贵州遵义人蹇念益。据《遵义县志》记载，蹇念益生于光绪二年（1876），青年时期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法，以较强的组织能力当选留日学生会总干事。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创办《新民从报》，由于政治主张相近，蹇念益与梁启超结为莫逆之交。光绪三十三年（1907），蹇念益学成回国，朝廷授七品京官。辛亥革命后，中国北方党派林立，蹇念益所在的统一党与梁启超的共和党合并为进步党，两人的关系更铁，蹇念益成为梁启超的在政治谋略上的主要智囊。当时梁启超的谋划多由蹇念益作决断，故有“梁谋蹇断”之说。除蹇念益之外，陈国祥、刘显冶、熊范舆等贵州籍人士为梁启超后期的政治活动提供过不少帮助。另一方面梁启超也是贵州人文的“推广大使”，为宣扬贵州文化做过不少实事。梁启超对贵州籍的近代诗人、学者姚华非常推崇，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曾连载过姚华的两部元曲论著和一部文学著作。对于贵州诗人郑珍，梁启超给予很高评价，称“稍可观者，反在生长僻壤之黎简（广东顺德人）、郑珍辈，而中原更无闻焉。”对于郑珍和莫友芝编纂的《遵义府志》，梁启超更推崇为“天下第一府志”，直接将《遵义府志》带成爆款。

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李端棻受到牵连，被发配新疆，后遇赦返回贵阳。光绪二十八年(1902) 李端棻受聘主讲贵州经世学堂, 宣讲进步思想。同年与贵阳士绅创办贵州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参加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让更多贵州学子接受新式教育。光绪三十三年（1907）李端棻在贵阳病逝，梁启超为其撰写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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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浩

视觉/实习生 肖同 朱海勇

编辑/赵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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