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赌王：投资官场两头下注赌国运，皇帝还是总统二选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满清朝廷，“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的孙中山先生，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四年之后，1915年12月，手握军政大权的袁世凯，建元洪宪自称皇帝，并且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打算把当时之国事，生生拉回封建帝制。

在那段改朝换代的大历史中，还有一位“总统我所欲也，皇帝亦我所欲也”的刘学询。

无论是皇帝还是总统，都不是想当就能当的，但是，刘学询还真有资格，琢磨琢磨这个事儿。

因为他是大清赌王，人称“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的刘三国。

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年轻时参加科举考试，连秀才也没有考中。

他凭借给李鸿章打理军务，从小站练兵开始，稳扎稳打积累实力，拉起了一支北洋新军，成为北洋军阀始祖。

孙中山先生接受的西方式教育，曾经在广州、檀香山读书，后来进入香港西医书院读书。

而刘学询不一样，他带着学霸光环，走的是传统科举路线。

1855年，刘学询出生在广东香山，24岁中举，七年后又考中进士，是广东文坛的“四大金刚”之一。

当时广东流行一种利用考生成绩作押的赌博，叫做“闱姓赌榜”，也叫“玩榜花”。

所谓“赌榜”，赌的就是科举考试里，考中的考生姓名与名次。

开赌之前，有专人设局坐庄，并且把当年所有考生的姓名和学习情况统计出来，供各位赌徒下注。

“闱姓赌榜”玩法多样、赔率千奇百怪，可以押“王大锤”能考中、考中第几名，也可以押姓“王”的能考中，或者，押有几个姓“王”的能考中等等。

科举考试结束后放榜，参照中榜者情况，来决定输赢。

无论乡试、岁考都可以赌，甚至连更高级别的“会试”也能下注，比现在的足彩热闹多了。

可是别忘了一句话，十赌九诈。

随着“赌榜”在民间越来越流行、赌资越来越大，作弊诈赌层出不穷。

比如，通过影响优秀考生的考试状态，来制造冷门，纵酒滋事、金钱美色诱惑，甚至往饮食里下巴豆，到后来发展到绑架考生、行贿考官修改成绩。

在广东惠州，还出现考试结果太过异常，导致大批输红了眼的赌徒，围攻官方机构的群体性事件，“群毁试院辕门”，“拆毁署门，几酿巨案”。

因此，满清朝廷对“闱姓赌榜”，一向是明令禁止的，可是等到张之洞当上两广总督后，他发现地方财政亏空太大，于是在1885年，废除“赌榜”禁令，将这种民间赌博，改成官方赌博，并向社会公开招标庄家。

最后，这笔“官督民办”的大买卖，落到了刘学询手里。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谁都能看出来，承包“赌榜”成为官赌代理人，这背后隐藏着一场滔天富贵。

可这场富贵，为什么偏偏让刘学询得手？

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刘学询不但是官办“赌榜”的策划者与推动者，也是张之洞的资助者之一。

刘家世代经商，刘学询自然“不差钱”，他的父亲刘述庭还是美资公司琼记洋行的大买办，属于洋务运动里第一批带路党。

而张之洞是有名的穷官，手里没钱，所以，手里有钱的刘学询，经常鼓动张之洞“更上一层楼”，不惜为他花钱上下打点。

其中，有一场经典的公关活动，由刘学询出钱铺路，让张之洞和满清重臣荣禄搭上关系，然后花大价钱买通荣禄，帮助张之洞当上了军机大臣。

换句话说，刘学询坚持投资张之洞，承包“赌榜”不过是投资收益。

有官方背书的“闱姓赌榜”，迅速覆盖两广，一直延伸到浙江，成为当时最赚钱的生意，没有之一。

掌握财富密码的刘学询，瞬间暴富，身价涨了何止千万倍，他以胡雪岩为榜样，娶了12房美妾，并在广州西关荔湾建起了一座刘园，极度奢华，世人称之为“刘三国”，即“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

善于下注、以赌兴家，刘学询成为名声显赫的大清赌王，接下来他将继续下注，而且是两头下注。

这笔赌注极大，赌局更大，刘学询要赌满清国运。

1889年，满清朝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而那位“大清裱糊匠”李鸿章李大人，接任两广总督，刘学询转职为李鸿章幕僚。

在幕僚的位置上，刘学询主要干两件事儿，一是支持孙中山革命，二是全力缉拿康有为、梁启超。

孙中山和刘学询，都是广东香山县人，两家相距不过二十来里路。

根据史料记载，两个人结识于1892年，当时孙先生26岁，刘学询37岁，他们“连谈数夕，彼此非常惬洽”。

最后，刘学询不但支援了孙先生白银1.1万两，又动员其余绅商捐了2万多两。

1893年，孙先生到广州冼基开设“东西药局”，刘学询又赞助1万银元。

孙先生为了获取资金支持革命，曾给刘学询写信，暗示他有可能当总统或者皇帝，“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

刘学询在成为李鸿章幕僚之后，也经常密会孙中山先生，并且再次赞助了巨款“三万金”。

同时，刘学询为满清朝廷捉拿康有为、梁启超，也一样尽心尽责，甚至几次三番地远赴日本跨国抓捕。

这把康梁等人恨得咬牙切齿，说“刘豚为肥贼军师，必竭全力以谋我。恐其必生多术，以暗算我辈。”

这里面的刘豚，指的是刘学询，肥贼指的是李鸿章，因为他是合肥人。

一方面给满清效力，在李鸿章身边混得风生水起，另一面却大胆资助革命，真金白银地支持孙中山，刘学询两头下注，对冲时代风险。

因为在这晚清的风雨飘摇里，刘学询也有自己无法抑制的野望。

他不仅仅想当大清赌王，他心里还有一份燃烧的帝王梦，刘学询常常把自己看做朱元璋、洪秀全，而孙中山就是他的徐达、杨秀清。

谁说只有年轻人爱搞大事情，实际上，无论年龄，人人都想搞事情。

1900年，岁在庚子。

4月24日，刘学询由澳门返回广州，在他刚刚抵达时，遭到了康梁派系的暗杀。

“甫登岸，即被凶徒以手枪对面打中胸旁，赖里衣搪护，仅入皮肉三分，血流不止”，所幸伤势不重，经过治疗保住了性命。

到了6月份，爆发“庚子国变”，由英、俄、日、美、法、德、意、奥等八国，组成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灾难。

李鸿章匆匆北上，充当满清朝廷的救火队员，有伤在身的刘学询，并没有追随李鸿章，后来，他也没有和孙中山先生联系。

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山先生邀请刘学询，请他为“临时政府”解决财政困难，此时，刘学询年近花甲，随着局势推移，他再没有能力推动风雨。

在近代史上，刘学询是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能文能武、亦官亦商，承包“赌榜”身家巨富，这位大清赌王有魄力、有胆识，最难得的是，他有机会。

如果没有庚子年那场暗杀，他有可能写下完全不同的故事。

不过，刘学询还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在历史上留下了签名。

他曾以每亩200银圆的高价，买下位于杭州西湖丁家山南面傍湖的36公顷土地。

在这里，刘学询投入全部精力，耗时五年建起一栋私家别墅“水竹居”，堪称西湖第一名园。这座“水竹居”，就是如今的杭州西湖国宾馆——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在此地写成；

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在这里草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