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12世纪文艺复兴与文人音乐家阿伯拉尔

11世纪的拉丁西欧从物质与精神的各个层面已经显示出增长和扩张的倾向，同时，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几百年间逐渐形成的一些全新的结构性社会元素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在12世纪（实际上也包括13世纪的大多数时段），这种增长与扩张在继续进行，并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一个基督教欧洲（也就是后人所认为的“中世纪西欧”）的基本特征与主要范围。

在学术文化方面，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天主教教士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相对于之前，有了显著提升，出现了大量具有高度创造力的学术和文艺著作。

尽管这些进步主要都是在一个以农村和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取得的（有别于1５世纪以近代城市为中心的发展），但这仍然不妨碍学者们将其称作“文艺复兴”。而从各个精神文化领域（尤其是音乐生活方面）视之，这一时期都无愧为中世纪精神文化史的高峰。

“12世纪目睹了真正的官僚作风的再次引人，”不少教士开始成为具有经济和行政管理职能的封建主政府的“受奉牧师＂官僚与领主的身份在中、高级神职人员中并存。

如果说中世纪的天主教教会体制具有政权色彩和行政功能，教士犹如具备起码功名的士大夫，神父则是“教会帝国”的官僚。

像格里高利七世这样的教皇，与其说是宗教领袖，不如说是手段老练的职业政治家，他努力用封建政体的观念来解释教皇和皇帝的关系（将后者视为前者的臣属）。而对于各地主教和修道院长，又坚持类似于古罗马政府式的垂直管理模式。

强势的教皇和强势的皇帝都促进了政教合一体制的发展、教会组织的封建化和教士阶层的官僚化。强有力的统治机构需要尽量扩充自身的人员，并不断吸引和培养有文学才能与统治经验的知识精英为之服务。

这使得教士身上的僧侣的气息不断减弱，而官僚文人的色彩日渐浓郁；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关注仪式和教条，而是更加重视政治和学术。

克吕尼与西多会运动，不仅没有使天主教教士从整体上远离尘世，反而为越来越强大的教廷、各地教会与渴求权利的世俗宫廷培育出大量得力的干员。

从12世纪开始，我们发现，许多与这种身份有关的素材越来越多地进入知识阶层的文学与音乐活动之中，并成为他们确认和提升这种身份的有效手段。

尽管在12世纪出现了许多“反封建”和具有“近代性”的新事物（例如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公社运动），但中世纪并没有立即显示出衰颓之像，因为支持它的种种结构性因素依然存在，而且还在不断发挥作用。

封建西欧的文化不仅没有衰落，反而在12－13世纪的达到了繁荣的顶峰。而在1４世纪，当中世纪社会的裂痕真正出现后，这种文化的余光焕发出了烂熟的华彩。

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对于“上层建筑”固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后者往往并不会立时性地反映前者的实际状况；反而是在一种社会机制极盛而衰和走向没落之际，其代表性的文化艺术等精神产物乃渐趋于繁复完美之境。

文化对于其产生环境的反映往往具有滞后性；而新兴的力量再瓦解旧有的躯壳时常常是不自觉的，并且在主观上仍然习惯性地维护并延续着旧的传统。

在中世纪音乐史上，12世纪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一音乐理论体系、复调对位技术和俗语音乐文学的大发展成为这一“文艺复兴”的重要表现；而这一时期，也迎来了拉丁语歌诗这一文学－音乐综合体的繁荣，这些成就共同代表了盛期中世纪在文艺生活上高度的创造力与多样性。

拉丁诗歌创作及其配乐的繁荣，与俗语同时发展，“拉丁中世纪”正是1000－1300之间天主教欧洲的“古典”性质的表征。应该说，天主教教士作为中世纪唯一的知识阶层的“文人化”过程，正是从12世纪开始的。

如果要选择一位12世纪的“音乐家”，通过其音乐活动来窥探拉丁语歌诗与中世纪知识阶层的关系，那么阿基坦的纪尧姆与贝尔纳文塔多恩的同时代人彼得阿伯拉尔当不做第二人选。透过对其文学与音乐活动的观察，可以使我们把握12世纪的天主教教士的个性化文艺创作的特征与性质。

阿伯拉尔是12世纪最重要的天主教学者之一，对中世纪及以后的欧洲思想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般认为：他是早期经院哲学的重要代表。同时，他与爱洛依丝的千古传颂的凄美恋情，不仅世代流传，而且成为崇尚“禁止之爱”的浪漫主义文艺的一个母题。

在中世纪史学研究中，阿伯拉尔的个性、观念、气质与中世纪知识阶层的特征，得到更多的重视。他的书信体自传《劫余录》（又译为《我的受难史》）被认为“没有展示任何修道士的谦卑或宗教的使命，相反，它充满了知识分子的傲慢和战斗的喜悦，甚至充满了肉欲、洞察一切的欲望和生活的自豪感。”

“尽管篇幅冗长和引经据典是中世纪时代的特征，也是阿贝拉尔思考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但是‘他为自己塑造的激进分子的自画像’所展示出的个性特征在随后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可能出现！”

而他的学术生涯则被与12世纪开始出现的欧洲文明的性质相联系：“他是第一个伟大的‘现代’知识分子一在12世纪‘现代性’这个术语的范围之内，是第一位教授。”在他的情人爱洛依丝的身上，展现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世纪女性的精神风貌与思想倾向。

尤其是她在与阿伯拉尔的情事及后来的修道院事业中表现出来的胆识与魄力，甚至于周旋于高级教士之间的手段，都非一般的劳动女性或宫廷贵妇所及。在阿伯拉尔被阉割蒙羞、遁人空门后，维系他们的关系的力量，完全基于共同的知识教养及以此为基础的精神世界。在讨论阿伯拉尔的“文人音乐”活动时，爱洛依丝是重要的参与者。

阿伯拉尔很少在他的神学与哲学著作中涉及音乐，但透过传记资料，可以发现：他是一个内心敏感、情感丰富而极具文艺才华的人，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与爱洛依丝的恋情和与圣贝尔纳的冲突中，都有其音乐活动的印迹。

作为一个中世纪人，作为一个具有极高智力成就的教士，阿伯拉尔的精神生活极为丰富复杂，并且似乎由两个不同的系统组成：一是偏向于公共知识领域的哲学与神学研究（包含讲学与著述）一他作为中世纪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中心人物之一名垂后世，主要是由于这一方面的成就；二是偏向于私人情感领域的文学与音乐活动一作为私生活上具有争议的学术名流，他这方面的创造反而更加引起一般人的兴趣，并在后世成为了文学史家和音乐学家的关注对象。

在文学史上，阿伯拉尔是一位杰出的书信作家和诗人，对于身边亲密的人（尤其是爱洛依丝），他用中世纪拉丁语这种“教士的语文”形象化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与观点，显示出受过最好教育的文化精英对于经典文学传统的熟悉与个性化的创造。

而由于身世变故，他和爱人都最终遁人空门，以主内兄妹相待，而维系他们之间这种柏拉图式爱情的主要方式，大约就是感性而又风雅的文艺了一对于教士文人之外的中世纪其他社会阶层的爱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给爱洛依丝的一封信中，他承诺“我会尽快将你索要的诗集寄给你”；在他的自传中，他称她“容貌算得上俊俏，学识渊博更是鲜有匹敌。一般女子少有辞章之才，因而她显得愈发动人，美名传遍了举国上下。我把一般情人所看重的种种长处都思量了一遍，认定她便是我理想的枕边人。”

而爱洛依丝在给阿伯拉尔的一封信中，更是提到：

你有两种能够立即令所有女人倾心的特殊才能——写诗和作曲，很少有哲学家能在这两方面取得像你那样大的成功。获得过（并且自己也意识到）两种能获取女性芳心的神圣才具：这便是吟诗与度曲。这对你而言，仅仅是为摆脱繁重的哲学工作的一种消遣，但你留下了许多广受欢迎的爱情诗歌，其用词和曲调之优美令你的名字被众人传颂。

阿伯拉尔在自传中也承认：我越是沉湎于这些欢乐，越是无暇顾及哲学研究，在学校事务上也越是疏懒。到校讲学令我感到索然无味；因为夜夜缠绵，白天整日授课也令我十分疲惫。我的兴致低落，心不在焉，因此讲课也了无生气，只是老调重弹；我只能重复早已讲过的内容，灵感萌发时我写下的不是哲学的秘密而是爱情的诗篇。如你所知，这些诗歌中有不少仍然在各地流传，深得那些生活方式与我相同的人喜爱。

虽然阿伯拉尔的爱情歌诗没有保存下来，但阅读他的自传及他们的通信，除了强烈的爱慕之情、博学的知识修养和封建的伦理观念之外，能感受到高超的叙事能力、雄辩的论说逻辑、典丽的修辞技巧及高度饱满的情感张力。

他对于艺术与信仰及人生的看法，在早期的经院学者中是独树一帜的。而记录他的音乐活动的材料，虽然更为稀少，但如果结合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不仅可以获得明确的信息，亦能引发丰富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