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冯太后称得上超越武则天慈禧的超一流权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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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的考古人员对大同市北部的梁山进行了一次重要发掘，发掘对象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庞大陵墓，也就是著名的北魏冯太后永固陵。

永固陵在金朝、清末遭遇了3次严重的盗墓，墓中珍贵的随葬品早已经被洗劫一空，但这次保护性发掘依然让后人实感受到了冯太后曾经拥有的煊赫权势。

冯太后作为北魏文成帝的皇后，去世之前就已经明确表示不会以皇后身份葬入北魏皇陵，而是亲自选定北魏都城北部方山另立坟茔，死后也要坐高望下，注视着她一生奋斗的北魏平城。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北魏迁都前，孝文帝在永固陵旁修建了自己的寿宫，不仅规制远小于永固陵，而且以北魏正统皇帝之尊为冯太后陵墓“陪陵”的意味明显。虽然最后孝文帝归葬洛阳，但这座默默无言的陵墓，反而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千年前那个掌控北魏帝国最高权力女人的崇高地位。

冯太后生前不入北魏皇陵，死后坐视平城、孝文帝寿宫陪陵都体现出了她生前的煊赫地位

中国历史上权后数不胜数，和她们相比，冯太后在一众权后中独具一格。

她的“权”，不仅仅是体现在左右皇帝、掌控朝政，她的“权”，更体现在她扛起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最为重要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胡汉融合，并且完成的很好，而这，正是她可以称之为超一流权后的最重要原因。

冯太后能够掌控北魏帝国的基础在我国历史上非常独特，是北魏拓拔氏母系传统遗存和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子贵母死制度双重作用的结果。北魏国家机器中母系社会特征残留，让朝廷各势力对冯太后掌权抵触情绪较小。拓跋珪设立的残酷子贵母死制度，则在拓跋珪死后异化成北魏权后抢夺储君、控制朝政的有力武器，冯太后在这两个独特条件下，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经营，攀升到了北魏权力的顶峰，进而完成了了推进北朝汉化这一历史任务。

冯太后是北燕王室长乐冯氏冯朗之女，于太平真君三年（442年）生于长安（一说441年）。当年，冯朗作为北燕皇室成员，在北魏拓跋焘的大举进攻之下投降了北魏，冯太后也因此随家人从北燕到了北魏。

冯太后本来生活还算优越，结果不久之后冯家遭遇劫难，改变了冯太后的一生。《魏书》记载：

文成文明皇后冯氏，长乐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后（冯太后）生于长安...朗坐事诛，后遂入宫。

父亲冯朗因事被杀，8岁左右的冯太后则以罪人身份被充入北魏后宫成为一个奴婢，可以说是前途渺茫。

但在这里，冯太后遇到了改变她一生的两个女人。

第一个人是她的姑姑，太武帝拓跋焘的左昭仪。冯左昭仪对于侄女多有照顾，不仅让她很快摆脱了低贱奴婢身份，而且对她进行了良好的引导教育，史书中记载这位冯左昭仪雅有母德，抚养教训，让我们大概能够想象在冯太后最年幼无助之时，她的姑姑对她的提携与照顾。

冯左昭仪帮助冯太后完成了从奴婢到宫女的转变，而从宫女变成拓跋濬皇后的华丽转变则受益于另一个女人，此时北魏后宫的实际掌权者-拓跋濬的乳母昭太后常氏。

常氏出自辽西，祖上曾在前秦任职，淝水之战中原大乱，常家又迁回了辽西，后来应该是在北魏扩张中又进入了北魏，但出身并不显赫。关于常氏如何进宫，又如何能成为未来皇帝的乳母，史书语焉不详，《魏书》中仅仅提到:

（常氏）本辽西人，太延中以事入宫，世祖（拓跋焘）选乳高宗（拓跋濬）。

常氏成为拓跋濬乳母后，迅速走上了实权乳母的道路，成为了继太武帝拓拔焘乳母窦氏之后北魏第二代实权乳母，并把当时才十多岁的冯太后选为了拓跋濬的贵人。冯太后为何能被常太后选为贵人史书中仅一些蛛丝马迹可以考证。

首先就是冯太后和常太后相似的人生经历和相近的家乡籍贯，李凭先生提到: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选择同类为人之常情，常氏与冯氏都是以罪人家属的身份被迫进入魏宫的，她们的家庭又都出自北燕，身世的接近是将这两个人联系到一起的基础。

其次，冯太后的姑姑冯左昭仪久已入宫，她同样出自北燕一系，与常太后出身的辽西一系关系密切，也许两者之间以“老乡”的身份已经有一些联络，让常太后在找一个自己熟悉又能掌控的少女待在拓跋濬的时候，选中了冯太后。

北燕是慕容鲜卑一系建立的最后政权，因继承慕容鲜卑良好的汉化传统，北魏不少人物出自北燕

总之，到了正平二年（452年），冯太后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文成帝拓跋濬身边的贵人，从此踏上了自己的权后之路。

冯太后的权后道路，经历了从无力参与的旁观者，到与皇帝势均力敌的参与者，再到北魏帝国实际掌控者三个阶段。

成为贵人不久，她就遇到了一次老公出轨危机，这次是身为婆婆的常太后出手解决了问题。

兴安二年（453年）九月，14岁的拓跋濬喜欢上了出身南朝刘宋的少妇李氏，以至于几个月后就传出李氏怀孕的消息。这件事出乎常太后预计，但她凭借地位和经验迅速出手了。产子之前，常太后已经多方手段试图证明李氏怀的不是拓跋濬的血肉，失败之后，常太后则祭出了拓跋珪立下的子贵母死制度，《魏书》李氏的本传记载:

高宗（拓跋濬）登白楼望见，美之...及生显祖（未来的献文帝拓拔弘），拜贵人。太安二年，太后（常太后）令依故事……（李氏）遂薨。

这里史书虽然多有遮掩，但所谓的“故事”，就是指的拓跋珪定下的子贵母死制度，也就是太安二年（456年）正月，李贵人被常太后以祖宗之法名义处死，之后仅仅1个月，冯太后就被常氏扶正为皇后，从而解除了李氏怀孕对常太后一系权力的冲击。

塞外苦寒的平城之内，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就在一片冰天雪地之中冷酷的完成了，表面冰清玉洁的白雪皑皑之下是深不见底的鲜血，亲身经历这一切的冯太后，也许就在这是埋葬了她少女的美梦和幻想，锤炼出了她日后纵横北魏帝国的霹雳手段。

成为皇后的冯太后模仿着婆婆常太后的手段，用如出一辙的手段对付自己政敌，并且更加酷烈。天安元年（466年），献文帝继位之后北魏朝政一度被当时的宰相乙浑控制，冯太后同样迅速行动诛杀乙浑，第一次临朝听政。

但这一时期，献文帝以及献文帝身边重臣对后宫干政有一定的反弹，双方之间产生了复杂激烈的对抗关系，以至于冯太后不得不放风归政献文帝:

及高祖（孝文帝）生，太后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听政事。

孝文帝拓跋宏诞生于皇兴元年（467年），也就是冯太后在诛杀乙浑掌握朝政一年之后，就以抚养孝文帝归政献文帝了。但这里出了一桩历史疑案，那就是为何冯太后名义上的孙子孝文帝（献文帝亲身母亲是被常太后处死的李贵人）出生了需要她亲自抚养，而不是由孝文帝的亲生父亲献文帝和亲生母亲思皇后李氏抚养，以至于吕思勉等先生推测孝文帝其实是冯太后的儿子。

但冯太后这一招其实是以退为进，通过控制未来储君谋划对北魏朝政的彻底控制。果然，仅仅两年后的皇兴三年（469年），冯太后就主导处死了她的儿媳、孝文帝生母思皇后李氏，排除了其他人对孝文帝可能的染指；皇兴四年（470年），冯太后的男宠李奕又被献文帝处死，冯太后一派与献文帝一派之间权力之争愈加激烈，搅动了北魏朝廷，但冯太后控制孝文帝这一招已经让她占据了主动权。

冯太后在与献文帝的政斗中把顶级权谋体现的淋漓尽致，其中表面让权又控制孝文帝一招为她的胜利奠定胜局

承明元年（476年）六月，年仅二十三岁的献文帝去世，献文帝死后不久，北魏政坛地震，京兆王拓跋子推、万安国、李惠、李䜣、韩颓等献文帝一派成员迅速被杀或被处理，冯太后一派逐渐掌握政局。关于献文帝之死，史书说了一句“显祖（献文帝）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虽然以“时言”，也就是坊间传言把献文帝的死和冯太后联系在一起，但后世学者多倾向于认为，献文帝确实是在与冯太后的权力之争中败下阵来并被冯太后所杀。

总之，冯太后通过冷酷、乃至说残忍的手段终于第二次君临北魏，达到了自己权势的巅峰。掌控大权的冯太后也开始了她的汉化改革。

虽然史书中没有记载冯太后的几项改革措施之间有什么关联，但当我们排列史料就能发现，作为一个在尸山血海的残酷政治斗争中摸爬滚打的女人，她的班俸禄、均田地和行三长3项措施看似相互独立，实则纵向横贯北魏朝堂与普罗大众，串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配合之精妙让我们我们感叹。下面黄金岛就做一简单分析。

太和八年（484年），冯太后的第一项改革措施推出，也就是仿效两汉魏晋旧制的“班俸禄”。班俸禄核心内容就是给官员开始发工资，也许大家很奇怪，难道北魏官员没有俸禄吗？冯太后之前还真没有。前文已经提过，北魏是由落后的部落联盟阶段一跃成为初步的封建国家的，不给官员发俸禄就是国家机器粗糙、封建程度不深的重要体现。虽然发俸禄需要增加民众赋税，但对百姓而言是大大减少了被盘剥的广度和深度，对北魏皇权而言，则是夺回了国家机器对官员的的财权。

太和九年（485年），冯太后改革第二项措施推出，也就是“均田令”。北魏的均田制度与后世隋唐均田制一脉相承，是指国家对无主荒田以政府的名义定时、按人口分授给农民。这一项措施一方面加强了人地结合，扩大了北魏的赋税征收范围，另一方面其实也加强了北魏中央政府对当时北魏黄河流域、河北地区的豪族荫庇人口的抢夺，吸引百姓退出庄园成为朝廷的自耕农，削弱豪族的实力。

太和十年（486年），在冯太后拍板定调下，拥有河西一派文化背景的李冲开始推行冯太后改革的最后一项措施，也就是“三长制”。三长制的核心是参考秦汉魏晋的什伍里甲组织的形式，重建北魏的地方基层机构，替换北魏朝廷不能很好控制的宗主，负责地方上检查户口、催征赋役、管理生产、维护治安等各项事务，进一步掌握基层控制权。

魏晋南北朝的北方豪族以坞堡为据点，掌控基层人口经济军事权力，北魏中前期也不得不与其合作

冯太后的改革举措不仅大大加快了北魏的封建化水平，为后来孝文帝改革奠定了基础，仅仅班俸禄、均田地和行三长这三项措施的内在逻辑也大有讲究。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者，冯太后为何要以“班俸禄”作为改革的开始呢？这背后大有学问，以班俸禄开启改革至少有3个好处。第一是改革后虽然增加了民众赋税给官员发工资，但比起以前任由官员盘剥百姓付出要少，缓解了民众。其二发俸禄这事远追秦汉，汉族官员是理解并大力支持的，相当于拉一派打一派借力打力，可以把那些支持班俸禄的大批官员推到前面斗保守派，冯太后既不用顶着太大压力，还能搅搅北魏政坛这潭水，给后续改革造造势。第三最重要的，则是冯太后可以借此收缴人、财两权扩大权威，狠狠整顿北魏官场杀了许多发工资之后依然贪污的官员，至此北魏官吏被冯太后捏在手中。这不仅巩固了统治，又为她接下来的改革锤炼了一支更加听话、战斗力也更强的执行队伍。

这一举措的内在核心思想，不由得让黄金岛想起了一千多后另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张居正改革。张居正改革最被后人记住的是一条鞭法，但张居正改革的头炮却是“考成法”。对于这一点张居正直白说道:致理之遣，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考成法推出后，他这位明朝的真首辅假宰相抓住了全天下明朝官吏的辫子，他要往东没人敢往西，张首辅一根杆子捅到底搅动了大明朝的官场，如此，后续一条鞭法、清查户口等事情才可以如臂使指铺展开。

张居正推行改革内容虽然与冯太后改革迥异，但做事逻辑却高度一致，背后是深厚的政治智慧和积淀

张居正改革先推考成法，与冯太后改革先行班俸禄本质上是一样的，两人都是抓住核心抓手先从“人”入手开启行动，背后则是帝王心术、官场秘籍，从这里也能看出冯太后其人的狠辣高明手腕。

最高层的庙堂官员整顿好了，下一步冯太后开始处理最基层的民众问题，也就是第二项改革均田制，这一方面是要夯实北魏国家的经济基础搞钱搞粮，另一方面则是用土地吸引人口逃离下一步要动手处理的豪族庄园，削弱他们的实力，为最后第三项改革措施清理障碍。因为最高层的官员整顿好了，最基层的经济基础也改善了，下一步就是要打击威胁皇权的豪族了。

我们都知道南朝有门阀，其实北朝也有，从两汉开始的坞堡豪族在魏晋南北朝乱世更加发展，很大程度上隔绝了国家机器对中下层的掌控。北魏建立之后，纵然鲜卑铁骑天下无敌，依然不得不和黄河流域的豪族合作，北魏朝廷推行宗主督护制，不插手豪族对地方人口土地的管理和控制，换取豪族对北魏的支持，也就是北魏版本的“皇权不下乡”。

但北魏中期开始，随着拓跋氏皇权愈加集中、豪族势力愈加发展，两者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烈，到了必须要处理的时候了。冯太后经过班俸禄、均田地的准备，掌握了足够力量，开始对北魏国家最庞大的中间势力下手，决心夺回更多对基层的掌控。

而最后三长制的推出，是北魏国家封建制进程提质增效的重要标志。虽然许多地方豪强摇身一变融入了三长制，依然对地方有很强的影响，但他们已经从拥有极大自主权的宗主转变为国家控制的邻、里、党三长，北魏对地方的控制实实在在的加强了。至此，北魏的汉化改革顺利唱完了上半场，为后续孝文帝的继续改革铺好了路。

讲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冯太后，就能发现她有两副面孔。对手面前的冯太后，可以说是残酷冷血，冯太后与孝文帝之间的“祖孙和睦孝顺”的温情脉脉背后，是她阻止儿子献文帝接触孙子孝文帝，杀死儿媳儿子的残忍现实，让人寒毛直竖。历史位面的冯太后，则干净果决的推行了北魏的汉化改革，不仅推动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就是对魏晋南北朝乱世的终结、开启隋唐华夏第二文明高峰，也是有重要贡献的。

黄金岛觉得，我们看待这种矛盾可以选择一种长时间维度的视角，从历史大的发展方向角度看待历史人物功过。从百余年尺度时间维度来看，不管是十六国也好，还是南北朝也好，诸多英豪都在汲汲探索东汉末年已经消失的大一统的道路，并努力开创一段崭新的时代。

而汉化是这种探索最为核心的解题思路。

王明珂先生曾在《华夏边缘》中这样描述我国历史上边缘地区的人们是如何汉化的:

是人们透过各种媒介与策略，以“历史”（英雄祖先来源）、“文化”（生活习俗）、“知识”（诗文经学）来相互夸耀、辩驳，因而人们普遍模拟、攀附汉人之“历史”“文化”并习读汉文书。

今天在四川地区流传深广的“湖广填四川”之说，就是许多非汉族为了融入汉族，而找寻到了自己的英雄祖先来源，并追溯到湖南孝感，乃至更精确的麻城县。

但黄金岛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化的含义不仅仅是简单地“由胡人变汉人”，更本质上说，这一时期的汉化，其实是从游牧民族的松散统治体系进化到中原秦汉以来成熟的大一统统治体系的问题，是为经历百多年战乱的百姓们创造一个稳定社会环境的问题。到了北魏中后期，北方统一已经势不可挡，历史已经来到了一个时间节点。冯太后看明白了，北魏如果想千秋万世，那就要摒弃游牧民族那一套做法加强中央集权，而加强中央集权那就是要“汉化”。

汉化和你是鲜卑人还是汉人关联不大，汉化更本质代表的是继承传承并改良秦汉以来施行的一整套大一统治理体系。

从这个角度出发，冯太后即使没有称帝，也并不是大一统帝国的最高权力者，但依然有武则天、慈禧等中国历史上其她权后难以超越的伟大之处。

因为推进汉化、探索新的大一统模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重要历史任务，而冯太后开启的汉化改革，正是实现这一历史任务的关键一环。面对这一可遇不可求的历史任务，她完成的相当不错，按照中国人盖棺定论的传统，可以评价一句冯太后完成了她的历史任务。

冯太后超越其她权后的一点，就是她很好的完成了历史赋予北魏的历史使命，这是一项崇高成就

武则天和慈禧同样面临着这样的机会。

武则天时代，正是从贵族政治到地主士大夫政治的过度期，造成这一转变最核心的一环则是允许地主士大夫阶层“怀碟自列州县”的乡贡改革，也就是当官不仅仅看你爷爷爸爸做什么官了，允许天下读书人自己报名参加科举了。关于这一点的意义傅璇琮先生说的很透彻:

（唐代乡贡改革）在封建国家政体的演进上应该说是一个飞跃，因为它从法律上规定了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是向着整个地主阶级成员开放的，这就把地主阶级各个阶层吸引到政权的周围，扩大和巩固了统治的基础，打破了一小部分豪门世族霸占政权的垄断局面。

李治诛杀长孙无忌、废除王皇后，以及武则天掌控大唐权力之后大力扶持庶族知识分子，都可以算作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但可惜的是，武则天面临的时代与冯太后已经迥然不同，她不得不花费大部分精力用来巩固统治，她利用科举制度对抗反对势力、对抗门阀贵族更多的是为她称帝服务的，乡贡改革开启于玄宗朝、完成于安史之乱之后，武则天推动这一进程的效果大打折扣，不过，她依然可以算作一流权后。

慈禧面临的局面更加凶险，但也因此更具价值。但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慈禧只从自身权势出发、只从满清贵族利益出发，对于这片大地之上的人民置之不顾，国家一统难以保全、半殖民地深渊难以逆转、宪政改革又一塌糊涂，与当时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相左，只能算作次流权后。

至于历史上其她的所谓强势后宫，她们的翻云覆雨，她们的左右政局，都类似于《甄嬛传》中的蝇营狗苟，放大来看都只能算作是个人欲望驱动之下的争权夺利，对于推动历史的进程，对于为普罗大众创造一方安宁，对于追求“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贡献不高，与冯太后、武则天等人相比差了好几层，可以说难以放在同一层次比较。

仅仅从推动历史进程这个角度来看，冯太后确实拥有其她权后不具备的优势与格局，可谓一位超一流的权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