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围攻天京，李鸿章如何处理朝廷、恩师和同僚的关系？持盈保泰

#头条创作挑战赛#自1862年9月率主力离开苏州驰援天京以来，李秀成始终处于顾此失彼的两难境地。在李秀成看来，此时天京周边的局势并未到万分危急的地步。

清廷的江宁将军都兴阿所部此刻仍在围攻长江中的九洑洲要塞。即使清军调集了大批战舰展开水陆围攻，却始终无法拔除这颗钉在长江中的“不沉的炮台”。

从皖南进军的鲍超所部虽于1862年7月击败太平军杨辅清所部，攻占重镇宁国，但巨大的战场减员和正悄然兴起的疫情，令鲍超所部一时无力向天京外围进击。

在整个1862年的夏季，天京城下的清军依旧只有曾国荃一支孤军据守在雨花台。因此，李秀成主张“将省府(苏州)财物米粮、火药炮火俱解回京”，并提出“待廿四个月之后，再与其战，解京围”。

李秀成逐步加强天京防御力量的计划，从战略层面上考虑或许并没有太大问题，但直接将决战的日期推迟到两年之后，却是洪秀全无论如何不肯答应的。

李秀成像

他严厉地训斥李秀成说：“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

正是在这样的催促下，李秀成最终于9月率主力离开苏州赶赴天京，部署了对曾国荃所部的全线围攻，史称“雨花台之役”。

太平军对雨花台一线湘军营垒展开的猛攻，投入了14个王侯的部队，号称60万大军，战斗前后持续了46天。

湘军方面虽然付出了数千人的伤亡，曾国荃本人也被流弹击伤了面部，可清军在雨花台一线的防线始终岿然不动。反倒是太平军进逼对手的营垒频频被湘军反击攻破，伤亡惨重。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固然是因为人称“曾铁桶”的曾国荃擅长防御，所部“营濠深垒”，难以突破；但更重要的是太平军各路王侯互不统属，缺乏完整的指挥系统。

事实上，李秀成始终以后方根据地——“苏福省”的战局变化为重，两军尚在雨花台下激烈攻防，李秀成就已经悄然抽调所部精锐回援苏州了。

对于李秀成在战场上的表现，洪秀全自然是颇为不满的。李秀成自述雨花台之役后，洪秀全曾对其“严责革爵”。但似乎洪秀全也认定雨花台一线的湘军营垒难以攻克，随后竟然提出了一个颇为荒唐的外线作战计划。

在以前屡次解除清廷围困天京的军事行动时，太平军基本都采用“围魏救赵”的战略，以强大的野战兵团奔袭安徽、江苏、江西等地，吸引清军主力，随后再回师天京城下，击破对手的围城营垒。

太平军与清军交战图

然而，此时的洪秀全忽视了一点，即以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将士早已不复当年之勇，曾国藩更非当年主持江南大营的向荣、和春可比。

即便如此，当集结于天京城下的太平军主力突然转向外线，执行洪秀全所谓的“进北攻南”战略时，也一度令曾国藩惊慌失措，向清廷中枢发出了“臣实恐溃败决裂，尽隳前功”的求援信号。

但随着李秀成于1863年1月离开天京，东返苏州，湘军集团还是迅速地在长江沿线集结重兵，封堵转入外线作战的太平军各路人马。与此同时，曾国荃所部继续坚守雨花台营垒，持续对天京方向施压。

1863年2月27日，李秀成在洪秀全的严令下，又从苏州重回天京战场。先于李秀成大军行动的对王洪春元所部此时已经攻占浦口，因此太平军主力得以顺利渡江，进入安徽境内。

洪春元是洪秀全的族侄，在一干无德无能的“皇亲国戚”中算是少有的悍将，攻克浦口之后，他随即率部攻克含山、巢县、和州等地，兵锋直指湘军的后勤枢纽无为州。

此时，湘军集团在安徽境内兵力薄弱，“自和州以至武汉，除庐州、安庆有兵外，千里空虚”。驻守浦口的李世忠所部本是太平军降卒，此刻被洪春元打得溃不成军。

曾国藩飞调湘军李续宜所部驰援战场，但“远水难解近满”，因此，曾国落第一时间写李鸿章商议，要求淮军正在芜湖编练的张树声所部北运战场，“救无为州产米之区，保皖南各营办粮之路”。

曾国藩

这已经不是曾国藩首次向自己的学生“借兵”了。早在湘军围攻天京伊始，曾国藩便有意调程学启所部从上海北上参战，但被李鸿章婉拒。

借调程学启遭拒后，曾国藩又以湘军李朝斌已率新组建的太湖水师赴沪为由，要求在上海战场的黄翼升淮扬水师六营由扬入淮，参与天京外围的战事。

不想，李鸿章却回信说：“昌岐(黄翼升表字)昨得调淮之信，忧皇无措。吾师识将意、顺兵心，谅解体恤及此，如必欲其去，或奏令鸿章偕往。”摆出一副死皮赖脸的架势。

曾国藩威胁道：“昌岐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李鸿章强硬回应：“昌岐不行，鸿章不遣，再将昌岐与鸿章一并参办，死亦甘心。”曾国藩也是无可奈何，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除了在部队调遣问题上爆发“索将风波”之外，围攻天京期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军饷接济方面也闹得很不愉快。

自湘军进入天京战区开始，曾国藩便写信恳求“协济三五万”，但这笔钱却迟迟没有到账，曾国藩只能再写信催促。由于对这类临时性应急接济的不满足，曾国藩向李鸿章提出按月向湘军协饷，开价每月3万两。

对此，李鸿章大吐苦水道：“敝军水陆十余万，松沪原部及各标营将及十万，以入抵出，不敷甚钜。不得已，各营均发半饷。”

这些小伎俩骗不过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他不仅没有降低条件，反而变本加厉，要求“每月酌提四万，万不可减”，否则便要派员至沪“专收一二厘卡”。

此时，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仍是江苏巡抚李鸿章的顶头上司，如果不拿钱出来，好不容易到手的上海财政大权就可能丢失，李鸿章只得动用各种手段，才算基本满足了湘军的协饷要求。

事实上，随着湘军集团的膨胀，一跃成为封疆大吏的李鸿章、左宗棠等昔日湘军幕僚，均表现出了与曾国藩渐行渐远的趋势。

左宗棠

其中最为出格的，莫过于由曾国藩保奏出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从1862年秋天起，出任江西巡抚不满一年的沈葆桢，未与曾国藩商量就停解漕折银接济湘军。

1863年春，鉴于湘军“欠饷多者十五个月，少者七八个月”，曾国藩只能私下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寄了封信，让他解送九江关洋税3万两给正在围困天京的湘军。

蔡锦青刚解了一半即被沈葆桢制止，沈葆桢还要求蔡锦青将已经解送的款项追回，否则将撤掉他的道员职务。考虑到蔡锦青的处境，曾国藩不得不将到手的银子退还，其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

此后，为了争取江西饷银的支配权，曾国藩与沈葆桢屡发争执，最终闹到从此断交、不相往来的地步。与之相比，李鸿章在曾国藩的眼中或许还算是“恭顺”的。

在得知太平军主力转向安徽的消息后，李鸿章要求正在芜湖招兵买马的幼弟李昭庆率部驰援庐州、无为两地，掩护驻守雨花台的曾国荃所部后方。

就在曾国藩、李鸿章调集各地人马驰援皖北的同时，李秀成所部太平军主力因回苏州而白白浪费了两个月的时间。等到李秀成渡江北上进逼无为、庐江之时，已是1863年的4月中下旬了。

面对陆续抵达的湘军援兵，李秀成攻坚失利，又加上遭遇大雨侵袭，部队产生大量非战斗减员。李秀成在皖北盘桓了两个月之久，毫无作为。

困守雨花台的曾国荃趁机养精蓄锐，进一步威逼天京，迫使洪秀全推翻此前“进北攻南”的战略计划，令李秀成率部回援。太平天国最后一次主动出击至此化为泡影。

曾国荃

在从皖北回师的归途中，李秀成所部士气低落，在长江上又遭遇湘军水师拦截，伤亡惨重。随后，湘军集中兵力猛攻太平军控制的江中要塞——九洑洲。

1863年6月30日，随着九洑洲的易手，天京的水路粮道彻底断绝。渡江时号称50万的李秀成所部“仅存四五万人”。

但就是这四五万残兵，李秀成还舍不得拿出来保卫天京，借口“兵又无粮，扎脚不住，自散下苏州浙江”。天京城内只有万余守军，形势发岌可危。

1863年12月4日，控制着苏州城内四分之三兵力的纳王郜永宽等8位太平军高级将领刺杀慕王谭绍光，率部开城向李鸿章投降。同时，常州也落入湘军名将鲍超囊中。

与淮军在苏南节节取胜、顺利推进相比，湘军围攻金陵的战役打得异常艰难。自1863年7月完成合围以来，湘军在天京城下顿兵近半年之久。

之所以形成这种“劳而无功”的局面，除了曾国藩老成持重，告诫曾国荃：“若非贼来扑营，似不必常寻贼开仗。盖贼之粮路将绝，除开仗别无生路；我军则断粮路为要着，不在日日苦战也”；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在为剿灭太平天国之后湘军的政治前途进行铺垫。

曾国藩虽身为两江总督，赣、皖、苏、浙四省的军政长官也均为其昔日的幕僚、学生，但太平军在各地仍有活动，如苗沛霖般的地方团练武装亦盛行一时，胜保、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也频繁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干涉各地军务。

因此，曾国潘有意缓攻金陵，利用清廷中枢急于借湘军之手夷平太平天国的有利时间，展开新一轮的政治布局。

1862年，由于太平军陈得才、赖文光所部西征入陕，清政府内部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政治碾轧。僧格林沁发动御史系统指责胜保“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最终，使胜保这位咸丰年代的政治明星黯然陨落。

李鸿章

长期以来仰仗胜保为靠山的皖北“土皇帝”苗沛霖，只能选择举兵反清，但随即遭到僧格林沁和曾国藩的联手绞杀。

在这个过程中，湘军集团和急于获得中原军政大权的僧格林沁部龃龉不断。不仅苗沛霖的首级成了双方争功的焦点，两军甚至还在围剿苗沛霖所部的过程中，由于联络不畅而直接交火。

总体来说，胜保——苗沛霖集团的瓦解，给了曾国藩一统安徽军政大权的有利时机。因此，在规劝曾国荃少安毋躁的书信中，曾国藩颇为自得地写道：

“苗逆于二十六夜擒斩，其党悉行投诚，凡寿州、正阳、颍上、下蔡等城一律收复，长、淮指日肃清，真堪庆幸！”

在曾国藩亲自指挥皖北战事的同时，原拟加入天京战局的湘军悍将鲍超所部在皖南与太平军杨辅清、黄文金所部恶斗连场，基本巩固了以宁国为中心的地盘。

加上李鸿章夺取苏州，左宗棠收复金华、绍兴、兵围杭州的战绩，湘军集团在1863年下半年可谓诸路奏凯、全面告捷。然而，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各部争衡的苗头也开始悄然出现。

1863年底，李鸿章在部署进攻常州的军务时，派出程学启、刘秉璋、潘鼎新等部，在李朝斌太湖水师的配合下，由平望、太湖、乍浦兜剿浙西太平军。

李鸿章的意图，是想仿照以前湖北巡抚胡林翼进兵皖西的成案，在进兵过程中委员暂时跨省代管地方。他这样做，既可以截断浙江太平军增援天京的通过，也有助于巩固淮军新攻取的吴中地区。可此举也动了左宗棠的奶酪。

太平军

1864年2月，李鸿章奉旨兼辖浙西吏事。淮军入浙，半月之间连续招降了平湖、乍浦、海盐三城，又攻下平望、嘉善两城，这引起了身为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对李鸿章越境揽权的不满，上奏抗议。清廷复又下旨申斥李鸿章。

曾国藩对于李、左两人的矛盾不想过多地发表意见。他此时更为关心的是随着苏南、浙西战事趋于终结，清政府是否会将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调入天京战场。

对于自己老师的这份担忧，李鸿章洞若观火。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明确表示：“屡奉寄谕，饬派敝军会剿金陵。敝意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

但李鸿章的态度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清廷中枢对湘军久围天京不下的不满。除了清朝统治者之外，西方列强也对天京战场虎视眈眈。在常胜军解散的同时，另一支西方雇佣军——阿思本舰队出现在了天津外海。

原来，1861年起出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来与恭亲王奕訢关系莫逆。由其牵线搭桥，清政府在各类细节均未敲定的情况下，便匆促向英国订购了7艘战舰。

1863年9月18日，由曾参与过两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指挥的“中英联合舰队”抵达天津，并准备开赴华东战场。

清政府这才发现这支舰队不过是“海上洋枪队”。清政府不仅需要支付1000万两白银用作其未来四年的军费，舰队的所有人事安排还要全部由英国人说了算。

原本就不满英国人南下争功的曾国藩趁势发难，说阿思本“意气凌厉，视轮船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厮役、倚门之贱客”。

面对“费数百万之帑金，竟不得一毫之权柄”的局面，恭亲王奕訢也深感不妥，最终决定拿出37万多两白银作为遣散费将阿思本舰队就地解散。

湘军围攻天京

此时，湘军围攻天京的态势已经逐步明朗，太平天国运动被最终镇压俨然指日可待。恰如曾国荃所说，“长江水师帆樯如林，无须轮船会剿金陵”，清军借助西方雇佣军才能稳定局面的日子似乎已经是过去式了。

通过各种政治手腕，曾国藩暂时将天京战场的主导权掌握在了湘军手中，但无论如何，尽快攻克眼前这座“贼巢”才是釜底抽薪的唯一法门。

1863年底，湘军首次发动对天京的攻击时，曾以“穴地攻城”的方法，一度轰塌了城北神策门附近的十余丈城墙。随后，湘军选锋奋勇登城，但很快便为太平军击退，死伤三百余人。

1864年春季开始，湘军全面展开对天京的攻坚战。曾国荃愈发认定“穴地攻城”之法可行，一时间曾国荃所部“自朝阳门至钟阜门，开地道三十三处”。

这套战术对曾以地道攻克过诸多名城大郡的太平军而言，并不新鲜。天京守军采取“穿隧以迎”“薰以毒烟，灌以沸汤”的战术，不仅轻松化解了湘军的攻势，更给对手造成了“须臾殒命者，率常数十百人”的伤亡。

有趣的是，此时的曾国荃并不清楚天京城内的政治风向，认为城中主持防御事务的是返回天京的李秀成，并以为其有“见其上草色，辄知下有地道”的本事。

事实上，自苏州失守之后，李秀成的政治生命便已岌岌可危。在太平天国诸王中，地盘和兵力往往决定着话语权。在“进北攻南”的计划中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的李秀成，回到苏州之后便已无力压制郜永宽等昔日麾下悍将，更不用说轻骑回天京之后要面对的洪姓诸王了。

1864年6月3日，洪秀全去世，天京这座孤城内又掀起了一场新的权力斗争。按照洪秀全生前的安排，其长子洪天贵福继任天王，朝政依旧由洪秀全的两位兄长——洪仁发和洪仁达执掌。

湘军围攻天京

太平天国内部的连场内讧，对于城外的曾国荃而言并无实际意义。在“穴地攻城”的策略迟迟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曾国藩终于按捺不住了。

实际上，对于湘军长期顿兵金陵城下，北京方面早有微词。由于清廷中枢不断施压，无奈之下，曾国藩写信给前线的曾国荃，表示准备接受淮军的助战。

随着1864年5月16日清军攻克常州，慈禧太后颁下谕旨要求淮军驰援战场。朝廷的命令，李鸿章自然不敢公然违抗，只能含糊地表示：

“于攻克常州后，未敢遽议协剿金陵；一以臣部兵将苦战经年，伤病疲乏，未得休养，若遽令远出，诚恐再衰三竭，无裨大局。”

他甚至还编出了“现在天气炎热，洋枪连放三四次即红，多则炸裂；开花炮放至十数出后，即不能著手。昨攻长兴，各项炮具俱已震损，亟须回苏修整。以后节交三伏，战事颇难”这样的瞎话。

李鸿章虽然以种种理由推辞前往天京战场，但时刻可能出现在战场上的淮军还是带给了曾国荃莫大的压力。7月19日，调集全军精锐后，曾国荃率部炸开了天京太平门龙脖子一线城墙，随即蜂拥入城。

太平军虽然全力封堵缺口，但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随着天京的陷落和洪天贵福、李秀成的被俘，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无可奈何地进入了尾声。

对金陵这座被太平天国信众唤作“小天堂”长达11年的城市而言，在1864年7月19日起的半个月里无疑化作了人间地狱。

即便是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湘军破城之后“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但曾国藩并不认为杀戮过多，相反将这场无差别的大屠杀视为赫赫军功。

天京沦为人间炼狱

屠戮之余，金陵古城也多处毁于兵燹。曾国藩不承认是湘军放的火，“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他认为大火是太平军自己放的。

近年来更多的主流意见则认为湘军通过这场大火掩盖了其大肆侵吞太平天国财富的劣迹。当然，这一说法事实上在湘军攻克天京后不久便甚嚣尘上，引发了所谓的“圣库”疑云。

所谓“圣库”，指的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于水西门灯笼巷建立的国家金库，按照洪秀全颁布的诏书，太平天国军民不得拥有个人资产，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

鉴于太平天国长期控制富庶的江、浙、皖、赣等省份的诸多城市，有好事者认定天京城内“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可湘军破城之后，曾国藩奏报搜查“贼赃”的情况时，却说除了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一时间物议沸腾，多指其为谎言。

对于这些指责，曾国藩不得不做出解释。清政府随后也表示理解，认为“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据御史贾铎具奏，故令该大臣查明奏闻。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

皇帝、太后的不追究，并不能挡住上下臣僚甚至湘军内部对曾氏兄弟的“羡慕嫉妒恨”，一时间关于曾国荃在天京缴获各种奇珍异宝的谣言甚嚣尘上。此后，曾氏家族用了各种方式进行辟谣，然而成效甚微。

慈禧太后

除了不满曾氏家族独占太平天国的“圣库”财富之外，湘军攻破天京，克尽全功的说法，也很快便遭到了质疑。在俘获李秀成之后，曾国藩很快便得知了“幼天王”洪天贵福已经成功突围。

但为了不节外生枝，曾国藩还是奏报称：“城破后，伪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冲出，被官军马队追至湖熟桥边，将各头目全行杀毙，更无余孽。又据城内各贼供称：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等语。”

果然在龙颜大悦的情况下，清政府以“次第荡平，歼除元恶”的大功，对曾氏一族“特沛殊恩，用酬劳勋”，一次性封了侯、伯、子、男四个爵位。

但很快，左宗棠不顾昔日情谊，公然揭露湘军冒功的行径，令他与曾国藩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而曾、左两人在奏折中互相揭短之时，李鸿章却始终保持着作壁上观的姿态。

毕竟鸟尽弓藏的阴影已经悄然笼罩在了湘、淮、楚等地方团练武装的头顶上，与其高调争功、相互攻讦，不如考虑如何保全手中的军队和地盘。

早在即将攻陷天京时，河南巡抚张之万便于1864年7月13日率先奏上《裁勇练兵折》，建议整顿制兵以代替勇营，清廷当即下旨，认为此议“实为目前要务”。

攻下天京后，又有御史陈廷经等奏请“妥善安置勇丁”，或挑补兵额，或遣撤归农。清廷随即于8月12日下旨，令各督抚“妥慎办理，毋贻后日无穷之患”。

一时之间，镇江冯子材、扬州富明阿部防勇，以及驻扎淞沪之贵州勇、水师广勇等部纷纷遭裁撒。这股撤军的浪潮，俨然马上就要扩大开来。

湘勇

作为湘军最高统帅的曾国藩，此时首先要考虑的自然是如何减轻朝廷对他的疑忌。裁撤自己一手打造的湘军虽然有切肤之痛，却势在必行。

但另一方面，为了保全湘军集团的政治势力，应对下一阶段追讨太平军残部以及北方捻军等起义军，在裁撤湘军部队的同时，还必须保有一支足以信赖的军事力量。

左宗棠的表现令曾国藩极为失望，而淮军在驰援天京战场中的让功之举，使他对李鸿章颇为信赖。扶持淮军以逐步取代湘军的方案，已逐渐在曾国藩的脑中成型。

在攻下天京的第19天，曾国藩上《初筹善后事宜折》，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拟栽撒三四万人”。10天以后，他又以曾国荃有病，上疏请求开缺浙江巡抚回籍，“金陵各营勇丁，陆续遣撤，已及二万五千余人”，一并由曾国荃押带回湘。

一年左右，除了湘军水师改编为经制长江水师，凡由曾氏兄弟直辖的湘军均被裁撤。与此同时，左宗棠部由6万人裁去4万多人；其余江西、湖南等地的杂系湘军大部分也都被遣散。

就这样，曾国藩以大规模自裁湘军之举，减轻了清廷对他的疑忌，同时也使湘军后期的诸多弊端，如将帅争权夺利、士卒掳掠成风、闹饷哗变不断等得到了解决。

在湘、楚两军均遭大幅裁撒的情况下，李鸿章也不得不拿出实际行动来配合清廷中枢的统一部署。李鸿章在1864年9月的一份附片中率先陈明，拟将所部分别裁撤，“酌留洋枪炸炮三万人，以备海防”。

按照李鸿章的方案，淮军将撤去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兵力，保留精锐主力。李鸿章这样做，除了可以缓解遣撤时发还欠饷的实际困难，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以备海防”的国防需要。

李鸿章坚持要保留一部分军队的意愿，与他带兵沪上后，与洋人打交道时愈发深刻地认识到列强的侵略意图和贪欲是密不可分的。

早在同治二年秋，他就指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同治三年春，他又上书总理衙门，提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极力陈述中国欲自强，非从练兵制器、培养人才入手不可。

及至“平吴”战事结束，他又发出对“千古变局”的呼吁：“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

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他在致总理衙门大臣薛焕的信里也说：“惟朝廷为远大之计，仍须及时变易绿营旧制，酌留劲旅，厚给粮饷，精求火器，择置能将，使各国勿轻视之心，即当局有操纵之术。”

在这些议论里，李鸿章设想以湘、淮勇营为主体建立一支新型国防常备军的方案，这比起曾家兄弟功成身退、尽撤湘军以轻疑谤的做法，无疑要高出一筹。

近代化的淮军

因此，“裁湘留淮”既是李鸿章凭着对时代潮流的领略和顺应，获得朝野上下认同的结果，也是他迎合恩师持盈保泰的心理，在恩师的主动支持下，争取到的一个较圆满的结局。

这对淮军日后的发展，并充当国防军，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当然在某种层面上，李鸿章或许也有在将来取曾国藩而代之的小算盘，只是他或许并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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