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13~15世纪英国王室采买权的特性

艾德蒙德伯克曾写道：“王室采买官动身前往‘哥特式吊门之外的世界’。他们购买各类必需品凭借的是其特有的权力而非金钱，同时他们也经常对被采买者实施恐吓手段。”由此可见，王室采买权作为英国王室享有的财政特权之一，其特权性质尤为鲜明。

它不仅极具强制性和任意性，而且英王还凭借自身强大的王权使其在行使过程中饱含先买性和剥削性的强权色彩。

任意性和强制性

虽有许多学者都将王室采买权定义为一种间接税，但实际上它与英国正常税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二者最主要的区别是：英国议会并未将王室采买权置于自己的完全约束和管控之中。英王在行使王室采买权的过程中一般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并不向公众与议会征求意见。

除此之外，正常税收的征缴一般都建立在财产评估的基础之上，而王室采买权长久以来却似乎并未建立起完备的财产评估体系。纵观整个发展历程，当地的陪审团或其他团体对被采买者的财产进行评估的次数可谓屈指可数。

通常情况下，王室采买官或当地郡守抵达某地后，会直接凭借英王所赋予的权力在当地大肆地开展极具任意性的采买活动，几乎完全不存在财产评估这个环节。各户或村庄被采买的具体数额也基本上都是由采买官或当地郡守依照自己的意愿肆意决定的。

财产评估这一环节早已被他们有意识地忽略掉了。缺少了评估环节，王室采买权的施行必然会充斥着极强的任意性色彩。为此，广大民众曾多次向议会递交请愿书，强烈要求议会将王室采买权纳入它的管辖的范畴之中，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无所约束。

广大臣民有时甚至会将王室采买权视作一种“带有奴役性质”的税收，认为内在压迫性和强制性是它与生俱来的性质。1297年之前，英国的官方文件经常会采用“强征”这一术语来描述英王的采买或征用行为。

后来，英王为了从文字层面上弱化采买或征用行为的强制性才将“强征”一词更改为表面不带任何强制色彩的“王室采买权”。但官方术语的变更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它的强制性。1297年之后，英王和王室采买官仍旧以“强制性”作为保障王室采买权顺利施行的政治手段。

1340年左右，英王甚至将具有法律强制性质的“逮捕权”授予了商人和商人团体以及他们的下层代理人，并要求他们以此震慑反抗者。1338年，爱德华三世曾指派大商人邓斯特布尔前往英国东部的17个郡采买3600夸脱小麦和一些其他食物。

英王为了保证邓斯特布尔能够顺利地在这些郡中开展采买工作，特别授予他逮捕反抗者的权力，同时准许他将被逮捕者交由当地的郡守实施关押。对于王室采买权太过明显的强制性，广大民众并不是一直选择逆来顺受，有时也会自发地组织一些抗击活动。

如1303年，采买官粗暴蛮横地强行采买就引发了肯特郡福德韦治地区的暴动。在此次暴动中，该地区修道院的佃农们对强行采买他们牲畜的采买官进行了袭击。

王室采买官和其他负责具体采买工作的人如郡守、治安官、百户长等，正是凭借着王室采买权特有的“任意性和强制性”，才保证了王室采买权的顺利实施。他们通过运用带有强权色彩的王室采买权，不但可以强制性地征用当地的车马或船只，而且还能专横任意地决定各类采买物资的价格。

正因为此种特性，一些现代历史学家有时也会将王室采买权描述为英王的一种“强迫借贷”行为或定义为一种以实物而非现金缴纳的“常规税”。事实上，强大的王权是“任意性和强制性”的后盾之所在，是其他特点的政治根基之所在。

先买性

先买性是指英国王室对各种物资享有一种优先采买的权力性质。英国王室通过先买性不仅可以获得较为充足的物资供给保障，还可以获得一系列其他有利的条件，如优先定价和优先挑选等。因而，先买性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王室采买官购买到的物资必然是全英最优质和优价的。

英王为了体现王室采买权的先买性，其施行方法主要有二。其一，禁止售卖，即英王责令各货主在王室采买官对他们的物资进行采买之前，所有物资一律不准面向市场对外出售。这种方法一方面可以保障物资质量的上乘，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物资数量的充足。1381年6月30日，理查德二世就曾向剑桥郡下达过这样的命令。

他要求：“各郡官吏们应该保证所有的牛、羊、鱼、蜂蜜和各类粮食在王室采买活动结束之前不对外销售，以保证有优质且充足的货源供王室采买官采买。”伊丽莎白女王也曾多次发布过与之类似的政令。

譬如她要求所有的渔船在返回港口之后的一个小时内不得对外出售鲜鱼。通过这种方式，王室采买官便可以先于其他顾客挑选各类货物，从而保证他们可以为王室采买到最优质的货物以满足其极为挑剔的味蕾。

另外，在他们优先采买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其他的竞争者与其一同出价，因此他们的定价往往会低于真实的市场价格，但他们自己却认为他们就是严格地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各项货款的。有时，英王并未提前颁布禁止销售的命令，但他却从王室采买官口中得知某种物资市场份额短缺或某种物资采买困难。

为此，为了保险起见，英王通常会责令各摊主在被采买之前禁止对外销售，或者颁布一些文件来限制其他商人的购买数量，以防出由其他商人大宗购买导致的市场份额短缺现象。其二，禁止出口，即英王命令各货主在满足英国王室或军队所需之前不准向海外市场出售，以此保证英国王室可以优先于各国以外买主采买到足够的货物。

1314年，爱德华二世便曾禁止商人向佛兰德尔和其他地区出口食物。1333年，为了向苏格兰的英军提供补给，爱德华三世也下令禁止一些郡的谷物出口，试图以此来保证采买货源的充足。究其本质，英王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障英军拥有充足的后勤物资，同时也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国敌对者形成打击力。

正是鉴于王室采买权所具有的这一特性，英王才可以拜借王室采买权先于国内外竞争者采买国内的各类物资，并以此来满足英国王室和军队庞大的物资消耗。先买性同样也是以英王的政治根基作为保障的，如若没有较为强大的王权，那么这种特性便会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无法存续。

剥削性

英王为了实现有限的资金购买力的最大化，通常会命令王室采买官在采买过程中刻意地压低市场价格。英国民众便将这种价格戏称为“国王价格”，以凸显王室采买权的剥削性。

王室采买官在采买各类货物时开出的“国王价格”通常要远低于正常的市场价格。

14世纪30年代，一份英国文件《DeSpeculoRejis》曾这样写道：“王室采买官想要采买一些草料，他们对此的出价仅为每蒲式耳3便士，但当时的市场价格却为每蒲式耳5便士；他们将一蒲式耳的大麦定价为3便士，但市场价格却是每蒲式耳8便士；他们将一蒲式耳的豆子定价为3便士，而实际的市场价格却是1先令。他们强行采买维持寡妇、贫穷女人、孤儿生活的母鸡，尽管当时一只母鸡的市场价格是2便士，但他们却仍旧只按每只1便士的价格向他们支付。”

广大臣民为此多次向议会请愿以谋求变革，但直至15世纪，王室采买权所具有的剥削性仍旧非常突出。如1402年，100条咸鱼正常的市场价格本应为6英镑，但王室通常却仅为此支付4英镑。

其实，国王价格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化的。但这种变化自始至终都蕴藏着一条铁的定律：无论如何改变，国王价格都始终低于正常的市场价格。例如，至1406年，100条咸鱼正常的市场价格上涨为9英镑6先令8便士，王室采买官的定价虽然也随之上涨为7英镑6先令8便士，但仍要比正常的市场价格低足足2英镑。

对此曾有人专门做过估算：按照这种定价方式，亨利四世在其统治期间，向渔民少支付的货款金额总共可达300英镑。

王室采买权的剥削性，除了体现在“国王价格”上，还体现在另一种变相方式上。英王希望通过这种变相方式压低采买价格，以达到剥削臣民的目的。这种变相方式体现为：单从价格层面讲，王室价格与现行的市场价格毫无差别。

但就数量角度而言，同等价格之下，王室采买官获得的数量却比其他买家多的多。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罗索尔德罗杰斯就曾对此问题做过专门地论述。他指出：14世纪时，王室采买官经常用9加仑湿麦等于1蒲式耳的测量比例来取代原本8加仑湿麦等于1蒲式耳的测量比例。

通过这种方式王室采买官较之前可多获得1／8的湿麦，即在同等价格之下，王室获得了正常量的112．5％。除此之外，他认为还有一种方法也可以达到变相剥削压榨的目的，即每20夸脱多采买1夸脱。这种方式的增量比率虽不如前者高，但也多征了原本额的5％。

针对以上两种加量方式，采买人员可单独施行，也可同时实施。采买官或郡守如若同时施行这二者，那么加量的比率则会高达18．125％。由上可知，英国王室采买人员虽然同其他竞争者出价相同，但是较他们却非常蛮横地多获得了更多的物资。

从某个角度而言，这无疑是一种特殊的压价剥削方式。英国王室通过直接压价和变相压价这两种方式，相较于市场上的其他买主，往往可以获得更为有利的价格。由此可知，王室采买权正是凭借其自有的剥削性才使英王购买力最大化的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英王除了在采买物资时会采用低价采买的方式之外，在征用运输服务时一般也会如此。13－15世纪，由于王室尚未建立起一个隶属于自己的运输体系，所以他们通常会大肆地征用臣民的车马来为其提供各项运输服务。同低价采买各类货物一样，王室征用车马的行为也充斥着剥削性的色彩。

如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英王曾将每英里的运输费用定为2便士，但当时的市场价格却是每英里10便士或20便士。有时，为王室提供运输服务的人甚至得不到任何运输酬劳。广大臣民虽对此愤懑不平，但碍于王室采买权强大的权力后盾他们往往只能选择被动接受。

由上可知，英国王室在采买物资和征用运输服务的过程中，一向都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大多数情况下，英王通过“国王价格”即可达到以最少的货币换购最多的货物和运输服务的经济目标。这对于当时财力有限的英王而言，无疑是一个“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