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去世后，南北洋如何相处？洋务运动的接力者-沈葆桢

沈葆桢总督两江时期，正是湘系督抚曾国藩和后期刘坤一、左宗棠、曾国荃督江的间隔时期，承上启下，是考察南北洋关系变动和洋务地位消长的关键时期。厘清该时期的南北洋关系，有助于理解北洋在财政困窘的背景下，是如何在洋务交涉和海防建设上逐步取得优势地位，而后来居上的，亦能借此深入体察清廷维持内外权力格局平衡的用意和举措。

沈葆桢督江的南北洋关系背景

沈葆桢总督两江之前，晚清南北洋关系已发生较大变动。直隶省作为拱卫京师的首善之区，直隶总督号称八大总督之首，政治地位远在各省督抚之上;两江总督则因其辖区幅员辽阔，经济富庶，是清朝的财赋之区，事关清廷财政命脉，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晚清洋务兴起后，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分别兼任南北洋大臣，地位更加显赫。但在清廷的治理版图上，南北二督的定位亦有区别，出于制衡的原则，清廷希望南北二督双峰并立，共维时艰。

就地域而言，南洋地域广袤，两江总督名义上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南洋大臣在名义上对闽、浙、粤和长江沿岸各省通商口岸均有统辖之责。而直隶总督仅辖直隶一省，北洋大臣仅管北方山东、直隶、盛京将军辖区等三地口岸之通商与海防。但在清代皇朝体制下，各省督抚具有独立的事权，设立总理衙门时出台的《六条章程》亦明确规定，各省洋务由该省疆吏统辖，同时咨报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体制和事权的交叉，使南北洋大臣在行使洋务、海防职权时，掣肘严重，甚至有“统而不辖”之讥。

但每遇要事，南北洋大臣仍责无旁贷，往往是朝廷政策咨询、处理重大交涉案件，以及铁路、海防等重大洋务建设的关键负责人。相较于南洋各省的富庶，北洋三省，直隶困窘，须外省协饷;盛京苦寒人少，偏居一隅;惟有山东财政盈余，不需要他省协饷，但山东巡抚未必与直隶总督和衷共济。北洋为京师屏障，洋务交涉和军事防卫任务繁重。北洋财政困窘，淮军饷源、军火仰赖江苏省的供应，洋务海防所需不赀，亦须南洋各省协饷。可以说，北洋的事功多仰赖于南洋的支持，有“用南洋之财，办北洋之事”之说。

同治九年(1870)九月，为处理棘手的天津教案，清廷在南北二督的人事上作了重大调整，调年富力更强的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李鸿章上任伊始，即意识到南洋对北洋的重要性，对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的人事变动格外敏感。曾国藩因天津教案负谤及年老病衰，不愿就任两江一职，欲奏请开缺。李鸿章致函曾氏劝阻，谓:

“大疏辞让，本系初志，惟环顾当世，无能胜任此巨任者，师门驾轻就熟，借以从容养望，计亦两得。……江介伏莽最多，非极威重不足销无形之隐匿也。……东南无主，尤望麾盖遄归，似不必请觐迂回，致多旷误。”

李希望曾国藩继续坐镇东南，维持大局。同治九年闰十月，江苏巡抚丁日昌丁忧引起江苏官场人事变动，清廷谕令漕督张之万补授江苏巡抚，奉天府尹恩锡升任苏州布政使。李对恩锡不放心，致函曾氏谓:

“……而令恩竹樵南移，苏事将何所赖。三数人成之而不足，一二人隳之而有余，地方大局，敝军饷源皆可虑也。”

与此同时，李氏致函丁日昌感慨:

“……旋知京兆承乏，奉尹移藩，吴中大局，敝军饷源更恐翻动。甚哉，一人之去留，关系全局之安危。……惟东南缔造甚艰，一入凡夫俗子之手，洪纲不举，百事颓坠，不徒饷源、洋务愈趋愈下，可谓寒心。尊意前请预觅替人，此岂我辈所能妄干者。侯相老惫无助，鄙人亦独木难支，徒深危悚。”

张之万乃李鸿章进士同年，李最不放心的是满人恩锡，一个江苏布政使的更动，就令李鸿章等大为紧张，唯恐其毁掉曾、李苦心经营多年的东南大局，可见湘淮集团对东南财赋之区的把持，以及北洋对南洋的依赖。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国藩病逝于两江任上，李鸿章悲痛之余，对江督人事格外关注。

同年二月十四日，李致函江苏候补知府方德骥谓:

“中原为天下根本，南洋为北洋根本，老成凋谢，大局动摇，不独河工无人主持也。鄙人处此穷瘠之地，全赖东南协力，相与有成。”

“南洋为北洋根本”，是李关注南洋人事变动的根本动因。曾国藩死后，两江总督自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元年的三年时间内，先后由江苏巡抚何璟、张树声以及李宗曦和江西巡抚刘坤一四人署理或补授，一直不得其人，实为过渡时期。

没有了曾国藩的坐镇支持，北洋很快在设立轮船招商局的问题上遇到掣肘。总署出于改善漕运和支持造船事业的考虑，支持李鸿章设立轮船招商局，希望借此租用福州船政局制造的轮船，以减轻其养船负累。因南洋综江海之利，轮船招商局必须与南洋协作始能成，但上海道沈秉成认为轮船招商局必将挤占上海沙船生意，影响常关税收和船户生计，因此消极掣肘。李鸿章大为不满，致函新署任江督的何璟疏通协商，仍不得要领。

直到何璟丁忧去职，淮系将领张树声署理江督，在张的支持下，才促成此事。为此，李鸿章大为感慨，曾对人抱怨道:“南洋大臣屡易生手，上海为洋务荟萃之地，又不得人。”

以上可见，沈葆桢总督两江之前，在南北洋之关系上，北洋严重依赖南洋的支持，尤其是财政和洋务上，幸有曾国藩的大力支持，才勉力维持。曾氏病逝后，因南洋大臣人事变动，南北洋关系一度受阻，直到光绪元年(1875)沈葆桢升补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南洋大臣不得其人的局面才有所改观，南北洋关系自此进入一个新时期。

沈葆桢在洋务、海防上助力北洋

沈葆桢(1820－1879)，字幼丹，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与李鸿章同年。咸丰十一年(1861)，赴曾国藩安庆大营帮办军务，不久擢升江西巡抚，与湘系渊源很深。同治五年(1866)春，出任福建船政大臣，督办福州船政局。同治十三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沈葆桢以钦差大臣筹划台湾海防，颇有政声，有知洋务之名。

光绪元年，清廷命沈葆桢升补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李鸿章对沈葆桢亦有较高评价，谓:“幼丹素最倔强，见办台事，刚柔操纵，尚和机宜，究竟船政涉历多年，深知利器远逊彼人。众中佼佼，亦当首屈一指矣。”

李认为沈葆桢总督两江，是合适人选，不再抱怨南洋不得其人。沈李时期，南北洋在洋务建设和海防上精诚合作，对外交涉上则较有分歧。1874年日本侵台暴露出清朝海防的虚弱，总理衙门奏请饬令南北洋筹划海防，欲在北洋筹建一支近代水师，以壮声威。但在随后的海防塞防之争中，清廷倾力西顾，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而海防经费却有拨无解。总署又无权筹款，只能推给南北洋自筹。

李鸿章受铁甲舰一旦被重炮洞穿即成废物之说的影响，在是否购买铁甲舰上一度颇为游移，加之经费支绌、人才匮乏，筹建水师一度受阻。沈葆桢有督办台湾防务的切身经历，深知铁甲舰的海防意义，因而力主购买铁甲舰，建立外洋水师，并就人才培养事宜亲自致函李鸿章剀切劝说:

铁甲船非无可破之炮，然较之木壳铁皮者，难易迥殊，且船有隔断，纵受伤不至沉没，尚可以战。且我船上所用，亦阿摩士庄、克罗卜之炮，彼能及我，我亦能及彼。若仅持炮台、水雷、蚊子船等事，非不足以守口，倘彼攻其所不守，则迁地弗良，我积年累月所备者，尽居于无用之地。……海上事起，不必开仗，即护运、递信，亦所必须，否则彼一船封港，而气脉尽窒矣。出洋学生似宜与制船相辅而行，其学有根底者，船成即可回国，盖必能自拉铁甲而后能修船，倘仍资铁甲于外洋，则军兴仍束手无策。至出洋学生，宜源源不绝，不当以少有所得而止。鄙意勉成此事后，稍有余赀，即当挑学生赴德国学习枪炮及陆路兵法。鄙意西洋或可不用兵，而日本必无三五年能不用兵之理。

沈葆桢认为，海防仅靠沿海炮台和小型蚊子船等不足恃，铁甲舰攻守兼备，是必需之物;同时认为购船与派遣船政学生留学并进，始能相辅相成。沈葆桢的水师计划宏大，识见不俗，且以防日为主，皆源自于其筹划台海防务之实际经验。

为了打消李鸿章对经费的顾虑，沈葆桢大度为公，奏请将海防经费尽解北洋，期望集中财力尽早促成外洋水师的建成，并致函李鸿章催促，谓:

“窃思水炮台、水雷守口之利，迥异寻常，然海上防不胜防，断不能逐口有之。仓促事起，又迁地不能为良，惟立外海水师，则南北气脉可以联络。此事非我公通盘筹画，力任艰巨，断不能有成。”

而此时两广总督刘坤一因广东海防款项支绌，奏请截留广东省厘金，仅将关税解送北洋。沈葆桢不以为然，为此专门致函刘坤一，嘱其待粤省炮台竣工后，仍将厘金尽解北洋，以供筹建水师之需。

可见南洋在海防上对北洋的无私，除自己倾力支持外，亦不愿他人掣肘。光绪五年(1879)，赫德向总署上《海防章程三十条》，提出海防建议，认为铁甲舰费巨无益，中国应购买碰船、蚊船守口，并建议设立海防大臣和总海防司统筹海防，由赫德兼任海防司，欲染指清朝海防事权。

总理衙门对其方案颇动心，令南北洋大臣及沿海督抚议覆赫德条陈。沈、李二人均不欲洋人染指海防，联合起来竭力抵制。沈首先致函李鸿章，谈了自己的看法，以互通声气，认为铁甲舰为海防必备之物，“有铁甲船而后诸船可用”，铁甲舰与小型蚊船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同时对赫德染指海防大权颇不安，认为赫德把持海防司，将妨碍海军人才的培养，转多掣肘。15随后沈葆桢上折驳斥了赫德的条陈。李鸿章对此深以为然，其致函总署，直言赫德

“既有利权又执兵柄，钧署及南北洋必为所牵制;倘赫德能躬赴海滨，专司防务，另派总税司以代其任，尚无不可。……若初讲自强，仅倚一赫德，恐为东西洋人所轻视。”

李鸿章认为不能将中国利权与兵权尽付赫德，主张让赫德在海防司和税务司之间任选其一，实际上否决了赫德的建议。鉴于南北洋均反对赫德条陈，总署只好将其搁置。但总署因此与北洋李鸿章关系冷淡，此时李鸿章欲按照此前与总署议定的方案，集中财力先订购一艘铁甲舰以壮北洋声势，而总署以须另议敷衍。

赫德计划受阻，赴津与李鸿章晤谈，李鸿章始明白赫德所说碰船，即是驻德公使李凤苞所倡议购买的巡洋快船。于是李鸿章重新与总署消弭分歧，令赫德筹划向英国订购两艘新式快船，即后来的超勇、杨威号。北洋的购舰计划始得以初步落实。沈葆桢督江时期，南北洋在海防问题上共识与合作居多，但其间亦有分歧。

如沈主张在购买军舰上依靠洋人日意格代为筹办，而李则坚持任用驻德公使李凤苞等自办。在舰船分配上，沈葆桢希望北洋所购舰船分拨数艘给南洋，以加强南洋防务，谓:

“惟从前以铁甲船横亘胸中，海防江防，一无措置，万一风涛起于意外，悔何可追!尊处所订购三十八吨炮蚊船，务肯分赐数号，俾可暂顾藩篱，以补初见之谬戾，想我公必怜而许之也。倘所购各船，仅敷天津之用，可否于海防经费内提款为购两号。”

李鸿章咨商总署，以北洋海防重要为由，建议将赫德新近购买的四艘蚊船，全部解调北洋，而将正在北洋服役的龙、虎、霆、电四条旧船拨归南洋使用。但后来沈葆桢却将四条新船截留在南洋，李只得致函总署出来协调。在海防经费的使用上，初期沈葆桢大公无私，将经费尽解北洋，后因南北洋分防，南洋地域广大，需费不赀，后经协商，海防经费最终于光绪三年(1877)重新分解南北洋。

总体而言，南北洋在海防上的分歧均系细节，在重大问题上，尤其是在购买铁甲舰、海防经费划拨、优先建设北洋水师，以及抵制赫德染指中国海防大权等问题上，南洋均能与北洋和衷共济。此外，南洋在淮军饷项、海防塞防之争，以及江南制造总局和轮船招商局局务整顿上，亦大力支持北洋。

李鸿章北调直隶总督后，大部淮军随之北调，拱卫京畿，但饷源仍在南洋，尤其依赖江苏省的协饷。沈葆桢总督两江后，在淮军饷项上从不掣肘。鉴于同治十三年(1874)沈赴台督办台湾防务时，北洋奏调淮军唐定奎部十三营六千多人渡台助战，沈葆桢心诚感之，因而在江督任上，对淮军饷需，尽力满足。

甚至在有人挑唆南北洋关系，说淮军不受南洋调度，养之无益之时，沈葆桢亦不为所动，并亲自致函李鸿章释疑，谓:

“吴中财赋为本省之饷，淮军何营非本省之军?俗议纷纭，殆谓阁老所部，非江督所能调遣欤!以鄙意度之，设有缓急，鄙人凭一纸书，各统将必无不立应者。叨爱极挚，贵部诸君子知之，不足为外人道也。”

此函用语虽有夸张，但亦见沈葆桢与北洋合作之诚意。在海防塞防之争中，沈葆桢认为李鸿章、左宗棠各有所见、各有所难，一旦互换位置，必然互易其言，表示将持平相待，但在实际上，因两江利益所在，沈葆桢对左宗棠筹借一千万两洋债之事，大不以为然，谓:

“季老请借洋款千万，诚属不得已，……。然窃计息银至五百余万，掷付外洋，若能节省此数，则西征岂不留一巨款?新疆断非一二年所能撤防，寅支卯粮，非国帑之利，亦非季老之利也。欲疏止之，而不能筹一好出路，奈何奈何?”

沈葆桢认为左宗棠举借洋债，利息太重，且西征军事非短时可了，非国家所能承受，欲上折制止。最终沈氏上折驳斥左宗棠借洋债一千万之请，无疑偏向了海防一边。在整顿江南制造总局和轮船招商局局务上，沈葆桢亦不掣肘，人事安排上，常与北洋李鸿章和衷相商。如光绪三年，招商局盛宣怀与唐廷枢、徐润不睦，致使局务废弛，沈葆桢推给李鸿章处理，与此后刘坤一总督两江时，参劾盛宣怀，处理方式迥然不同。此后，李鸿章推荐李兴锐任江南制造总局督办，以及请求沈葆桢帮忙位置曾纪泽，沈均尽力配合。

总之，沈葆桢督江时期，南北洋在洋务、海防等问题上，大体能和衷共济，少有分歧，且以南洋鼎力支持北洋为主，与此后湘系督抚刘坤一、左宗棠等督江时的南北洋龃龉不断相比，明显有别。

参考文献：

《复丁雨生中丞》( 光绪元年五月十二日酉时)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31 册，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 年，第 2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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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三品卿衔江苏候补府方德骥》( 同治十一年二月十四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30 册，第42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