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诺曼征服后英国贵族政治地位的转变

发布时间:2023-07-19 11:41:24 发布人:hao168

相比较而言,对比中世纪西欧各个国家贵族等级的严格性而言,尤其是对比法国,英国的贵族等级流动性似乎是更加明显,这与英国王权的强大有关。诺曼征服确立了英国封建王权,它是盘格鲁一一撒克逊王国的政治体制与诺曼

相比较而言,对比中世纪西欧各个国家贵族等级的严格性而言,尤其是对比法国,英国的贵族等级流动性似乎是更加明显,这与英国王权的强大有关。诺曼征服确立了英国封建王权,它是盘格鲁一一撒克逊王国的政治体制与诺曼的封建制度在军事征服基础上融合成为新的混合制国家。

这样的建立方式,使英国封建王权从一开始就比西欧诸国王权强大,并为它在世纪的发展奠定了较为牢固的历史基础。

王室与贵族的关系也表现的更为密切,国王对贵族的任命和罢免,尤其是对中小贵族的控制比其他国家更加严格。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布洛赫也在《封建社会》把英国作为特例单独的论述,体现了英国贵族的特殊性。

在威廉一世统治的时期,为了让诺曼贵族参与政治活动,威廉借用了盘格鲁一一撒克逊人法律习惯和行政管理的同时,也在司法、行政等方面创建了新的为了适应统治的政治机构和制度。

这其中最重要的改革就是把原来的贤人会议改造为“大会议”。“大会议”形成于世纪年代,它与贤人会议有几点不同:首先,参与的人员不同。

贤人会议主要以大主教、贵族和近臣内侍们为主,有时小贵族们也可以应国王的召唤前去参加,因此可以说贤人会议的参与人员还是相对广泛的;大会议却是一个严格按照封君一一封臣关系组成的政治特权会议,参加的人员是诺曼的世俗和教会贵族。

而且这些诺曼的贵族们在会上发言时讲的是法语,就连极个别烧幸参加的盘格鲁贵族也必须讲法语,而不是自己的语言。其次,这两个会议召开的形式不同。贤人会议没有固定的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都由国王临时决定。

大会议却是作为中央政府最大的群体性政治机构,每年召开1次,地点固定,召开的时间也是选择在重大的时节。此外,贤人会议每次召开的时候,贵族和国王们都是一起出席,集中讨论,共同商议国家大事。

大会议却是从一开始就设立了一个核心机构一一小会议。小会议的成员固定,只有国王亲信和王室要员才能参加,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并不固定,但无疑小会议经常召开,它是王室法庭,也处理行政、咨询、司法和立法事宜。

小会议通常被认为是大会议的核心组—织和类似的常设机构。后来它分化成专业的行政文书署和财政署等。最后,贤人会议和大会议的职能有别。贤人会议的职能主要是贵族与国王决定税收、外交、锋防务和分封等重大活动,另一职能是贵族们为国王提供有用的信息。

大会议的主要职责有三点:讨论国王与贵族们的问题,处理他们之间利益纠纷;作为议事咨询机构和立法机构,给国王提出意见并帮助国王制定各项政策和法律;作为中央的行政机构,处理各种事务,主要是指司法工作。

这是威廉一世统治时期的会议,贵族们依然通过会议参与政治,只是对比盘格鲁一一撒克逊时期的贤人会议,此时的会议形式有所不同,贵族的政治权利也发生改变。

其中,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布洛赫对于“共同语言”的观点。他认为“共同语言的使用把人们更紧密地聚焦在一起;它使人们的思想传统显露出共同因素,并创造出新的共同因素。

但是语言上的差别对于未受教育者的影响甚至更大;它带来了一种分离意识,这种意识本身就是产生对抗的根源。”语言上的差异在政治领域表现的更为明显,

因此,大会议上诺曼贵族作为征服者讲的是法语,与盘格鲁一撒克逊贵族的语言明显不同,这也带来了分离的意识,毕竟对于盘格鲁一撒克逊人而言,威廉一世和他带来的诺曼贵族们就是入侵者和统治阶级,反抗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成为了本能。

相反威廉一世对于他统治的不列颠并不放心,他在不列颠的时期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镇压反叛者,有证据显示,威廉征服及随后的镇压活动使得不列颠本土的贵族们几乎全部消失。

幸运的是,正如布洛赫所言:“盘格鲁一诺曼国家是双重征服的产物。”盘格鲁一撒克逊人与诺曼人在不列颠通过几个世纪的融合,尤其是在约翰统治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民族国家。

布洛赫认为:“国王与大贵族实际上只有三项基本职责:他必须通过宗教机构和对虔诚信仰的保护来保证他的臣民获得灵魂拯救;保护他们免遭外一敌侵犯;最后是维护公正和内部和平。”

国王与贵族们的职责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一致的,他们对人民有共同的义务。因此当二者关系较好时,这种职责的实现就较为容易。

有学者把这个时期称为“王权与贵族的合作发展时期”,体现在贵族们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上,这时贵族们参与政治的形式除了上文提到的大会议外,贵族们也在中央或地方担任重要的官员。

受国王之委任,贵族或充任伯爵,成为镇守边陲或要地的封疆大吏;或就职郡守,成为理政一方的最高地方官职;或居摄政或宰相之显位,在国王出巡时总揽国政大局。

此外,中央的财政官员国库长、宫廷大臣及其下属要吏、负责王室安全的警卫长、国王内府骑士的首领、中央法庭和地方郡法庭的法官、某些地区和要塞的镇守或监守、国王内府或王田的管家、赴外使节等要职,也由贵族担任。

威廉二世与贵族关系并不好,他在与其长兄罗伯特争夺诺曼底公国时,诺曼大贵族出现分裂,一些人支持罗伯特反叛他。

在平叛反对他的大贵族后,威廉二世开始在政治上逐渐排斥大贵族,启用中等贵族参与王国政务,使得诺曼元老贵族及其后裔失去了作为朝臣的显贵权利地位,这使得大贵族不满情绪日益增加。

这一点与后来的理查二世统治的情形相同,理查二世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贵族成员中一员,与贵族的关系不是伙伴,威廉二世也正是由于缺乏大贵族的支持,导致他的王权极不稳固,他本人也于年在森林中狩猎时被谋杀。

相比较而言,亨利一世善于审时度势,他认真的总结了威廉二世统治的经验和教训,为了确保了他统治的长治久安重新调整了与贵族的关系,使得双方关系缓和,同时保证了贵族的政治权利,与他们建立密切的政治合作关系。

亨利在加晃时为了拉拢贵族,甚至承诺:“革除威廉二世在位时的弊政,恢复爱德华及其父威廉一世时的良好法律与秩序。并答应当男爵、伯爵死后其后代继承土地时不再像威廉二世那样征收过多的继承金,只收取合理的部分。答应对骑士也不再横征暴敛,以使他们有财力武装自己随王出征。”。

具体说来,亨利一世为了巩固王权的政治基础,实行“擢新保旧”的治国方略,简单的说,就是大力提拔“新人”参与国政。这些“新人”是指出身卑微却识文有术的人,一部分人可能出身于小贵族中的贫寒者,也有的人曾充任王廷中的卑贱仆役。

“他们无门第可恃,也无大家族的利益可虑,忠诚且有文化专长。故国王任用他们为朝臣和官吏,并赐予其土地财产,培植起既能与大贵族分权制衡,又能适应于构建官僚制度需要的新贵阶层。”

在亨利一世时期的朝臣中,“新人”占相当的比重。“新人’朝臣多兼任具体显要官职,在亨利一世后期,他们中的巴西特曾一度与大宰相罗吉尔分执相权,权势显赫;奥布里则任王廷的宫室长,负责一定的财政开支。

而此时的郡守、法官、城堡镇守等,也大多由新人’朝臣担任。这些人因勤于王政而屡获国王的地产、特权封赐,成为挤身于统治集团的新贵族。”

在重用“新人”的同时,亨利一世还推行“保旧”政策,对大贵族予以重用。“不少原来诺曼元老大贵族的后裔,此时又重新获得了显要朝臣的身份与地位。据史家统计,大贵族朝臣当时在临朝臣者人数和署证王令次数上均占,此数虽比不上“新人”朝臣,但他们凡临朝就可署证,权势颇重。

瓦伦的威廉、切斯特伯爵雷纳夫、雷切斯特伯爵罗伯特、谬兰伯爵罗伯特、亨廷顿伯爵西蒙等都是英王宠信的有名朝臣。”在釆取具体措施时,亨利一世并没有毫无保留的重用贵族,为了限制贵族们权势过大,在重要的职位没有让大贵族担任。

与此同时极力扶持出身王族的大贵族。采取这些有效的治国方案,贵族们被委以重任,与亨利一世的政治合作关系融洽,因此他的统治基础较为稳固。

亨利二世即位时为了巩固王权的政治基础,暂时保留了在内战中所有伯爵及其领地。在两人激烈争夺的年中,贵族们分成了两派拥护不同的主人,与此同时一些贵族趁机侵占未经国王许可的领地和城堡,以此谋取利益。

此外,“郡守有时把若干个郡并入自己的权力之下,自己则取得伯爵称号,他们的世袭职位得到承认。”亨利二世即位后为了消除内战所造成的封建离心现象,恢复一度中断的政治集权的进程,他继承和发展了亨利一世“擢新保旧”的统治方略,大力起用“新人”。

当时经济和文化正值复苏之际,出身于中小贵族同时又博学多才的政治精英“新人”大大增加。他们广泛参与王国政务,有的甚至青云直上,成为“出将入相”的显赫大臣。

罗伯特死后,卢西一人为相至年退休。接任卢西为相的格兰维尔也属小贵族阶层,原曾任郡守、法官、将领等职,升为宰相后,以精通法律、推行司法改革而享誉于世。

当时的另一名朝臣布朗也属家世寒微的有才之士,他在西西里王国宫廷失势后至英,被英王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导财政署,参与王国财政收支事务。这三位“新人”名臣都为重要朝臣。此外,不少“新人”多为朝臣兼地方郡守。

与亨利一世不同的是,亨利二世启用大贵族担任中央显要官职。即位不久,亨利二世就任命雷切斯特伯爵为宰相。雷切斯特伯爵是诺曼元老贵族的后裔,实力雄厚、治术丰富,又有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势力,任宰相后国王的政令因他个人的能力与势力畅通无阻,史家认为“他在王廷中的存在是一种约束王国的力量”。

此外还有格罗切斯特伯爵威廉、雷切斯特伯爵罗伯特、缪兰伯爵沃尔伦、康沃尔伯爵雷金纳德等。在年颁布的《克拉伦敦宪章》上署证的贵族里就有名伯爵,还有人出身于比哥德和瓦伦这两大贵族家族,约占此文件署证签者人中的。

颁布的《卡斯提尔——那瓦尔敕令》上署证的人中,伯爵占了名,还有名伯爵之子。在年颁布的《马特利牧师会员土地恩准令》上署证的人之中,就有名伯爵”此外亨利二世在重用大贵族同时,对他们也采取严予扼制的措施。

即位之初,他就强迫伯爵们放弃对郡政的控制,拆毁在内战中修建的私家城堡。随着王权的不断巩固,他又推行司法改革,剥夺了一些贵族在其领地内的封建特权。同时,他尽力以自然减员的和平方式来削减伯爵领地,到其统治后期伯爵领地减少。

正是借助于世俗贵族各阶层的有力支持,亨利二世的政治集权进一步拓展,政府官僚制度日渐成型。贵族作为王权的政治基础,国王是贵族的政治代表,二者密切的展开政治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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