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英国贵族政治的起源

英国在盘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最后阶段，已经建立了伯爵统治下的名副其实的领地大公国，这些大公国由若干郡的联合体按古典模式组成。

这些存在的贵族阶层，一部分来自世袭，即古时的部族首领，一部分来自君主的赏赐一一往往是在战争中立下大功的武士。

有资料显示：英国在12世纪至13世纪中，分裂为七个小国。大约在13世纪中叶，国王通过文书的形式正式把土地赏赐给贵族，接受国王土地者演变为土地贵族，所赐土地被称为“册地”，以别于按照部落传统方式分配的份地。

贵族的名称也发生了改变，先是称为“哥塞特”，后来又改为“塞恩”。事实上哥塞特是享有政治特权的氏族贵族，他们常常出入宫廷，充当国王的侍卫，类似于王室亲兵的军事贵族。到了世纪，哥塞特逐渐被塞恩取代。

哥塞特与塞恩的区别在于，塞恩服务的对象更为广泛，可以是国王也可以是贵族，这也就是说明塞恩与塞恩之间有区别，当然服务于国王的塞恩地位高一些。

况且塞恩的称号和地位是可以世袭的，有些塞恩的男性继承人一代接一代，因此他们的土地也是一代一代的分配下去，自然土地会越来越小，有的塞恩在经济上与一般的自由农没有区别。

无论是大的塞恩还是小的塞恩，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拥有国王或者其他塞恩册封的土地，当然大的塞恩可以拥有小的塞恩的。

在威廉一世的诺曼征服后，英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也给随后的历史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布洛赫认为这一段时期的王权应该称之为“复合型王权”，而且在盘格鲁一撒克逊王国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更加有“规则性”。

用他的话来说：“盘格鲁一诺曼国家是双重征服的产物，即罗洛征服西纽斯特里亚和私生子威廉征服英国的产物。这样的起源产生了一种结构，这种结构远比逐步建立起来的诸大公国的结构要规律，也比其他那些负载着悠久且有时又是混乱的传统王权的结构更规则得多。”

这意味着盘格鲁撒克逊人所接受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王室，也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一种新的文化和语言，在欧洲历史上也许找不到另一次征服能给战败者带来如此灾难性的后果。证据显示盘格鲁撒克逊人不愿意自己的国家被别族人侵略，也不想自己成为被奴役者，因此他们与征服者威廉进行激烈的战斗。

但是“征服战争及对随后反叛活动的无情镇压，使英国本土的这些主要首领从人们视线中消失：他们对国家统一的所有威胁看来已不复存在。”

盘格鲁撒克逊贵族的土地被威廉一世几乎全部抢夺转而赐予他的部下，那些没有以武力反抗自己的盘格鲁撒克逊大贵族，威廉就让他们保有原有的领地，并成为他的诸侯，原来的盘格鲁撒克逊中小贵族，特别是骑士阶层必须得臣服于来自诺曼底的大贵族，就这样跟着威廉从法国来的贵族及原有的盘格鲁撒克逊贵族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历史的事实似乎也能说明，在诺曼征服后盘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历史虽然大部分也保存了下来，但也有许多地方发生了改变。世纪以后形成的新英格兰国家不能说是盘格鲁一撒克逊式的，也不能说是诺曼式的，更准确的是盘格鲁一诺曼混合式的。在这种特殊的国家政体中，贵族在政治地位的改变上表现的较为突出。

在布洛赫看来，“欧洲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依附农民；附有役务的佃领地即采邑，而不是薪俸的广泛使用；专职武士等级的优越地位；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服从一一保护关系，这种关系在武士等级内部采用被称作附庸关系的特定形式；必须导致混乱状态的权利分割；在所在这些关系中其他组织形式即家族和国家的存留。”

从“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服从一一保护关系”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贵族将土地分给农户，坐享地租，并能在领主法庭中对他们行使司法特权。有了领地之后中，塞恩造舍独居，不必陪住在宫廷，其生活费用和武器装备也靠领地收入操办，不再向王室领取。

就这样，军事义务和土地占有密切结合起来，国王与贵族的关系逐渐成了封君和封臣的关系，封建贵族制度也就渐渐形成了。事实上13世纪英国封建依附农制社会的阶级结构是：贵族、刻尔和奴隶。

他们之间的区别是用不同的赔偿金来表示的：“贵族的赔偿金是1200银先令，刻尔是先令，而奴隶只有或先令。这是威塞克斯的情况。在肯特王国，刻尔的赔偿金要高一倍，即银先令。两处的刻尔都要服军役和为国王准备食物。”

封建社会中一切政权与权力的变化都是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没有自己的土地就意味着你不是贵族，不是自由人，有可能沦落为束缚于土地的农奴。

在封建时代，自由人和农奴这两个词有特殊的意义，只有和土地领有权相联系时，这两个名词意义才更加清晰。“一个没有土地的人无所谓自由与不自由，因为他不算数当然他可以是个奴隶，但如果那样，他就是一种财产而不是人。”

自由人是以服兵役或其他算做正当的劳役为条件而领有土地或纳货币地租的人。农奴是以在领主土地上服农业劳役为条件而领有土地的人，他被束缚于土地上，而自由人则能离开他的土地到别处去。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自由人带着他的土地委身于另一领主。

在盘格鲁一一撒克逊时期，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农奴都是没有权利参与国家政治的，此时的政治也表现为贵族政治，国王与贵族们的关系相对良好，他们在一起共商国事，贵族的政治权利是能够得到保障的。

在盘格鲁一撒克逊人统治的英格兰里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会议组织，即“贤人会议。贤人会议何时产生，现在也很难给一个确定的日期，我们只知道贤人会议由日耳曼民众大会演变而来，历史学家因此分析可能很早就有了，最早出现在文献上的是世纪的麦西亚王国，后来资南部其他国家也有记载。

麦西亚是英国史上第一个大霸国，约在13世纪中叶，国王埃塞尔巴德就创造了贤人会议，由大主教、贵族和近臣内侍们参加，他们共同讨论国家大事，当然此时讨论较多的是发送赐地文书问题。

当时贤人会议没有固定的成员，只要是王国中的要人一王公大臣、封建地主以及高级教士，他们都可以参加；会议也没有固定的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都由国王临时决定。

由于国王时常去游历各处，因此在当地召开的可能性很大，有时甚至在王庄和围场都可以开会。据统计，到13世纪，伦敦是召开贤人会议最多的城市。埃塞斯坦在位时，把贤人会议开成最有代表性和最有权威性的贵族代表会议。

埃塞斯坦在科尔切斯特召开的一次贤人会议，参加的有威尔士国王、名“塞恩”、名郡级长官和管辖几个郡的大区长官（长老）、名修道院院长、名主教（包括著名的圣日耳曼、切斯特和坎特伯雷大主教。

参加贤人会议对贵族们而言不仅是一种特权，有时还是一种义务。当时由于交通环境不便利，去开会意味着长途劳累，再加上安全问题等，有些人接到国王的召令后没有去参加，有时会受到惩罚。

贤人会议是盘格鲁一一撒克逊时代特有的一种中央机构。它也是为选举国王而设立的，理论上盘格鲁一一撒克逊国家的君主是由选举产生。除了选举外，贤人会议上还可以罢免国王。

诺森伯利亚国王阿尔莱德因行为不轨被废，另选塞尔莱德主政；塞尔莱德为因失职被废，阿尔莱德行状好转，被贤人会议重新召回，再登王位。

此外，贤人会议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它拥有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是国家的最高法庭，有权审理各种讼案，包括涉及地方官员的案件也由其审理。再加上贤人会议的判决是集体判决，做出的判决结果国王也是无权变更的。

毫无疑问，能参加贤人会议的人都是王国中的要人一一王公大臣、封建地主以及高级教士，换句话说，就是王国中的世俗贵族和教会贵族。

国王与贵族共同合作，建立井然有序的国家组织形式，布洛赫认为之所以后来威廉建立的封建组织体系更高效，在某些方面的封建化更彻底，这与他们遵循更古老的传统联在一起。

换句话来说，征服者威廉沿用了盘格鲁一撒克逊人的习惯，“在很多方面与维持公共秩序相联系的古代自由人法庭一一即使有也是一种日耳曼制度一一在英国的长期存在，大大有利于王室司法和行政权力的维护和扩展。”

再比如除了上述提到的贤人会议，威廉在此基础上根据统治的需要改造成了大会议外，“年征服者威廉要求英国所有当权者‘不管他们是谁的人’都要宣誓效忠，他的头两位继承人又命令重新进行效忠宣誓——这是一种超越并高于一切附庸纽带关系的誓约，这种誓约难道不正是所有蛮族王权所熟知并为加洛林王朝以及威塞克斯王朝所推行的古老的臣民誓约吗？

另外布洛赫也提到了“虽然盘格鲁—撒克逊王权在其最后阶段似乎开始走向衰弱，但它依然能够称赞，这在当时的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唯一征收普通税，这种税最初是用来向丹麦入侵者缴纳的赎金，随后成为抗击丹麦人的工具，因此称之为‘丹麦金’。这种非同一般的历史遗产，似乎成了英国的货币流通优于他国的前提条件，从这种遗产中，诺曼诸王找到了一件相当有力的工具。”

因此可以说，正是因为威廉沿袭了盘格鲁一撒克逊人的习惯以及贵族参加贤人会议的传统，并得贵族们保持原有的政治权利，才使得英国建立了井然有序的封建组织形式，同时贤人会议也树立了国王与贵族联合统治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