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5世纪引发英国王室采买权危机的原因

王室采买权危机的爆发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究其本质，这主要与王室采买权本身所包含的特性密切相关。正是因为它本身所蕴含的任意性、强制性、先买性和剥削性，才会使王室采买权一度引发怨声艾艾。王室采买官也正是因有强大的王权作保才一度有恃无恐。

王室强制性地采买大宗物资

为了满足王廷和王室军队对各类物资的需求，王室采买官的采买数量往往十分巨大。1296年底，爱德华一世下令在全国采买的谷物数额竟达到了33000夸脱，而1297年英王至少为军队采买了10300夸脱小麦，6700夸脱燕麦，2400夸脱大麦和麦芽，1000夸脱大豆和菜豆等。这样的例子在国家档案中比比皆是。

爱德华三世为了抗击法军也曾于1350年1月专门向王室采买官和各郡郡守发布了大宗采买指令，要求他们采买7700夸脱小麦、9320夸脱大麦、2400夸脱燕麦、2130夸脱大豆和豌豆、1750夸脱黑麦、5220架牛肉、10530条咸肉。如果我们将王室采买官分别为王廷和军队采买的数量相加，那么这个采买数额将会更加庞大。

譬如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期，她每年在全国的平均采买量甚至达到了400万只鸡蛋、13000只羔羊、32000只鸡和60万加仑啤酒。不但如此，历来王室采买官在采买的过程中必定会私自扣留一部分采买物资以求额外谋利，而这部分“灰色数据”却从未被记录在案。

如果我们也将这部分数额一并估算在内，那么王室的实际的采买额必定会大于官方文件记载的数字。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如此巨大的采买数额无疑是他们身上背负的一项异常沉重的负担。

其实，这种情况不仅在粮食收入正常的年份出现，在饥荒年代里也一贯如此。如1315－1317年，英国的天气状况极为恶劣，这直接导致英国全境农业产量的大幅下降。从温彻斯特庄园的档案资料中，这一点表现的非常明显。

据统计，该庄园1315年产出的小麦量仅相当于正常年份的60％，而1316年小麦的收获量更是下降到了往年平均产量的55％。这还并不算是最为严重的，一些隶属于博尔顿修道院的庄园，其小麦产量甚至直接降至正常水平的20％。除小麦之外，其他农作物的产量也必定会因天气的缘故而大幅下降。

这对于原本贫苦的广大百姓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甚至有人曾专门为此写下了一首诗，以记录他们悲凉的心境：“当听到可怜的人悲叹地呼喊时，每个人的心都可能会流血……呜呼哀哉，我快要因饥饿而死去了。”但是，英国农业歉收的历史并未就此完结。

1321－1322年，英国的谷物收获量再次遭遇“滑铁卢”。但爱德华二世面对当时农业歉收、饿殍遍地的境况，似乎并未表现出丝毫的悲悯和同情。他照旧派遣采买官前往各地正常地组织采买活动。

1314年，他在各郡采买7000夸脱小麦和4000夸脱燕麦；1322年，当第二次大规模歉收袭来时，他再度下令在全国组织采买了4000夸脱小麦和3000夸脱燕麦。

14世纪40年代左右，当农业产量再度低迷时，爱德华三世的态度和做法却与他的父亲如出一辙。在当时农业连年欠收的背景之下，他们这种一贯如常的做法对于那些原本就食不果腹的下层民众而言，无异于落井下石。广大下层民众的生活状态也因此变得更加窘迫。

如果说在正常年份中，王室的大额采买对于贫苦的下层农民来讲是一种沉重的负担，那么在农业歉收的年份中这便转而成了一种索命剂。许多贫苦的农民都因此而丧生。故而，王室强制采买大宗物资的行为，不但危害了下层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直接危及了他们的生命。

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命财产，广大下层民众必定会发出强有力的反抗之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无疑成为引发王室采买权危机的催化剂之一。

英国王室强行征用运输服务

13－15世纪，英国水陆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为王室采买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交通条件。依靠这两种运输方式，负责采买者顺利地将大宗的采买物资运抵王廷所在地、储粮基地和战争爆发地等指定地点。

亦如前文所论及到的，英王通过在各地征用运输服务来完成采买运输任务是当时的时代特点。因为英王在这一时期频繁地发动对外战争，所以广大臣民的运输对象不仅包括为王廷采买的日常生活物资，同时还包括各种后勤物资和战争材料等。

战争期间，英王为了加快后勤物资的运转效率，他们通常会责令各郡郡守在当地征用一些车马或船只用以将采买物资运抵指定港口或储粮基地。

1336年初，爱德华三世向英国北部郡守和负责在当地采买的官吏下发的采买指令中除了包含了具体物资的采买数额之外，还着重强调他们应通过在当地征用运输服务来将这些采买物资一并运抵卡莱尔的储粮基地或东北部港市赫尔。

不久，伦敦郡守也收到了类似的指令。除各郡之外，交易网络广泛的商人或商人团体也成为英王的依托对象。英王不仅要求他们组织采买活动，还要求他们担负起将采买物资运至指定地点之责。

为了让广大的商人或商人团体能够顺利地提供运输服务，爱德华三世甚至专门向他们签发了保护证和安全通行证来作为他们转运各地的授权凭证。

事实上，运输服务非常复杂。运输服务作为王室采买权的具体内容之一，必萣蕴含着浓郁的强权色彩。对于广大臣民而言，向他们征用的运输工具数量和种类极具不确定性，运输服务时间也不笃定且呈现逐步延长的趋势。

有时，因英王征用的运输服务时间过长甚至直接耽误了他们的日常耕作。在王室采买权后期，虽然英王已经意识到了长时间征用运输服务可能会给社会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并专门为此做过严格地限定，但他们的限定却往往率先被自己打破。

运输费用问题同样也是引发王室采买权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英王为了节省财政开支，他们向被征用者支付的运输费用一般只有当时市场价格的1／5或1／6。有时，英王甚至会得寸进尺得将全部运输费用一并转嫁到各地郡守或被采买农民的身上，即全部运输费用由他们自行承担。

因运输时间长、运费低廉甚至还会因此影响正常的农耕，所以广大臣民对于英王这种强行征用车马、船只为其提供运输服务的做法非常不满。1311年，这种不满便演化为大规模的反抗活动。故而，英国王室强行征用运输服务自然也即成为引发王室采买权危机的一大原因。

臣民大批采买款被长期拖欠

在整个王室采买权运行的过程中，不仅大宗采买、征用运输服务会被臣民诟病，其实，采买款的支付问题也同样如此。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原因就在于王室采买官惯用的采买方式一“赎购”。

所谓采买赊购就是在每次采买结束时，王室采买官都会将特定的“木码”给予被采买者，作为赊购凭证。他们可以以此作为信用凭证向锦衣库兑换真实的货币。简单来讲，就是采买在先支付在后。

采买官之所以使用“木码”作为交易凭证，原因有二：一是采买官在奔赴各地的过程中，随身携带大量的货币很容易成为盗贼的目标，而使用“木码”却可以有效地避免这一问题；二是英国王室常常债务缠身，亏空、赤字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所以它根本无力实时支付采买现款。

因此，臣民们兑换手中的“木码”往往面临着重重困难。兑换时间从几天、几十天到几年、几十年不等。

广大臣民虽对拖欠采买款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但是他们的不满情绪却日益强烈。当时，人民为了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怒曾专门为此写下了许多写实性诗歌。

这些现实主义的诗歌表明广大臣民对历代英王长期拖欠采买款的行为非常愤慨。他们甚至还曾多次向议会递交了请愿书，希望王室能够立即向他们结清采买款。亨利四世在位时期，平民院便曾多次收到过类似诉求的请愿书。

在请愿书中他们甚至一度用恳求的语气请求议会能给予公正的评判，毕竟他们的心愿仅仅是结清理查德二世时期所拖欠的采买款而已。

总之，王室长期拖欠采买款的行为使原本并不富裕的广大民众生活更为拮据。对贫困的农民而言，除账就是一种变相的压榨，为此，他们多次尝试向平民院发声，但并未得到英王肯定性的回复。至此，广大民众内心激愤已深，对王室采买权的反抗斗争也呼之欲出。

采买官滥用职权贪污受贿

中央官员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的行为在中外历史的长河中比比皆是，王室采买官在此方面自然也承担着重要的“历史角色”。由于王室采买权的自身内部体系建设不完善，加之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体系，所以唯利是图、见缝插针的王室采买官群体必然会“不负众望”地谋取私利。

在这种情况下，采买官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便成为了当时的一种“不可逆的潮流”。有些史学家甚至将其定义为一种“隐蔽性的税收”，即王室采买官假借采买之名将大量资财私吞的一种财政现象。这部分数额在实际的王室采买权总额中占据了极大的比例。

那么王室采买官究竟是如何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的呢其途径大致有三：其一，他们可以通过向广大臣民直接收受贿赂金而获利。

他们之所以如此心甘情愿的向采买官行贿，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是最便捷而有效的。故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论是富有的贵族还是贫困的维兰，他们都曾尝试过行贿的方法。

其二，超量采买，即他们的实际采买量超过了国王所要求的采买数额。随后，这部分多余的采买物资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们的囊中之物。通过转手倒卖这部分物资，他们自然会获得大额的“灰色”收入。

其三，王室采买官有时也会凭．借自身所掌握的权力对广大臣民敲诈勒索以求额外谋利。威胁、恐吓都是他们最常用的敲诈方式。有统计数据显示：1337－1339年，他们在林肯郡的敲诈额竟高达1591英镑而1337－1340年，他们在诺丁汉郡的敲诈额虽不及林肯郡多但也达到了152英镑。

他们通过贪污受贿、超量采买和敲诈勒索三种方式，在广大臣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额外收益。由于自身利益受损，因此广大臣民对于他们这种滥用职权的行为充满了愤恨。并且毫不掩饰地将这种愤怒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了平息臣民的不满和维持统治的稳定，英王在两次宪政危机爆发后被迫于1299年和1341年先后两次在全国范围内对王室采买官的不端行为进行了彻查。但这些调查行动从根本上说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幌子，各个官员之间彼此袒护早已成为官场中无声的约定，所以这两次调查并未取得任何实际性的效果。

彻查过后，王室采买官们仍旧全然不顾臣民的反对继续滥用他们手中的采买权。鉴于这种情况，百姓对王室采买权的不满只能是日甚一日。在这四个方面的综合作用之下，广大民众对王室采买权的不满呼声越来越高。

为此，他们经常会自发地向议会递交请愿书，强烈建议议会对这种极具强权色彩的王室采买权加以限制。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甚至会组织一些暴力反抗运动。英王由此深知，作为百姓公愤对象的王室采买权已然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

面对这种社会局面，英王和议会纷纷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求淡化王室采买权的强权色彩。由于王室采买权也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大部分议会贵族的利益，所以议会便借机采取措施限制专横的王权，以图从根本上规范王室采买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