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前拜占庭与威尼斯的历史渊源

在5世纪诞生时，威尼斯只是拜占庭帝国下属的一个省份城市，受到地方官的直接管辖；随着拜占庭世界结构的日益瓦解，威尼斯从8世纪开始逐步脱离了帝国的直接控制，但仍然对帝国皇帝效忠，为帝国提供军事服务，成为拜占庭的盟友；

凭借着繁荣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威尼斯于12世纪末成长为与帝国地位相当的合作伙伴；最终在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成熟为帝国，在东地中海拥有广泛的殖民地。

威尼斯的独立

在成为拜占庭的盟友之前，威尼斯历经了四个多世纪的独立进程。威尼斯曾是拜占庭的下属城市，受到拉文纳总督的直接统治，直到公元8世纪，第一位威尼斯本土总督的出现开启了威尼斯独立的事实进程。

自此，尽管威尼斯名义上仍受到拜占庭的统治，也曾出现皇帝指派官员担任总督的情况，但在拉文纳总督区陷落之后，其总督全部通过地方选举产生，这意味着威尼斯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

威尼斯所在的威尼西亚地区隶属于罗马帝国的意大利行省，处于罗马帝国的管辖范围之内。公元375—568年，是欧洲历史上的民族大迁徙时代，在此期间，以日耳曼人为主的众多蛮族部落入侵罗马帝国，造成了难民的四处流散。

哥特人于402年首次入侵威尼西亚地区之时，就曾有阿奎莱亚的居民为躲避战乱逃至沿海的潟湖地区。452年，匈奴王阿提拉围困了阿奎莱亚，据一个世纪之后的历史学家约达尼斯记载，久攻不下的阿提拉看到城里的鹳鸟纷纷叼起幼鸟飞走后，旋即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攻陷了阿奎莱亚，众多的难民逃往威尼斯。

因为意大利内陆的战争不断，奔逃至亚得里亚海沿岸的人们开始逐渐定居，在潟湖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建造了一个有着坚固城防的城市，被六公里的海所环绕，城内河网密布，除此之外还包括了一些建造在大陆和东部的岛屿上的居民点，威尼斯慢慢初具雏形。

527年查士丁尼即位后，派遣大将贝利萨留攻打东哥特王国控制下的意大利，试图将地中海重新变成罗马的内湖，实现自己“罗马和平”的愿望。直到553年，拜占庭将军纳尔泽斯完成了对东哥特人的最后一击，基本上消灭了东哥特王国，恢复了对意大利的管辖权。

6世纪末，拜占庭皇帝莫里斯即位，设立拉文纳总督区，直接管辖威尼西亚，实行军事、民事合一的政策。公元7世纪，威尼斯岛屿上的难民点发展成了永久的城镇，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机构，发轫于466年的选举保民官的措施维系了政治机构的活力。

理论上，威尼斯的保民官不过是地方官员，受到拉文纳总督的管理，最终服从于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政府，但事实上，威尼斯的保民官在当地具有比较大的自主性。11世纪初期写作的执事约翰将威尼斯第一任总督的任命追溯到8世纪初。

该事件发生于皇帝安纳斯塔修斯二世统治时期——“所有的威尼斯人，和他们的主教，一致认为，在总督的带领下他们将会获得更有尊严的生活，经过深思熟虑，他们选举了保利修斯作为总督”，但此时的保利修斯仍是一位顶着总督名号的拉文纳总督，随后他与伦巴德国王留德普兰德签署协议，界定了威尼斯的边界，留德普兰德的继承者同样承认了威尼斯不受侵犯的权利。

在这一时期，威尼斯仍然是拜占庭的属地，在政治上受到拜占庭官员的直接管理。

威尼斯的独立是其政治地位改变的基石，开始于8世纪第一位本地总督的出现。尽管拜占庭披着罗马帝国的外衣，吸引着威尼斯这位罗马帝国的忠实追随者，但随着帝国“东方化”的倾向逐渐明显，威尼斯在政治上产生了分离倾向。

圣像破坏运动激化了本已存在的东西方教会矛盾，也加快了意大利与帝国的分离。

726年，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发动了圣像破坏运动，并要求罗马教皇效仿，激起了意大利的强烈反对，威尼斯内部就是否仍要从属于拜占庭出现了分歧，伦巴德人顺势支持意大利进行叛乱，于是各个地区的人民开始选举自己的总督，甚至企图另立新皇，727年拉文纳的总督保利修斯被刺杀，威尼斯加入了叛乱，当地的保民官和教士乘机选举了他们自己的总督乌尔索。

尽管叛乱被残忍地镇压，但皇帝利奥仍然重新任命了乌尔索作为威尼斯的首任本地总督，并且授予了他执政官的荣誉头衔，这便是威尼斯脱离拉文纳总督区的第一步。

总督并非是威尼斯的专属，8至9世纪意大利很多地区的地方官员都有同样的头衔，也享受着同样的地位，例如卡拉布里亚和撒丁岛地区，该头衔通常单独授予总督个人，无法世袭，拜占庭的皇帝保留了赐予威尼斯总督官职的权力，常常将其任命为“军事统帅”。

尽管随后几年，中央委派的军事统帅和当地选举的总督交替出现，但是威尼斯总督的独立性已经不可避免。直到751年拉文纳总督区陷落于伦巴德人之手，威尼斯只听令于自己的总督，再无中央政府任命的军事统帅的出现。

787年在任的威尼斯总督加尔巴伊奥甚至还模仿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将自己的血亲立为共治总督，与其子乔瓦尼进行了共治统治，除此之外，其他的拜占庭官员从未实行继承制，这是威尼斯总督拥有自主管理体系的重要一步。

9世纪，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仍保留着部分领土，但威尼斯和坎帕尼亚只是在政治上松散地隶属于拜占庭，因为它们已经有自己的自治政府。

虽然威尼斯逐步完成了事实上的独立，但名义上仍是拜占庭的从属。806年2月，查理曼将意大利的威尼西亚、伊斯托利亚和达尔马提亚作为封地分给了自己的儿子丕平。

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论帝国行政》里，记载丕平曾经围攻威尼斯城六个月，欲使其归顺于法兰克王国，但威尼斯人坚称他们是罗马皇帝的仆人，拒绝弃城投降，最终双方缔结了协约，法兰克王国承认威尼斯是拜占庭的一部分，作为交换，威尼斯将对法兰克国王奉上岁贡。

812年，拜占庭帝国与法兰克王国在亚琛签署条约，拜占庭以承认法兰克国王的合法性换取了包括威尼斯在内的意大利部分领土的归属权。

除此之外，威尼斯在总督头衔中也保留着对拜占庭的归属感，如总督查士丁尼·帕勒特斯帕修乌斯的头衔为“帝国的执政官和卑微的威尼斯总督”，不仅结合了对拜占庭的尊敬，还明确提及了威尼斯的从属地位。

在879年，君士坦丁堡的外交使者到达威尼斯，奉皇帝之命，将威尼斯总督的头衔由带剑侍从升级为了第一带剑侍从。由此可见，在获得政治上的独立的同时，威尼斯仍旧对拜占庭政治系统怀有认同感。

2.拜占庭的盟友

商业是威尼斯的立身之本。往返于威尼斯和东方市场的航运线沿着亚德里亚海的海岸线前行，巴尔干半岛西侧有大量的岛屿和港口，前无危险的浅滩阻挠船只的靠近，后有高山峻岭提供安全的庇护，既可以作为避风港又为船只提供了给养，因此亚德里亚海的安全是威尼斯商贸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击退外敌、维护海域安全方面，威尼斯与拜占庭的国家利益达成一致。威尼斯依靠协助拜占庭的军事行动，逐渐成为拜占庭的盟友。这种政治地位的上升体现在帝国颁发一系列的金玺诏书中。

威尼斯获得的金玺诏书最早可以追溯至992年。拜占庭皇帝瓦西里二世需要威尼斯提供舰队运输军队以对抗阿拉伯人，因此颁发金玺诏书。这份金玺诏书并不是地位相等的双方签订的协约，而是地位更高的拜占庭授予地位较低的威尼斯的一种特权。

在诏书中，“威尼斯总督及其人民”被描绘成皇权的请愿者这份诏书对威尼斯的意义非同寻常，威尼斯不仅获得了商业特权，拜占庭盟友的身份也得到了皇帝的认证。

首先，税费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威尼斯无需再支付超额关税。

威尼斯船只装载的货物的性质决定了进出关税的差异，索里德的入关税针对运至君士坦丁堡的货物，比如木头、羊毛、腌鱼等低价格的货物，而15索里德出关税则针对从君士坦丁堡出口的丝绸、皮草、香料、药品、皮革、糖、武器等等一类高价格的货物。

无论船只大小，对船只征收固定税，而不是对所载货物的价值征税，鼓励威尼斯人增加船只的载重量，对威尼斯船队的稳步发展也起到了重要影响。而且规定仅对运载威尼斯货物的威尼斯船只生效，有力地打击了同时期在君士坦丁堡的其他意大利竞争者。

其次，皇帝将帝国境内的威尼斯事务置于首席财政官的单独管理之下，成为威尼斯受到“优待”的开端。

在992年之前，政府曾设立“外来商监督官”密切监管在君士坦丁堡进行商业贸易的外国商人。外来商监督员在市政官提名的基础上由皇帝任命，后逐渐发展为市政官的代理人或者副手，负责监管外来商人的贸易行为，包括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停留的时间是否超过三个月、是否购买了帝国禁止出口的货物意图偷运出国、是否在贸易过程中弄虚作假或者囤积居奇等等。

992年的金玺诏书为威尼斯指派了专门的政府官员进行管理，威尼斯的税费由首席财政官专职负责，而非专职君士坦丁堡税收的官员，即市政官秘书长或财政官下属的其他机构。只有首席财政官有权检查和评估威尼斯货物的性质和价值，裁决威尼斯人之间或威尼斯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案件。

在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可以只服从于财政官，且财政官无正当理由不得扣留威尼斯商船超过三天，威尼斯商人产生的纠纷只能经由财政官进行裁决。从诏书的条款中可以得知，皇帝的意图十分明显，威尼斯是个特殊的存在，应该得到特殊的关照。最后，诏书证明了威尼斯船队对于帝国的重要性。威尼斯的义务就是在帝国需要的时候提供船只，将帝国军队运送到意大利。

11世纪初，威尼斯与帝国的联盟更加紧密。在拜占庭与保加尔人进行战争的同时，威尼斯也开始了保护亚德里亚海的远征，一些沿海城镇加入到威尼斯对抗克罗地亚海盗的斗争中，1000年的5月，总督皮埃特罗二世·奥尔塞奥洛带领一支舰队沿亚得里亚海向南，击退了斯拉夫人，威尼斯的总督头衔中加入了达尔马提亚的领主的称号。

在威尼斯的统治下，这些地区在名义上重新成为拜占庭的属地，在这些沿海城镇的教堂里，总督的名字紧随着皇帝的名字出现。

除此之外，威尼斯还帮助拜占庭稳定南意大利的局势。拜占庭曾经重新统一南意大利，并将其置于意大利督军区的统治之下，但是1004年，西西里的阿拉伯人卷土重来攻击巴里地区，即督军区政府所在地，拜占庭皇帝无暇顾及，威尼斯总督皮埃特罗二世便率领舰队前往，解决了巴里之围，与督军格雷格里共同击退了阿拉伯人。

这场出征，在展示了威尼斯海军实力的同时，也再一次表明维护意大利不受阿拉伯人的袭扰是威尼斯和拜占庭共同的利益所在。该事件后，瓦西里二世邀请总督之子乔瓦尼·奥尔塞奥洛前往君士坦丁堡，并为他赐婚一位公主玛利亚，借此来肯定威尼斯的帮助，威尼斯的政治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11世纪下半叶，亚得里亚海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克罗地亚国王希望能借助教皇摆脱拜占庭的控制；匈牙利的统治者则设想能将疆域扩展至海洋；纳入领土的斯拉夫人起义不断；诺曼人的到来更加剧了达尔马提亚的混乱。

1071年的曼兹科特战役后，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被俘虏，塞尔柱突厥人取得了胜利，拜占庭逐步失去了安纳托利亚及亚美尼亚的统治权。同一年，巴里港口被诺曼人占领，拜占庭在南意大利的统治岌岌可危。

三年后，一位诺曼公爵埃美柯俘虏了克罗地亚国王，袭击了达尔马提亚海岸，拜占庭皇帝无力组织军队反击，威尼斯再一次承担了保护亚德里亚海岸的职责，顺利重组了秩序。

1075年，成功击败了南下的诺曼人之后，威尼斯总督召集了四位达尔马提亚海岸城镇的代表，要求他们签署文件一致抵御外敌，文件上威尼斯总督的署名头衔为皇帝钦赐的皇室首席普洛伊德洛斯。

尽管威尼斯此时已经是一个实际的独立自治体，但作为拜占庭的盟友，威尼斯仍旧被帝国的政治体系所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