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2世纪末威尼斯的东地中海贸易策略

11、12世纪威尼斯的贸易重心在东地中海地区，其中拜占庭市场是重中之重，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区不仅是威尼斯进入拜占庭市场的敲门砖，其兴衰发展也影响着威尼斯在东地中海贸易的重心和经济发展策略。

自1082年建立开始，威尼斯区的扩张总体呈上升趋势，威尼斯在拜占庭的贸易比重同样稳步上升。但这种发展被1171年“反威尼斯”事件所打断，随着威尼斯区的发展停滞，威尼斯也将贸易重心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阿克、亚历山大等非拜占庭地区。

直到威尼斯人在1183年陆续返回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区才逐渐产生“复苏”的景象，但是贸易的繁荣程度却不及事件发生之前。因此以1171年事件为切点，可以将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贸易策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拜占庭市场为重心，第二部分的重心则分散在东地中海的各个地区。

阿莱克修斯一世的金玺诏书授予威尼斯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区，不仅使得威尼斯成为拜占庭市场的主角，拜占庭也成为威尼斯主要的贸易市场。从1082年开始，威尼斯人获得了贸易特权，随后热那亚人和比萨人也或多或少的得到了这些特权，这无疑使意大利商人比拜占庭商人有了明显的优势。

这些特权最初废除了进出口关税，但不久之后，它们也废除了或大幅减少了商业交易的内部关税。这使威尼斯商人在所有的销售交易中可以获得10%的利润，这种交易的对象不仅是外国商人，甚至也包括了拜占庭人，因此大大增加了他们对本地商人的竞争优势。

因为威尼斯人可以凭借获得的特权向拜占庭生产商提供更高的价格，从而激励生产商向威尼斯商人而不是拜占庭商人销售产品。与此同时，威尼斯人如果与拜占庭商人合作，同样可以与这些本地商人共同分享一些免税的利润，这意味着拜占庭商人会选择威尼斯人作为中间商来寻求成本的降低，大大增加了威尼斯商人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

同一时期，拜占庭也成为威尼斯前往其他市场的跳板。威尼斯依靠着拜占庭提供的贸易特权和安全的航行环境，积极探索着前往东地中海其他地区的贸易市场，与北非和叙利亚地区都建立了联系。

11世纪末、12世纪初，威尼斯与穆斯林控制下的城市进行贸易。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年）前后，威尼斯仍然与穆斯林有贸易往来，1083年在的黎波里、1095年在安条克、1111年在达米埃塔都有威尼斯人开展商业活动。

与此同时，威尼斯也在十字军国家获得了贸易特权。1111年，威尼斯舰队援助了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对西顿的占领，获得阿克的部分地区，还取得在此使用威尼斯度量衡以及保留驻守阿克长官的权利。

1124年，威尼斯应教皇和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的请求，与地中海东岸的法兰克骑士合力攻下穆斯林占领的提尔城，得到了鲍德温二世的答谢——在耶路撒冷王国的每一个城市中，威尼斯都能获得属于自己的街道、面包店、浴室和教堂，免收一切过路费和关税，并且有权使用自己的度量衡，还获得提尔三分之一城区。

在约翰二世统治的早期，威尼斯在拜占庭的贸易增长并不明显。因为约翰二世拒绝延续阿莱克修斯一世颁布的特权，仅有小部分商人留在君士坦丁堡进行贸易，使得大多数商人更愿意在条件更有利的其他地区做生意，要么是离家乡更近的亚得里亚海地区，要么是东地中海的其他区域，而君士坦丁堡则成为了一些贸易商的商业基地，而不是主要的贸易市场。

这一时期涉及到阿克的贸易契约数量增加，表明阿克成为重要的贸易目的地。此外，威尼斯人卷入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和反对约翰二世的战争。因为缺乏专业的海军船员，每当重大冲突爆发时，商人们被求返回威尼斯加入海军舰队，导致大部分商业活动的停滞。

所以这两场重要地冲突阻碍了威尼斯人在这一时期进行贸易扩展。威尼斯贸易在帝国“遇冷”的情况在约翰二世颁布金玺诏书后略有回暖，直到12世纪40年代，威尼斯出现在了大量记录在案的、发生在拜占庭帝国商业活动。

威尼斯从曼努埃尔一世与西西里的罗杰二世之间的战争中获得了有利的回报，1147年，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被列入威尼斯人免于贸易的地方，而在接下来的一年，曼努埃尔授予威尼斯人更多的财产和土地，扩大了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区。

与之相对应的是，与威尼斯在拜占庭帝国的商业或金融业务有关的契约显著增加，超过了三十份，意味着君士坦丁堡扮演着金融中心和贸易基地的角色。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区的显著扩张，加上威尼斯和拜占庭帝国经济条件的改善，导致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商人数量增加，与帝国以外地区的商业联系下降。

例如，在1119年到1140年，威尼斯人在亚得里亚海地区的贸易似乎有所增长，然而，随着12世纪40年代后期，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获得规模更大的商业区和更多的贸易特权之后，亚得里亚海地区失去了吸引力。

1156—1171年是威尼斯在拜占庭贸易的“黄金时代”，得益于拜占庭得天独厚的商业条件，威尼斯和君士坦丁堡是地中海东部大量商人进行商业活动的主要基地，拜占庭的城市和岛屿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

但威尼斯同时利用了拜占庭有利的商业条件，与东方的拉丁帝国和埃及的穆斯林统治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会通过拜占庭的港口前往阿克、提尔和埃及的亚历山大和达米埃塔进行贸易。

亚历山大是地中海的重要港口，通过一条运河与法蒂玛王朝的政治中心开罗相连接，而达米埃塔则靠近耶路撒冷王国的边界，由于基督教巴勒斯坦和伊斯兰教埃及之间频繁的商品交换，导致了城市的商业增长，成为了威尼斯商人的目的地之一。

为了航路的安全，威尼斯组织了一支海军护航舰队，定期护送威尼斯的商船往返于威尼斯与君士坦丁堡或东地中海其他贸易目的地。虽然像阿克和亚历山大这样的中心越来越重要，但拜占庭仍然是威尼斯商人参与的主要地区。

尽管很少有契约记载交易的货物，但根据一些契约记载，在12世纪60年代末和1171年之前不久，威尼斯商人参与了君士坦丁堡的棉花、华服、香料和铜的贸易，以及斯巴达的橄榄油贸易。

此外，在12世纪60年代早期，有证据表明有马鬃从君士坦丁堡出口到亚历山大，可能是威尼斯在东地中海搭建了一个以威尼斯、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为顶点的三角贸易网络。拜占庭的商业规模在1167—1168年达到了一个高峰，有20多份涉及拜占庭帝国的契约发布。

1171年3月前后，威尼斯的海外贸易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停止了在拜占庭帝国的贸易，直到1182年安德罗尼卡一世与威尼斯达成协议。但是，即使在与拜占庭和解之后，威尼斯人在东罗马帝国的贸易规模也没有达到曼努埃尔政变之前的顶峰。此外，商业经营模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1171年“反威尼斯”事件中，威尼斯区的房屋、商店等资产被充公，帝国境内的威尼斯人也被投入监狱，拜占庭所传达出的敌意导致威尼斯商人倾向前往其他地方做生意，西西里王国、十字军王国和亚历山大城的威尼斯商贸活动逐渐增加。

从1176年开始，关于西西里岛王国城市商业的文献略有增加，如布林迪西、斯奎拉斯、科特隆、墨西拿、特拉尼、西彭托和佩斯卡拉等。因为拜占庭控制了东亚德里亚海的大部分地区，威尼斯商船选择了风险更小的卡拉布里亚地区的城市或墨西拿作为前往巴勒斯坦或埃及的中转站。

但意大利南部并不是威尼斯商人活动的主要地区，利凡特地区的法兰克王国和穆斯林控制下的亚历山大城是威尼斯贸易的主要目的地。尤其是12世纪70年代，亚历山大有取代君士坦丁堡成为亚得里亚海以外威尼斯贸易主要中心的趋势。

威尼斯与萨拉丁进行谈判后在亚历山大获得了商业特权，使得威尼斯商人大量参与了在穆斯林的市场上。另一个威尼斯人参与贸易的重要地区则是基督教统治下的利凡特地区，在12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威尼斯人活跃在阿克。

随着1182年威尼斯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和解，拜占庭帝国的威尼斯贸易恢复了，但与1171年前相比，威尼斯人在东罗马帝国的贸易规模仍然有限。一方面，拜占庭政治的不稳定使得威尼斯商人不愿意过多地参与帝国的贸易。

威尼斯商人仍然对在君士坦丁堡进行贸易没有信心，他们害怕突然发生的新的不幸事件会导致财产被没收，或导致另一场反拉丁大屠杀。而且在阿莱克修斯三世统治的初期，拜占庭舰队在附近水域巡逻不足，使得爱琴海沦为比萨海盗的出没之地，商船前往君士坦丁堡冒着极高的风险。

另一方面，威尼斯商人仍然活跃在12世纪70年代开发的市场上。虽然威尼斯人被禁止在拜占庭进行贸易，但是他们在这一时间内找到了替代市场，虽然与拜占庭的关系有所恢复，但他们在其他地方进行的商业贸易并没有停止，亚历山大城在1185年之前都保持着优势地位。1185年之后，威尼斯在亚历山大的贸易规模迅速缩减。

因为萨拉丁的扩张和征服使得威尼斯决定停止向苏丹提供战略物资，以免对十字军国家的灭亡负间接责任。威尼斯不得不遵守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1179年至1181年间颁布的禁止向苏丹王国出口战略物资的禁令，丧失了在埃及进行贸易活动的机会，阻碍了威尼斯—亚历山大贸易的大规模发展。

而在此之后的时期内，更多的贸易发生在十字军国家，尤其是提尔和阿克。因此，从1183年到1197年，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帝国和东地中海的各个地方开展商业活动，而从1180年代后半期开始，威尼斯人极少出现在穆斯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