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医学思维，比搜索治疗方案更有用

人人都会生病，但并非人人都会看病。和过去相比，我们似乎获得了更多医疗资源和信息，但真的面对疾病时，仍然无法辨别治疗方案是否合理，难免忧心、焦虑。医生王兴认为，患者和医生之间的鸿沟，主要不是专业的医学知识，而是医学思维。医生和患者本应是并肩作战的关系，却时常因为思维方式不同，互相猜忌、提防。

要想拉近距离，就得换位思考，医生自然知道患者的心态，但我们却很难了解医生的思维。于是王兴写了这样一本书：《医生，你在想什么》。结合自己的从业经验、医学知识、医学发展史和医疗系统现状，从寻医、问诊、治疗各个环节中可能遇到的相关问题出发，讲解医学思维，拉近我们和医生的距离。医生到底是怎么作决策的？医生说的和网上查的信息不一样，是不是过度医疗？疗效不好是医生的能力问题吗？

以下内容摘编自《医生，你在想什么：每个人的疾病课》，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医生，你在想什么：每个人的疾病课》，王兴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6月。

医学思维是你与一位医生最短的距离

医生也是基于对疾病、医学、医疗的基础认知，才训练出属于医生的一套思维方式。一旦普通人对于这种思维方式有更多的理解，恐慌和不安就会减少很多，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分析与决策，从而实现“有效的医疗”。因此，学会医学思维，可能是普通人与医生之间最短的距离。

那，什么是医学思维呢？我们有的是医疗信息，却没有“医学思维”。

我们知道，病人对医生的尊敬，往往来自对疾病的疑惑，以及对医生神奇能力的“盲目崇拜”，这是构建了医患角色关系，决定医生统御地位的基石。但随着信息的开放，医学知识不再是高深莫测的东西。一个人来到医院和他的医生沟通之前，他可以轻松地通过百度、谷歌、维基百科对这个疾病的来龙去脉做一个大致的了解。更有能力者可以通过数据库了解到目前所有最新的文献综述。理论上讲，病人在对信息的获取上与医生是一样的，信息不对等更多来源于医患双方对信息整合理解的能力不同，而并非信息获取本身。

任何思维走到最后，都可能会成为一种直觉。这种直觉不是猜测、不是臆断，而是建立在大量的学习和实践之上的一种经验性的本能。对于医生来说，医学思维就体现在：他可以迅速地判断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生病，是不是需要治疗。例如，两个人同时来到急诊，一个酒气熏天大吼大叫，一个捂着肚子闷不作声，也许闷不作声的那位才应该是第一顺位抢救的。

所谓医学思维，就是医生在掌握了有关人体和疾病的生物学规律之后，根据病人的症状、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做出相应的诊断，并且依据诊疗指南为病人作出合理的诊疗建议，并指导或者直接为病人完成治疗的过程当中，贯穿始终的思维模式。

纪录片《业内人士》（2018）剧照。

医学思维包括几个维度。

理性思维。对于一个病人的病情，我的判断是什么？对他来说有效的医疗是什么？如何选择性价比最高的方案？（怎么解决问题）

批判思维。我的判断有没有可能是错的？有哪些不支持我判断的依据？（怎么规避风险）

科学思维。临床的指南是否需要改进？新的临床发现是否可行可信？一个可能的病因和疾病之间是相关性还是因果性？（怎么看待技术进步）

为了理解和获得医学思维，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当然就是报考医学院学医，但这对大多数人来说肯定不太现实，也完全没必要。那么，没法接触医学课程的普通人，可以掌握基本的医学思维吗？

我的答案是，可以。

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希望用这本书带全社会一起学一次医。我认为医学的知识并不比任何一个行业高深，律师思维、建筑思维、艺术思维、管理思维都可以很快地通过一些基本知识的掌握（问诊、查体、病历诊断），从而完成自己熟悉的思维模式到医学思维的迁移。

你可以理解医生行为背后的思考和动机，从而至少可以获得几个能力：

第一，寻找及判断最适合的医生的能力；

第二，为自己和家庭选择最合适的健康规划方案的能力；

第三，理解疾病和现状的局限性，从而不再焦虑、从容生活的能力。

刚刚我们讲的，更多是对疾病、医生相关的认识。但医学思维的涵盖范畴不止于此，它还包括和医疗整个流程相关的一切，因为在中国做个有同理心的医生，不仅要懂人文，更要懂世俗。

美国哈佛大学医院的教授挑选学生的时候，采用这样一条有趣的标准：对于学医来说，那些非医疗的部分才是我们与众不同的地方。（For learning medicine，the things out of medicine make a difference.）

我们一定能够理解，那些“非医疗”应当指的是关爱、共情、倾听等这些人文范畴的东西，但其实我们在身处的实际医疗环境中，更常见的却是“钱”“关系”这些社会经济范畴的东西。

几乎每个人都能理解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但是唯独在一件事情上无法理解，这就是生命。在医疗这件事上，任何国家、任何组织、任何医疗模式都不完美，但是反思可以让我们医患在内的所有人都静下来想一想，我们究竟从哪里出发，才能寻找到“有效的医疗”，而不是“昂贵的医疗”“浪费的医疗”和“伪善的医疗”。

疾病，可以确定的病因极其有限

在一节肿瘤总论课上，一位有点冷幽默的老师问，癌症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同学们有的说是基因，有的说是环境，有的说是基因加环境，确实都是书本上的答案。可这位老师一直摇头，然后说了三个字：“不知道。”

在他的逻辑下，如果明确知道病因，这个疾病就应当被攻克了。但是对癌症，我们还远没有像攻克天花一般的信心。1969年阿波罗号登月之后，尼克松在1971年雄心壮志地宣布了“癌症攻克计划”。他认为人都能飞上月球了，一个小小的癌症有什么可怕的，用当下的话说就是膨胀了。结果50年过去了，癌症仍然是威胁人们生命的头号选手，当年尼克松的计划也已经悄悄地改成了“癌症早筛计划”，人们寄希望于通过早发现来治愈癌症。

只要是我们能够理解病因的疾病，基本都能够被减少甚至消灭。例如天花这种疾病，在过去可是会导致末日般的瘟疫，而现在你不可能再听说身边的人得天花，因为在1979年10月25日之后，全世界再无天花。

纪录片《业内人士》（2018）剧照。

然而至今为止，在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中，已知明确病因的疾病并不多，特别是在对一些疾病的病因进行寻根问底的过程并不顺利。以肺癌为例，人们发现了太多能够导致它的因素和假说，吸烟、空气污染、石棉、厨房油烟、遗传因素……但我们无法证明哪一项才是罪魁祸首，甚至连各个因素的权重都无法明确数据化，因此就无法给出一个清晰可行的指导建议，而这往往也引发了大众的侥幸心理。

“你看隔壁张大爷一辈子抽烟也不得肺癌，李大妈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就得肺癌了，所以抽烟不会得肺癌。”问题是，我们即便能够证明吸烟和肺癌在人群中的因果关系，在某个特定的个体上也很难得到应验。如果某个人的基因里有非常强的抑癌基因，吸烟对他来说危害就微乎其微，但对于另外一个抑癌基因弱的人来说，抽烟的危害就大一些。所以，我们无法明确地说：“你看你得肺癌，就是天天抽烟抽出来的。”毕竟肺癌的发生是一系列病因累加的概率事件。当科学变成一件概率事件，就削弱了人们对科学的信任，在健康这件事情上，人从内心很难接受“试试看”“也许可以”这种模棱两可的答案。

有些悲观地说，对于大多数疾病来说，我们仍然只是知道了一些可能的危险因素和缓解方案，例如通过倡导健康生活、合理用药等方式来控制和减少疾病的发生或是发生后的不舒适感，却因对真实病因的不了解而无法根治疾病。

除了人自身的因素之外，环境也可能影响疾病的发生。自然环境因素会导致疾病，比如热带地区的紫外线会增加人皮肤癌的风险。所有的这些环境因素，都为疾病提供了或多或少的土壤。基因因素则是在这个土壤当中产生的变数

尽管我们对疾病的了解日益增多，疾病很多时候还是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导致很多时候只能用运气和概率来理解。“运气”揭示了命运的不可控，但其实拆解“运气”本就是科学进步的方向—发现更多的病因。

医院：医疗行为系统化和民生问题产业化

医院是一开始就存在的么？不是的。

在清代，民间只有药房和诊所，并无医院的架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是已知最早的西医医院，由此推算，中国的医院历史至今也只有不到200年。而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我们看病的习惯是请医生到家里，或者去药房拿药，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样的。

最早的医院其实是洋人以传教为部分目的的慈善行为，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医院是受到社会抵制的，当时甚至有些人认为这些西方人各怀鬼胎，把中国人的器官摘下来卖到国外去。这是最早的“西医东渐”活动，直到民间逐渐培养出一批接受西方医学的医生后，医院才慢慢在这片土地上生根。

不仅我国如此，18世纪英国的医学在美国传播的过程中，也是处处受阻，人们更习惯医生来到家中诊治，同时对医生的信任度不高，外科医生不仅没有现在这样高的社会地位，甚至和理发师一样被看做是一项糟糕的工作。当然，在那个时代，医学能解决的问题通常以口腔、生产、截肢、放血为主。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医院才成为当下就诊的重要甚至是唯一场所，不在医院发生的医疗行为，也必定会被认为是非法行医，是要面临取缔和处罚的。

我们需要理解医院的设置和发展的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就诊选择。在媒体曝光一些知名三甲医院医生的不法行为，以及医生误诊的事实之后，公众是否还会对医院抱以充分的信心，也取决于医院与医生的共生关系。

纪录片《业内人士》（2018）剧照。

去医院看病并不是一件自古以来就正常的事情，但现在为什么一定要有医院，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医院永远是负责为风险托底的地方。

只要对足够多的病人进行诊疗，势必会产生副反应或者并发症。如果是医生的个人行为，医生个人就需要为此与病人进行法律沟通，甚至经济赔偿，同时病人的过激情绪和行为会直接针对这名医生发起，甚至可能导致严重的伤医后果。因此医院所制定的看似冗长繁杂的流程，其实很多都是为了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如何给病人和医生最大的保护。换句话说，当代的医院不只是为了解决“怎么治好病”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没治好怎么办”的问题。

第二，当代医院越发需要学科的细分和整合。

以前的外科医生开刀可以从头开到脚，什么手术都会做一些。但是现在细分之后，胸外科只负责胸腔，泌尿外科只负责泌尿系统。虽然一个专业医生掌握的手术不如过去的医生那么多，但是可以把一种疾病做精做细，做到专业的极致。但由于一个人很可能不只生一种病，所以学科之间的整合就需要医院这样的平台。

第三，医院成为重资产机构，提供综合诊疗产业。

产业的重要价值是解决就业，医疗不再是医生与病人的简单交互，在现代医学当中，它需要药房、输血、病理、护理、重症监护、手术、检验、放射等综合的技术平台的支持，才能把一个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尽可能做好，由此就进一步带动了下游的药企、中草药种植、运输、康复、检测仪器、科研企业等产业。现代医学对于设备的依赖性越来越高，这并不是医生的水平变弱了，而是我们对于健康提出的要求更高了。重大设备越来越多，医院的总价值水涨船高，收益规模颇为可观，因此成为各个国家关键的民生组成部分。而且，一个医院拥有怎样的价值观，为谁服务，也和政治制度有密切的联系。

纪录片《业内人士》（2018）剧照。

系统是把双刃剑

现代社会中，寄希望于用几片不值钱的药，拍一拍揉一揉病就能好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这不是因为医学水平退步了，而是我们开始认识到，一些疾病其实不治也能好，而另一些疾病有更大的治疗价值。通过一个医生能够解决问题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了，医疗更多地依赖的是整个体系的运转，让病人可以用最小的健康代价和风险来获得治愈的机会。整个的医疗体系也逐步产业化、规模化、系统化。

例如，当急诊关停这件事发生了，就意味着急诊已不具备接诊的条件了。这时苛责里面的医生不救人，其实是对医疗系统性的理解不足。

所以无论医院的设置是否合理，医疗都越来越依赖“系统”来完成治疗的工作，而不是在医院外、家庭、田野这样的场景下。在这样的时代，我确实非常同情和理解每一位病人，你明明接受到的是人类几百万年来最优质的治疗，但也同样获得了更多的焦虑和恐惧感。而每一位医生，迷茫地站在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巨大流水线上，只能用锤子按照既定的姿势敲打眼前的螺丝，既无法看到螺丝来之前是什么样子，也看不到之后又会成为什么样子。这既是文明的代价，也是医学进步当中的阵痛，更是我们极力改变的现状。

过度医疗很多时候是一场共谋

2020年6月，来自北京市三甲医院的一名医生以“揭黑斗士”的身份横空出世，对另一名来自上海市三甲医院的医生提出毁灭性的指控——过度医疗。在不以盈利为终极目的的公立医院体系内，过度医疗不是对技术的否定，而是对一个医生人品的全盘否定，这对任何一名爱惜羽毛的医生而言都会产生巨大的打击。

双方隔空交火数月的时间，无数的网友加入讨论并一边倒地支持“揭黑斗士”，并跟帖叙述了自己被“过度医疗”的过程。上海市卫健委也下场处理此事，在经过长达几个月的调查取证之后，认定不存在过度医疗行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癌症中心主任赫捷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医学发展是一个探索的科学，很多标准包括国际上的惯例都是几年前的，因此已经获批的药品适应证或者写入指南的医疗方案很可能是落后的，应该基于较为充分的临床证据给病人一些超适应证，或者是超指南的治疗，这似乎为这一场医疗系统的内部争斗画上了一个句号。但这场争斗仍然不可逆地造成了一个后果，那就是“过度医疗”在过去只停留在病人群体的想象中，现在却因从业人员的自发揭露而被认为“实锤”。

这些姑且算互联网上的医生间矛盾的舆论发酵，但2021年6月7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医师法》草案拟提请二次审议。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丛斌汇报了对草案二审稿作出的修改，其中明确规定医师不得出具虚假医学证明文件，不得对病人实施过度医疗。当《医师法》明确规定不得“过度医疗”的时候，是否就证明了“过度医疗”不但存在，还是一个需要立法，通过惩治措施来制约的问题？

纪录片《业内人士》（2018）剧照。

其实，过度医疗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

在一些西方国家，由于“全民医保”，医疗保险承担着全部压力，因此过度医疗的提出者并不是病人方，而是保险方希望医生少做检查，少进行治疗，从而更合理地控制费用。但即使在这种社会体系内，只要病人会因为高需求产生高费用的治疗时，例如不能报销的私立医院、可穿戴设备等，医生的专业知识能够左右病人的付费需求，那么过度医疗就仍然会发生。

在新闻舆论及社交媒体方面，病人方和医生方对于过度医疗的理解也经常存在巨大偏差。一个病人自诉急腹症发生后24小时疼痛消失，但医生依然坚持要做手术，病人拒绝手术后发现居然自行好转了，因此坚信这险些造成一起十恶不赦的过度医疗行为。

然而，这在大多数医生看来是一个明显常规的医疗流程，从“结果”并不能倒推医疗行为本身。因此，对过度的不同理解会受到医学思维的差异的影响。如果对过度医疗下一个定义，普遍认为是指医生在以创收等为目的的前提下，对病人进行与其本身所患疾病完全无关的诊断和治疗。因此，评判医生是否以创收为目的，就尤为关键。

在我待过的每一家医院里，基本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全院的例会，而在例会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医疗副院长或者医务处处长进行本月药物和治疗情况的汇报。其中最刺激的环节就是公开列举那些开具某些高价药物排名靠前的科室和医生，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算是一次公开处刑了。每一个排名靠前的医生都会被认定为靠开药牟利，因此在这样的价值观和处罚的双重约束下，过度开药的行为就会受到一定的遏制。而在医院管理部门这个小环境内所监控的“耗材占比”“药占比”，也无一不是克制过度医疗的主要工具。

有利可图，是过度医疗的一个核心动机。

有利可图不只像前文分析的来自直接的利益（分成、回扣等），也可能来自年轻医生的困境。在医疗行业内，年轻的医生往往缺乏很好的口碑，也没有那么多病人的积累，因此如果没有稳定的病源，从内心上就会倾向手术，并且夸大手术的价值。

老医生为什么很少过度医疗？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病人的积累，他们可以从10个可能需要手术的病人当中，选择3到5个最需要手术的，剩下的病人，要么病变很轻不需要手术，要么有一定的禁忌症不能手术。对于病人量较少的医生来说，如果给这类病人进行手术，就有可能触发过度医疗的警报，但是如果他也坚持和老医生一样的标准，就可能没有手术做。在做医生之前，我一直觉得医生是永远不缺病人的。但是真实世界的医生，如果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却总是需要经营病人群体。

纪录片《业内人士》（2018）剧照。

如果说利益是过度医疗的动力，那么决策权就是发生过度医疗的必要条件。如前文所述，即使是我们体检中发现了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冠脉狭窄，通过简单的数字也无法直接比对权威指南来进行自我诊断。医生经过学习、总结和消化后的大脑是帮助我们进行综合决策的关键要素。

因此，当医生享有决策权的时候，他的决策就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作出的决策也会更符合自身的价值主张。因此当决策给到病人之后，病人也是会质疑的。

医患双方“买卖”关系的不平等地位让病人永远处于被动、焦虑、怀疑的状态。对医生的决策，病人无法简单地判断其出发点是源于善意还是利益，而且这经常由其是否产生“善果”决定。假设医疗的结果不顺利，病人就有理由怀疑医生以科研利益为由进行过度医疗，而这种可能也依旧存在。

有些时候，病人的主观意愿也加速了过度医疗的发生。

很多病人还会追着医生打一些类似增强免疫的针，输营养液来增强营养，开一些传说有神奇效果的抗肿瘤药，这种心理是能够理解的。看病中最怕的就是病人说—“难得来一次医院，来都来了，就开点药吧”，但这只会事与愿违。病人对健康的过度渴望，甚至因在互联网繁杂信息下产生的过度焦虑，都促使他们主动选择了过度医疗。

如何减少过度医疗

除了医生的自律、病人的冷静，有什么能给过度医疗踩下一脚刹车呢？

行业监管。既然我们之前提到，决策权是病人的信任和医疗机构的资质赋予医生的，是过度医疗产生的必要条件，那么防止决策权不被滥用，也同样是医疗机构责无旁贷的事情。“魏则西”的事件中，魏则西的家人通过某度查询到北京某医院有科室进行“生物疗法”，使魏则西一家花费高昂的治疗费，获得了不实的过度医疗。而事件发生之后，有关部门调查发现这个科室是医院外包出去的，这种影响使得业内对整个医院的印象短期内发生崩塌。因此，过度医疗在个别病人身上发生，可能导致医疗纠纷，而如果是一个科室长期广泛的行为，会给一个医院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医院管理部门会通过“药占比”“耗材占比”等指标进行科室绩效考核的评估，但它的实际价值是有限的。一个确定的制度一定会逐渐产生一套成熟的“钻空子”方法，科室作为集体依然会在红线临界点试探进行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甚至会权衡过度医疗所产生的获利与造成惩罚之间的轻重。所以，这个源于内部的刹车，经常是不可靠的。

第二种方法，就是所谓的同行评议制度。

我相信读到这里的你一定也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一定会对自己的行业发生的社会事件有超出大众理解的认知。一个建筑如果出现了坍塌的现象，你从报道当中就能够大致推断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也许是设计的力学结构，也许是层层承包到无资质的团队。“毒教材”、坠机、“老坛酸菜”等事件也是一样，只有内行才能看到“门道”。

医疗也是一样。假设我看到一个人因严重的手术并发症去世，第一反应是先看手术适应证是否成立，然后再看流程是否合理。如果病人术前的片子一看结节就是良性的，而且病人身体还有一堆毛病，显然就是不该手术的病人做了手术。然而，并不是一切因手术并发症去世的病人都发生了过度医疗，只有业内人士才更有发言权，也不容易受到舆论情绪的影响。

对于过度医疗和超适应证用药的争论，也容易被互联网“小作文”的情绪带偏，让事件发酵成为罗生门而无法还原真相。但实际上，超适应证用药并没有错，它是合理行为中的一种。前文叙述过，新疗法的推进一定是先于指南修订的，因此要求医生一定按照适应证，使用医保内药物，本身就是对医疗进步的否定。对于超适应证用药和过度医疗之间的界定，也需要该专业领域的核心人员。

这种同行评议不只发生在发生医疗纠纷之后。在大多数优秀的医院和科室内，科室的话语权威会通过对过度医疗行为的抨击，产生一种良性的价值氛围，使集体对不良的行为从道德上进行抵制。在术前的查房中，我们的科室主任经常指着那些肺小结节质问一些医生：“我们是没手术做了吗？我们也要这么没有节操吗？”问得一些医生哑口无言。在这种价值观导向下，大多数医生也会管理好自己的行为，在医院获得更好的口碑，才会获得由其他医生转诊来的病人。

但如果医生只是给我进行了看似不需要的检查或治疗，让我对他的医疗行为产生了质疑，还没有给我造成巨大的伤害，我该怎么判断其是否“过度”呢？

个人建议，在不确定、存疑的时候，尽量在进行关键节点前选择第二诊疗意见，这是当下最能减少自己被过度医疗的方法。

这种第二诊疗意见的判定其实是在当下医患信任不足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专业的医学思维，病人永远无法确定自己所接受的治疗是否受到医生主观利益驱使的影响。但在寻求第二诊疗意见的时候，有一些需要说明的细节。

纪录片《业内人士》（2018）剧照。

第一，第二诊疗意见有无利益相关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你参考。我的“好大夫在线”上每天都有很多咨询，其中绝大多数都不是找我寻求手术，而是咨询一种方案是否合理。这种无利益相关性的参考，可以让你判断目前你的病情属于“证据清晰，治疗方向明确肯定的”，还是“复杂的、需要具体分析的”。

一次病人咨询我：“肺癌合并肠癌，不知道是肺转移到肠，还是肠转移到肺，当地医生搞不清楚。”我回复他：“这件事就是不容易搞清楚的。”这能够从无利益相关的角度给他一个基本印象——当地的医生并不是水平不够，也不是过度医疗，而是这件事本身就很难。

如果病人咨询我“已经病理取到了癌组织，下一步当地医院要选择xx方案治疗”，我便可以给出更明确的答案—当地医院的治疗方案是不是符合目前的治疗共识。

但无利益相关性的医生通常只能回答“常识性”的问题。但只有和“有利益相关性”的医生，才更能具体分析你的情况。有个病人走投无路的时候找到我们外科的主任，外科主任仔细了解情况之后，推翻了前面四五个医生建议的保守治疗，愿意为病人手术，最终病人也成功从手术康复，用他的原话来说——“寿衣白买了”。这种类型意见的好处是，只有医生把你当作自己的病人，才会在关键节点选择和你共同承担风险。

第二，在紧急时刻，不要寄希望于第二诊疗意见。经常有病人家属咨询我，一位病人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希望得到我的指导。然而在复杂的、特殊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临床参与病人整个过程的治疗，是没法直接和病人解决问题的。这种复杂情况唯一的解决方案是通过邀请院外会诊。例如一些知名的感染科医生、重症医学医生可以通过分析病人一段时间来的感染情况，给出更有价值的抗生素组合、呼吸机参数的指导。而这些无法通过病人家属的转述获得，也无法直接告知家属。假设病人家属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自己去其他地方问来的病人治疗意见，我会觉得这无异于病人家属去庙里求了个签。

第三，获得第二诊疗意见不是多多益善的。对第二诊疗意见的过度追求，就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代表病人不再信任任何医生。之所以没有建议第三、第四、第五诊疗意见，就是因为大多数医生仍是值得信任的，第二诊疗意见是在你对一个医生非常不信任的前提下寻求的一种补充措施，来让自己更好地判断究竟是过度医疗，还是自己误会了医生。

原文作者/王兴

摘编/荷花

编辑/王菡

导游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