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士兵衣服上的“兵”和“勇”区别多大？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近年来，荧幕上有关清朝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可谓是比比皆是。

从中可以了解清朝军队制度下普通士兵的穿着，大多数士兵头戴的帽子和衣服的款式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可这并不是说清朝军队的制度在276年的时间里是一成不变，停滞不前，仅从表面来看，最大的转变就在于底层士兵衣服上的字样有所不同。

风起于青萍之末，细小的不同向世人透露出的是清朝军事权力由中央直接掌控逐渐落入到地方大员的手中，军事权力的旁落也暗含着清王朝的寿命也如同夕阳下的余辉，远处寺庙响起的钟声仿佛就是满族走向衰败的序曲。

“兵”的范围

在清朝军事制度中，军装前面带有“兵”字样的大多都是八旗子弟和绿营部队。八旗起初是军事制度，起源于女真人的牛录组织。

东北自然环境恶劣，虽有广袤的东北平原这个上天的大馅饼，却也无济于事。原因在于女真人主要的生产方式是渔猎、一年小部分时间进行游牧，几乎不从事农业活动。

满族人相当于“坐在金山上要饭。”

在这样的先天自然条件下和社会环境中，就迫切需要一种专制组织来使本民族继续生存下去，八旗组织就应运而生。该组织管理的核心就是旗主的权力异常巨大，严密控制旗下各成员的生死及其日常活动。

在身份上是部落的族长，在组织上是军事和行政的首脑，在宗教祭祀上是精神领袖。

可以说八旗制度在清朝前期部落间争霸和同明朝关宁铁骑抗衡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当时的战场上流传着一句让敌人胆寒的口号“满骑过万不可敌，”直接说明了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八旗的构成不仅仅只有满人，随着女真人的崛起并不断对外用兵，控制的地盘也是与日俱增。

到了1635年，满族人在三次征讨察哈尔，降服漠南地区后，将蒙古的降兵编成蒙古八旗；

这还不算，在同明朝争斗的过程中，一部分汉族军民长期与满族、蒙古族朝夕相处，不免遭到同化。

当时的满族首领皇太极为了缓和民族间的矛盾，更好治理强行占领的地区，同时在另一方面，为了弥补满蒙民族只知骑砍、不精攻坚夺地的缺点，满族贵族建立了汉族八旗，只不过人数较少且在满族八旗的管制之下。

清朝在入关之后，从巩固皇权和控制局势的角度出发，根据“八旗为本、以满制汉”的原则，将收编的流寇、降兵、无家可归的贫民组建为绿营，分别驻守在各地城镇和险要关隘之处。

绿营也是“兵”构成的一部分。只不过后来绿营的发展真是一言难尽，说句不客气的话，和土匪强盗只有衣服的不同而已。

总体来说军服上印有“兵”字的士兵多是八旗和绿营子弟，在清朝前期是战斗力彪悍的正规军队，和印有“勇”字的士兵截然不同，军装上带有“勇“字的士兵起源于雍正朝，兴盛于咸丰和同治时期。

“勇“的来源

八旗制度是清朝军事制度的根本所在，这就会带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怎样解决八旗子弟的生计问题，不然谁也不会不顾生命为朝廷出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针对这一问题，清朝的统治者为八旗子弟发明了“恩养“制度。

什么叫做“恩养“制度？很简单，就是通过战争夺取而来的良田和掳掠的平民分配给旗人充当农奴和包衣。

入关之后，清朝掌握了全国的经济资源，”恩养“制度愈发丰厚，八旗兵丁享受着”世爵、世兵、世禄“的待遇。

在邹容的《革命军》就有过记载“甫经成人，即有自然之俸禄，不必别营生计，以赡养其家，不必读书响道，以充其识力，由少爷而老爷，而大老爷、而人，而中堂、红顶花翎、贯摇头上”。

还有一点也可以佐证“恩养“制度的丰厚收益，想必大家都知道不朽的文学名著《红楼梦》，其中的一个角色，叫做焦大。

他自说“在死人堆里把太爷背出来，得了水给太爷喝，自己喝马尿，”因此主家对焦大一直恩宠有加，而贾家的祖先最初就是八旗子弟的包衣，由此才能发家奔小康。

这就说明一个包衣都能飞黄腾达，更不用说在“恩养”制度下的直接受益者能够享受多么大的待遇了。

不过就像硬币有两面，这种制度也产生了负面效果，一方面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家的军队战斗力名存实亡。

在财政方面，赏赐旗人的支出一年约为655.4万两白银，约占国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财政总收入约为2000-3000万两白银）。

士兵们在关内待的时间久了，不免受到汉文化高度物质文明的诱惑，出现了“渐染汉习，惟尚虚浮”的现象。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吴三桂就直言道：清朝军中向者旧臣皆勇猛，今甚衰弱矣，焉能及前人哉。

雍正正是看到这一现象，才对军事制度进行改革，下令招募临时工充当军队后备队，因为来应征的多是同乡一块入伍，于是便称为“乡勇”。

只不过那时他们并不是清朝的正规军队，而是临时拼凑的武装部队。

无事发生的时候，和普通农民一样在家务农，打鱼；一旦边疆出现叛乱时，便自备武器和用具奔赴战场，因为身份的特殊性，虽然身着统一的服装，但为了区分，在衣服上印上“勇”字。

别小看这一改革，其背后蕴含的是清朝的军事权力开始由中央主导落入地方的第一步。

因为乡勇多是来自于同一地方，在服从方面，只认同乡的优秀出类拔萃者，不认几辈子都难得一见的皇帝老儿。

不可否认的是早先的乡勇部队战斗力也是非常不堪，直到曾国藩时代乡勇部队迎来鼎盛的发展时机。

1853年，在湘丁忧的曾国藩俸诏受命为湖南的团练大臣，他总结清朝旧式军队屡战屡败的教训，认为八旗和绿营部队组织涣散，各自为战，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决定建立一支有别于清朝旧式军队的新军。

这支新军外界称为湘军，后来李鸿章的淮军就是照猫画虎，对了，袁世凯的北洋部队也和湘军有着不小的渊源。

抓住机遇的就是时代的英雄，曾国藩敏锐地觉察到太平天国起义，将会动摇清朝的统治，也会成为一个汉人夺得兵权这个天大的契机。

由于八旗和绿营抵挡不住太平军的进攻，咸丰皇帝下令各地士绅抓紧时间办理团练。

得到上级的首肯，曾国藩将世兵制改为募兵制，从两个方面招募贫民百姓。一是亲自招募，不假手他人，先招募将领头头，然后由头头去自己的家乡招募同乡。

由根生干，同气连枝，将领和士兵的利益是相同且统一，这大大加强了部队的凝聚力。二是选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的农民，有吸食鸦片、油头粉面的一概不要。

湘军从地缘、人缘为纽带，带有浓重的宗法色彩，在对太平军的作战中逐渐取得优势。

兵制由世兵制转为募兵制，皇权的控制力量慢慢弱化，私权的掌控力渐次提高，为清王朝的覆灭埋下伏笔。

一个连武装力量都不能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要依靠地方的政权肯定不会长久。不过这也导致了军阀滋生的坏现象，不过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兵”“勇”的不同

在待遇上，毫无疑问的是八旗子弟最高最好，具体可以参考《红楼梦》。绿营次之，乡勇最差（后来不同）。

比如京师巡捕营（绿营的一种）的俸禄是马兵每月饷银2两，步兵1两，月支饷米3斗，此外，每匹马支出豆草银2.5两（顺治年间）。

至于后来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绿营最差。乡勇的待遇逐渐提高，这是因为办团练的经费多来自于土豪士绅手中。

之后又把地方的各种各样的厘金和税捐也给了乡勇团练。

在这个过程中，士绅又获得了征收地方赋税的权力，这再一次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估计慈禧和咸丰怎么也没想到，祖宗的基业没有毁于太平军之手，倒和团练乡勇有着莫大的关系，按下葫芦起了瓢，防不胜防，真令人唏嘘。

结语：

从八旗到绿营再到乡勇团练，军队的变化，深层次反映的是国家力量的变化和政权的稳固性。

也给人们一个教训，千万不要在温柔乡、富贵地中呆久了，忘记了出发时的初心迟早会受到反噬。

反者道之动，任何事物都要不可避免地走向反面，盛极必衰是永远不可颠覆的真理。

军队力量是国家安全的基石，也是人民安居乐业的保障。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代，心中都要时刻怀有忧患意识，践行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参考资料

《论湘军的组建发展对清末社会的影响》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再论清朝“八旗为本”的制度建构与变革》 河池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