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当奴才不为臣？为何清朝只允许满洲官员自称奴才？

观看清宫剧时常常有人疑惑，同样是大清臣子，为何有人对皇帝自称“奴才”而有人则称“臣”。尤其是《铁齿铜牙纪晓岚》系列，和珅称奴才而纪晓岚称臣。称呼的区别中究竟有何玄机？

我们正常人的观念中，“臣”一般指大臣，身份显赫高贵，以处理军国大事为业；而“奴才”则身份卑微，与主人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做的都是些杂活。其实这是个误区，汉语中“臣”字最初的意思就是指“奴仆”，后世所谓的“大臣”，实质上是“天子的奴仆”。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臣”逐渐成为了天子奴仆的专有名词，所以显得比普通人更“高贵”。

回到主题，很多人将清朝“奴才”与“臣”的区别做过如下概括：

“奴才”是旗人面对天子或旗主时的自称。旗人不一定是女真人，这一群体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以及“包衣”；而满族人也不一定是旗人，当时留在关外的女真部族有些并没有入旗，因而不具备“旗人”的特权。“臣”是汉人大臣面对皇帝时的自称，这一称呼沿用了明代的惯例。此外，清朝皇族王爷也自称“臣”而不称“奴才”。

这个说法对不对？对。但十分片面。清朝自入关以来一共享国二百六十七年，任何制度都经历了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规范到规范的过程，当然也包括大臣的称呼。因此我们要弄清楚这个问题，一定要从动态角度去把握，而不是强行归纳出看似具有普遍概括性但实际上忽略不同时期差异的结论。

“奴才”和“臣”的用法，在清初和清末差别十分之大。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称帝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满洲大臣对“汗”并不自称奴才。其上奏时常常自称“我”、“我等”、“某某梳奏”，除此之外“臣”也是常用词。可以说，这个时候的大臣自称并无旗汉之别，大家都自称“臣”而已。皇太极称帝后，下谕满蒙大臣均以“臣”、“跪奏”、“呈”、“官员们”等称谓奏事，这一时期仍旧没有出现“臣”和“奴才”的区别。这一规定一直沿用到康熙初期。

根据考证，清朝大臣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自称“奴才”是在康熙二十八年，时任山东巡抚佛伦在奏章中写道：

奴才不胜欣忭，……臣自幼荷蒙圣主养育之恩……

虽然他在奏章中大量运用了“奴才”一词，但也间用“臣”字。除了佛伦之外，其他一些满族大臣在奏章中也相继运用了“奴才”一词。这个时候，零星的满洲大臣开始自称奴才，但主要还是以“臣”的自称为主；汉族大臣则保留了明代“臣”的称呼，总体来说对于臣子奏事的称谓依旧不存在满汉之别。

但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臣”和“奴才”的混用使得奏章形式变得十分随意，失去了官方的严肃性。于是到了雍正时期，雍正皇帝下旨统一了称呼：

“凡奏章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槩书写臣字。”

意思是满洲大臣你们也别整什么幺蛾子，“臣”和“奴才”都是一个意思（可见雍正皇帝的汉学功底的确不错），为了规范，以后别再出现“奴才”俩字儿，统一用“臣”代替。汉军旗江南提督高其位给雍正皇帝的奏章中自称“奴才”，结果被雍正皇帝修改为“臣”并朱批用臣更加得体。同样，雍正元年福建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的奏章中也自称奴才

奴才觉罗满保谨奏：为请安事。奴才满保跪请皇上万安。

雍正皇帝同样划掉了“奴才”，将之改为“臣”，并朱批：朕安。臣、奴才全都一样，嗣后写臣可也。

直到这个时候满汉大臣的自我称呼在官方规定仍旧没啥大的区别。无论满汉，一并用“臣”。但满足官员并未完全遵守，在之后的奏章中他们依旧自称“奴才”。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奴才”和“臣”的称呼在实际上有了差别，成为与皇帝关系亲疏的尺度。

乾隆皇帝时期，虽然依旧遵循雍正规定的“一体称臣”，但实际上乾隆本人十分反感汉族官员自称奴才。正是从乾隆开始，“奴才”和“臣”实际上成为了区分满汉官员身份的标志。

至于非要说“奴才”和“臣”的区别在何处，那肯定是亲疏有别。“奴才”实际上来源于女真古老的部落民和部落酋长之间的“依附关系”，当清朝统一天下之后，因为接手了明朝旧有的大臣和官僚机构，皇帝急需一种区分“自己人”和“其他人”的标准。“奴才”因来源于人身依附关系而显得更加亲近，而“臣”则更倾向于一种无情感因素在内的纯粹制度性关系，相比之下要疏远一些。汉族官员对清朝皇帝而言，只有工作上的联系，不属于“自家人”。因此，满洲官员可以自称奴才也可以自称臣，而汉族官员则不允许自称奴才。

但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洋人的入侵，再去做这些面子文章显然不合时宜了。到了光绪后期，不少满臣在奏章中已不再使用“奴才”二字，宣统时期彻底废除了“奴才”的称呼。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祁美琴撰《清代君臣语境下“奴才”称谓的使用及其意义》载《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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