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篡改明史被坐实，内容颠覆史书！

文章来源：水煮历史

一部《明史》，历经三朝皇帝，前后编纂近百年方大成。偏偏在《明史》编纂期间，康雍乾三朝皇帝都曾兴起过文字狱，借助任何可能有赞颂明朝之意的语句大肆打击汉族文人，在杀戮无数的同时也毁掉了大量明代典籍与记载。

因此，有关《明史》的评价往往两极分化。一方面，它得到了许多史学家的称赞，如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称赞《明史》是“近代史”中（指五代之后）除《五代史》以外最完善的存在，并列出其“距前朝不远”和“考证精确”两大优点。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史学家及历史爱好者看到了《明史》修纂中诸多不足甚至有篡改历史的地方。如单士元指出：

“清代代替明王朝立国之后，对于明代末季记载有关满洲开国时之文献，视为忌讳”。

这种“忌讳”到了从万历晚期到崇祯期间的所有文献近乎弃之不用的程度。

对比《明史》和《明实录》，清朝统治者在明代历史上做过手脚的痕迹，其实显而易见。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是一个极特殊的朝代：仅有的两个由少数民族完成大一统的-朝代各在它前后。

作为元朝的后继者，为抹除元朝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元朝对底层百姓的影响力，继承儒家传统华夷观念的明朝在民族方面下了大力气。而这些涉及夷夏之分的内容，在《明史》中均被春秋笔法抹去。

例如，元末以“红巾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南北两系，在起义口号中都将夷夏之分放在了重要位置。北系红巾军有这样一则旗联：“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北系起义之地原属金朝统治范畴，却不以“复金”而是以“复宋”为口号，是带有强烈的“兴复汉室”的意味的。

明太祖朱元璋便出身于北系红巾军，他所采用的一系列“复宋”口号及措施，被时人认为是能够胜于其他军阀的关键之一。

公元1366年朱元璋下令创作用于祭祀孔子的大成乐时，有谋士以“洗尽胡尘”大赞。

南系红巾军起义时打出的口号则更为直接，直接将“期逐元虏，以靖中夏”作为口号；后期朱元璋主要对手之一陈友谅打出的旗号也是“复宋”和“驱胡”。

然而，《明史》抹掉了红巾军起义中“反胡”的元素，将其写成了一场纯粹宗教引导的民众叛乱。《明史》卷一二二和一二三专门记载了元末群雄并起与斗争的历史，但仅强调他们的白莲教背景，对带有民族色彩的口号只字不提。

明朝一统中原后，曾晓谕高丽（今朝鲜半岛）、日本新政权，其中各提到了“北逐胡君”和“扫荡胡番”，这些词句在《明史》中也被隐没了。

除完全隐没的内容外，还有部分内容被春秋笔法扭曲了。例如朱元璋在明朝初年发布过一份极其重要的文化改革诏令，“复衣冠如唐制”“不得服两截胡服”。这种去除夷族因素的改革，显然与清朝初年要求全国范围内如满人般剃发格格不入。

因而，在《明史》编纂过程中，这一诏令由简单的概括为“诏复衣冠如唐制”，到乾隆四年颁行的武英殿本《明史》时去掉了“复”字，并将胡服、胡语、胡名等内容彻底删去。特别是将关键性的“复”字删掉完全去除了原诏令“恢复汉族传统”的意义。

作为又一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住中原的统治者，清朝为确立其统治合法性，必须抹除掉明朝历史中有关夷夏的部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编纂而出的《明史》将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放在了真实记录历史之前，部分内容的真实性确经不起推敲。

除对元末明初历史中夷夏之变的内容大作改动外，明朝末年，建州女真——也就是满清统治者的祖上——对明朝的臣属关系也被改为了平等关系，而相关的文献近乎被毁灭殆尽，以至于近代史学家想写建州女真历史时，只能从朝鲜的《李朝实录》中寻找资料。

02

近年来考古的一些发现，同样是清朝篡改《明史》的实证。

偶然发现的南明鲁王墓便是证据之一。南明鲁王政权是1645年（清顺治二年）由浙江一带明朝缙绅扶植的、由明鲁王朱以海监国，建立于绍兴的一个政权，是南明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政权坚持在浙闽沿海抗击清军，直至1662年朱以海去世宣告失败。

同其他南明政权一样，鲁王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如由山东逃难而来的朱以海在浙江、福建无亲信难以服众，后期又有郑彩专权滥杀。加上当时清军兵力远在鲁王政权之上，他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末代明鲁王朱以海最终逝于金门岛，在《明史》记载中，他因与郑成功产生冲突，被郑成功“使人沉之海中”而亡。因鲁王逝后不久清军便占领了金门，当地人对鲁王墓地讳莫如深，多年来鲁王之墓始终是个谜。

直到1959年8月，金门驻军修筑工事时发现了一座非常坚固的墓穴，经挖掘后发现永历通宝等随葬品，以及一方由宁靖王朱衡桂撰写的《皇明监国鲁王墓圹志》，鲁王墓穴方才大白于天下。

在这篇同样由朱家人修纂的鲁王生平中，清楚记载朱以海是病死的。因其中对朱以海一生描述相当详细，所以墓志铭的可信度是很高的。

加上郑成功与鲁王同为抗清力量，杀死鲁王对郑成功来说好处并不明显，杀害一说更显得站不住脚。

《明史》之所以诬郑成功一个杀害鲁王的名头，或许是出于进攻台湾的需要。无论如何，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一事都堪为中华英雄。清军想要从他的后人手中夺过台湾统治权，对其统治的合法性加以污蔑也可算是宣传的手段之一。

除鲁王墓外，还有明太监张敏的族谱可作《明史》篡改历史的证据。张敏是明宪宗时期负责伺候皇帝的一名太监。明宪宗闻名于世的便是对大他十几岁的万贵妃的非常宠爱，以至于自己后宫中竟无妃嫔生下子嗣。

据《明史》记载，明宪宗无子是因为万贵妃善妒，自己生不出也不许其他妃嫔生子，为此害死许多后宫妃嫔及皇子。而张敏则偷偷在冷宫中庇护下了一名皇子，是为后来的明孝宗朱祐樘。万贵妃得知此事后大怒，张敏因担心贵妃迫害自杀身亡。

然而，在张敏的老家福建同安县，他家族的族谱中完整记在了这名历史名人的生平，其中张敏的死亡时间是1485年，比《明史》记载的时间晚了整整十年。且张敏并非自杀而亡，而是染病身故。

当地的《同安县志》中，有张敏患病严重时，皇帝曾派遣太医来为他治病的记载，这一点与张氏家谱的记载是对的上的，反而与《明史》大相径庭。

两相对照之下，当年的张敏应当没有受到万贵妃迫害，而是回乡自然死亡，且明宪宗曾下旨在其家乡厚葬他，进一步证明他应当不是被万贵妃迫害后自杀——毕竟以那时的条件，尸体从北京运到福建应该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对张敏生平特别是其死亡的更改，明看是抹黑万贵妃，实则是为抹黑明宪宗，坐实其毫无缘由宠爱妃嫔以至于险些后继无人之名。

明宪宗接过英宗朱祁镇留下的烂摊子后，能够平反于谦冤案，并在对建州三卫（含建州女真部）的战争中大获全胜等政绩，被其风流韵事掩盖了。

03

一生都想要重修《明史》的章太炎曾经感叹：“明人遗著十不存一也”。

诚然，比之两年半修成的《宋史》以及仅用三百余天就修成的《元史》，修纂百年的《明史》显得精细很多。但是到了民国时期，对宋元历史不满的学者尚可找到史料重修《宋史》、《元史》，却已经找不到足够的资料重修《明史》。

这便一定要提及满清对明朝史料记载的有计划的大规模销毁，乾隆帝修《四库全书》便是其中代表。

后世很难否认这一事实：《四库全书》编纂名为修书，实为毁书。

书中称自己收录3463种图书，计79338卷；然而在修著时被认定为不符合收录条件但“无伤大雅”的就有6793种、93551卷；被禁、被毁，连名录都不列入其中的粗略估计就有3000种以上，其中仅有约一半留存到了现在；还有一部分如《明实录》连“禁毁”名单中都没有，直接毁掉的，更不计其数。

据《四库禁书研究》考证，不算磨毁石刻，被“严查严办”的书籍约在1222种。

从这些数字中不难看出，《四库全书》收录的书远没有禁掉和毁掉的书多。之所以今人还能看到部分当时被“禁毁”的书，得益于清朝时期印刷术已经比较成熟，这些书籍除藏于书阁、大儒之家外，寻常市井中也可见，所以未能被完全禁止。

所谓“毁典籍”，不仅仅包括物理意义上的烧毁和禁止，在文字层面上修改典籍原本的意思，然后再通过仅宫廷藏书或再焚毁原典籍的方式隐藏自己的改动，也属于“毁”的一种方式。

一个最典型也是最著名的例子：岳飞名篇《满江红》中“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句，在修《四库全书》时被乾隆改成了“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渴洒盈腔血”。改动之目的相当明显，但岳飞抗击外敌的愿意被完全抹杀。

凡是涉及夷夏的部分，特别是“胡虏”等字眼，每逢出现必然被修改。如戚继光《练兵实纪》种有“万众之虏”的说法，在文渊阁版《四库全书》众被改成了“数万之众”；诗人宋讷“胡服朝臣汉驿趋”被改成了“绣服朝臣汉驿趋”；郭翼“用夏变夷遵礼乐”先被改成“一道同风遵礼乐”，后再被改为“治定功成遵礼乐”……

凡此这般，数不胜数。可以说《四库》的修订完全是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统治，以修“全书”之名将天下文学作出利于自己的梳理的过程，其文学目的远在政治目的之下。

无怪乎主持《四库全书》修纂的纪晓岚自身十分愧疚，因为他作为文人修书的目的与乾隆完全不同，但他又不得不听命于乾隆，任由乾隆在修书的十四年间借故兴起48次文字狱，同时焚毁大量不利于满清统治的书籍。

原本堪称“名臣”、“直臣”的纪晓岚，也因修书一事被后世史学家痛骂为“汉奸”，就因为修书过程中听从乾隆命令对大量史籍作了更改。

满清统治者对《明史》的纂改，以及对明朝历史典籍的大规模、有计划的焚毁几乎已成不争事实，而这种为维护自身统治大肆修改历史，乃至毁掉相关文献的行为也深为后世所不齿。

虽然人们常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清朝早期君主为从各方面奴役人民，对历史的大规模修改和毁灭也是罕见的。以至于明朝距离现代并不算远，能找到的史料却寥寥无几。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清朝统治者，特别是创造“盛世”的三位“明君”所兴起的大规模文字狱，导致无辜牵连被杀者无数。为维护统治而进行如此血腥手段，且要借用文学之名，于一国统治者而言显然并非什么光彩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