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毒，慈禧用她的一生和皇朝的命运做着注解

了解晚清的历史后，不论对慈禧持什么态度、作何评价。基本都不会否认这位太后登上政治舞台的几十年里并不糊涂，一直在为维护满清统治、爱新觉罗氏的皇权而努力。

咸丰十一年，因战败而颓废的皇帝（清文宗）驾崩于热河，六岁的载淳登基。眼见皇权要落入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手中，叶赫那拉氏（慈禧）动员皇后钮祜禄氏（慈安）一起与八大臣争权。

后因孤儿寡母难以和顾命大臣对抗，叶赫那拉氏遂孤注一掷，暗中联系自己的小叔子恭亲王奕訢，谋划了“辛酉政变”。这次政变对叶赫那拉氏来说胜算并不高，而且还得压上自己母子的性命。

政变后，垂帘听政的慈禧并未走上前台执掌清朝大权。对内她依从“嫡庶之别”尊奉慈安正位，别说忤逆皇后，连直接的反对意见都未表达过。给自己的儿子选皇后时，虽然她并不中意阿鲁特氏，但慈安首肯之后，她就再无他意。

对外她也尽量不干预朝政，假手能干的奕訢主持，也支持他推行的“洋务运动”。不能不说那所谓的“同治中兴”，有她的一份功劳。慈禧目的很清晰，希望能帮助她的儿子守好祖宗传下来的基业。

同时她也不忘敲打奕訢，警告他不要觊觎、念想他不该触碰的权力。有清一代，这个权力仅次于多尔衮的亲王，没能像多尔衮那般把持朝政和皇权，除了他个人的性格和能力外，慈禧的防范也是重要原因。

随着同治和慈安的先后崩逝，慈禧成了皇朝无可争辩的当家人。在享受权力的同时，她也破了前任皇帝、皇后们的“禁忌” – 允许各国公使及夫人觐见。

她不会不知道，她的丈夫咸丰帝当年不惜战争，也不同意各国公使驻京和面呈国书；即便战败，在议和时也试图以豁免关税为条件换取英法美等国不驻使京师；呆在承德不愿意返回京师的原因之一就是怕列强公使迫他接见。

我们现在可能很难理解这种行为，但在咸丰以及当时的权贵朝臣们看来，如果接受外使驻京，同意他们觐见时不三跪九叩，皇帝、皇朝的威严和颜面将荡然无存。

慈禧不但同意光绪频繁接见各国公使，她自己也常接见各国公使夫人。而且慈禧在接见时不仅允许她们只行屈膝礼，而且还颇为礼貌。在她的侍从女官裕德龄眼里，高高在上的太后甚至都有点“卑躬屈膝”。

并没有必要从这一点去指责慈禧，畏洋人如虎。她如果真的怯懦，大可以不接受公使夫人们的觐见请求。慈禧之所以舍弃面子，大搞夫人外交，因为她很清楚大清不是列强的对手，清廷需要与列强缓和关系，而不是继续大搞什么“华夷之别”。

主动接受“屈辱”，是为了守好祖宗留下的基业和皇权。只不过从这个时候开始，“基业和皇权”在她心里既姓爱新觉罗，也姓叶赫那拉。

因此慈禧不再满足于隐身帘后，开始越来越多的直接干预朝政。对于光绪二十一年的“戊戌政变”，虽然目前学界有很多种看法，但是各方都无法否认，贪恋权力是慈禧动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慈禧软禁皇帝后，她也直接走到前台，亲自操控起皇权。而权力的毒，也进一步腐蚀慈禧，让她失去往日的冷静陷入狂乱。

1899年拳民运动开始兴起，次年在慈禧的授意和扶持下，改拳为团，高举“扶清灭洋”的大旗并入京大涨声势，但不能说慈禧是被守旧派忽悠和裹挟，证据就是运动失控的另一个重灾区 -- 山西。

山西虽然地处内陆，但是教会的影响并不比沿海省份低。因为在“丁卯奇荒”（光绪二年末至光绪四年）时，山西巡抚曾国荃比较支持洋教士进入山西参与赈灾。多年的积累让山西的洋教士、本地教民在全国各省都列前茅。

山西巡抚毓贤本人极端仇洋，在山东巡抚任上因支持拳民冲击教会，而被朝廷革职。后被慈禧亲自接见，并将他一手提拔为山西巡抚。所以当时环境下慈禧派他去山西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最终毓贤也不负老佛爷所望，在山西不仅扶持拳民灭洋，还亲自参与针对传教士和本地教民的血洗。事后他被清廷列为“庚子国难”的主要责任人之一，能说将他推上位的“老佛爷”没有责任么？

那么问题来了，当时慈禧真的认为清廷加拳民就能打过列强么？

甲午惨败刚过去没多久，清廷赔了近三亿两白银（含赎辽费、利息等），北洋水师也灰飞烟灭。以淮军为代表的旧军基本被打残，而新军的征募、训练因为经费不足进展非常缓慢。

可以说朝廷要人没人、要钱没钱，除了口号，还能拿什么去打列强？而且慈禧大概率不相信大师兄们能“刀枪不入、以一当百”，毕竟他们在山东时被袁世凯剿得都没活路了。

所以理智一点的人就不应该选择这个时候去主动跟众列强开战，换句话说这时的慈禧已经没有理智了。

虽然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南方督抚联名上了具有威胁性的劝谏电报，但是慈禧置若罔闻。

和解和妥协对于此时慈禧是不存在的，守住祖宗基业对她而言也没有了意义。因为权力已让她着了魔，她只有一个念头，洋人要把她的权力全部夺走（扶植光绪）。要么坐以待毙，要么就是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搏。

于是......

逃离京师后，慈禧才明白列强并不在乎谁掌控皇朝权力，他们只需要一个稳定的皇朝和朝廷。心中最大的负担和包袱放下后，慈禧也恢复了理智，明白了自己的愚蠢。

不然她不会说“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和“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没人逼她自责，而且她的自责也没啥意义，列强也不在乎这些虚的。她只是需要自我安慰、需要给自己一个解释和台阶。

此后她又开始为皇朝的续命而操劳，甚至主持了千年未有的政体改革 -- 君主立宪。只是一切都晚了，她在庚子年挖下的坑已经把满清给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