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没落的足迹，是被列强铁蹄加速的

清朝是最后一个封建集权王朝，现存的史料中，关于清朝的也最多。但清朝没落的原因却莫衷一是，有人说因为官场腐朽，有人说闭关锁国，也有人说因为农民起义等等。其中金一南将军在《为什么是中国》中就说，清朝灭亡的原因有两条，一个是制不如人，一个是技不如人，意思是说清朝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较量中败下来的。然而，我以为清朝的败落主要有四个原因：思想保守导致制度落后、官场腐败且华而不实、社会割裂人心不聚、皇帝盲目自大唯我独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切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历史总是盛极必衰，众所周知的“康乾盛世”实际上是清朝衰落的真正开始。历史上，但凡伟大的帝王，一般都有两个标志性动作，一个是开疆拓土，一个是伟大变革。康乾正是这样的两位皇帝，但是假若爷孙两代人之间，没有雍正这个酷君，恐怕清朝的乾隆盛世不会存在。因为康乾两位皇帝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粉饰太平、好大喜功。在内政上也没有雍正的内敛，正因如此，雍正也成为一位酷君，文人们对他以贬居多。雍正不仅勤政，而且务实，在康熙连年战争掏空了国家财库以后，雍正在短短十年间，不仅补上了亏空，还有了积蓄，给乾隆留下了一笔丰厚遗产：官场清净，国库充盈。

然而，乾隆皇帝比起爷爷康熙的好大喜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在执政方式模仿康熙，粉饰起太平来更甚。从乾隆开始，清朝自称为“大清”。经历乾隆一朝后，国库再次空虚，上下看似一片太平，实则危机四伏。乾隆的继承者嘉庆帝就没有雍正那样的雷霆手段收拾这个烂摊子了，嘉庆虽然惩治了富可敌国的贪官和珅，但对国家积累多年的顽疾已无力回天，嘉庆帝不仅没有雍正那样的功绩，倒是留下了一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更加贪腐的时局。

有人说清朝的皇帝的昏庸，奸臣太多，那是他们没有看懂大清，例数清朝皇帝，他们个个都想励精图治。纵观清朝，没有一个皇帝是昏庸的，臣子们更是忠诚无比，只不过在面对危机时，主张不同，或战或和，国力不济罢了，这一点在道光皇帝后越来越明显。

道光皇帝也和他的先祖们一样奋发有为，他一生节俭，但对外边的世界充耳不闻，甚至还不如几十年前的乾隆对世界了解的多。乾隆时，英帝国就派使臣来到清国，商谈经济上的开放合作，互通市场贸易，被乾隆一口拒绝了，但使臣的到来，让乾隆看到了外边的世界，他知道洋人科技发达。道光帝甚至都不知道洋人的腿会不会弯曲，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当林则徐说洋人的腿不能打弯时，道光竟然信了。道光坚信洋人没什么可怕的，他禁烟态度比林则徐还坚决。而此时，清朝上下对于禁烟态度明显分化，多数主张缓禁，只有林则徐等少数派主张严禁。道光帝站在了林则徐一边，而且下令林则徐“欲净绝根株，毋贻远患” 。

鸦片是英国与清朝最重要的贸易物资，此前清朝的对外贸易一直是顺差，自从有了鸦片，贸易逆差年年扩大，从官场到民间，因吸食鸦片皆若病态。就在英国把鸦片作为“奶头战略”初见成效时，大清要禁烟，英国自然不同意，他们派出坚船利炮，一仗打下来，道光帝看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态度变了，眼看着四万万人的大清，瞬间被区区几万人的英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屈膝求和，割地赔款，开放口岸，道光皇帝也成为清朝历史上签订如辱国丧权的不平等条约第一人，最终在忧郁中死去。

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开，洋人在大清领土肆意妄为，破坏了清朝的生态，原来以茶叶为主的外贸，被西洋资本收购后，民族茶商没了生存空间；刚刚兴起的民族资本被西方先进的技术倾轧摧毁，这还不算，因为要赔款，清政府加重了赋税，原来安宁祥的政治经济出现了转折，民间起义不断爆发。

义军打着神的旗号，靠民众对神的敬仰，举起反清大旗，清国根基开始动摇了。然而清朝皇帝自肆国家大而富饶，一面向外屈膝求和，一面对内铁腕平乱。那个时候，清室衰微，几无可用之人，经历了多年的重满蒙、轻汉臣，满汉矛盾已经相当突出，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批汉人晚清名臣，靠镇压民众起义脱颖而出，但是汉人的精英中信奉忠君的儒家思想，这让大清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就是前面说的，大清“皇帝无昏君，大臣无逆臣”，上下尊奉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只不过，民众不干了，他们眼看着大清对洋人奴颜婢膝，对内手段狠辣，他们心中不再有国。此时的列强，经历第一次鸦片战争，也看到清朝的软弱和无能，他们组成联军再次入侵，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又败了，就连曾经向大清学习的日本这个东方小国，据说其GDP还不足大清的十分之一（据当时国外资料清朝道光时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也增加军费，伺机而动，但不管怎么增加军费，仍只相当于大清的60%，人口更是没法比，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甲午年的黄海一战，竟然打残了清政府的北洋海军，这一次清朝真正伤了筋动了骨，八国联军开进北京，成为压垮清政府的倒数第二根稻草。此时的清国，已经奄奄一息，垂死挣扎，朝中官员也开始打起自己的小算盘，清朝的神话一去不复返了。

有资料记载，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民众夹道欢迎，甚至端茶倒水献殷切，这时候民众对入联军的入侵不是团结抗击，而是成了看客，在民众看来国是你大清的，大清是皇帝家的，他们厌恶了大清，也痛恨皇帝。民间如此，官场也如此。那些变法图强，爱国的仁人志士，被清朝的实力派当作玩偶，他们不觉得变法是为国家好，而是害怕变法损害自己的利益。这些玩家之间，袁世凯对大清的现状看得最清楚。这个当初见了慈禧太后都不敢抬头的北洋军人，靠投机起家，到了大清末期已是拥兵自重，袁世凯托起了大清国新旧两种势力的平衡。

清朝已摇摇欲坠，在这种微弱的平衡中，各地与朝廷离心离德，就连孙中山都觉得起义有些仓促时，一帮鲁莽的年轻军人一声枪响，拉开辛亥起义序幕，一时间树倒猢狲散，各地纷纷宣布独立，在袁世凯恩威兼使下，清廷退出了历史舞台。

武昌起义不仅没有总指挥（当时孙中山在国外，革命军的最高军事领导人黄兴也在香港），起义后主持临时大局的人都是凑来的。就是这样一场仓促之间发生的起义，让清廷从上到下顷刻倒下，不能不说是民心使然。

纵观大清一朝历史，如戏曲一般，一个外族强大后，入住中原，从茹毛饮血到温柔乡，渐渐腐化，在国家需要军队这个钢铁长城时，他们宁愿克扣军饷，拿钱享受；皇帝如此，百官更如此。皇帝喜欢粉丝太平，好大喜功，百官便变着法讨皇帝欢心，花巨资建圆明园，办万寿宴，甚至一些基层官员家有红白喜事，都举宴会客连绵多日不绝。

表面的太平没人相信危险就在身边，朝廷对胡林翼、林则徐等人的警告根本听不进去。人心散了，只剩一具空壳时，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在辛亥年到来了，这就是清朝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