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辽宁丹东,早晨下过小雨,鸭绿江上笼罩着一层薄雾。午后天空湛蓝,鸭绿江大桥人流如织。98岁的孙佑杰戴着一顶黑色的鸭舌帽,身穿淡紫色衬衫、黑色长裤和一双蓝色旅游鞋。作为抗美援朝的一名战地记者,这
7月5日,辽宁丹东,早晨下过小雨,鸭绿江上笼罩着一层薄雾。午后天空湛蓝,鸭绿江大桥人流如织。
98岁的孙佑杰戴着一顶黑色的鸭舌帽,身穿淡紫色衬衫、黑色长裤和一双蓝色旅游鞋。作为抗美援朝的一名战地记者,这是70年后,孙佑杰第一次回到鸭绿江。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唱起歌时,孙佑杰很有节奏感,吐字清晰有力。他的眼睛有神,挺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主要用来防风。98岁的他没有大病缠身,唯有左腿膝盖有些疼痛,他右手扶着桥边的栏杆,左手拄着拐杖,左边的鞋底被磨成薄薄的一层。
“像在做梦一样,我怎么70年后还能在鸭绿江走?”站在鸭绿江大桥上,孙佑杰感慨万千。这座桥连接着中国与朝鲜,一河之隔,就是朝鲜的新义州。73年前,他过桥,入朝;战后,他过桥,回家。这座桥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中朝连接,也是他心中战争的开始与结束。
7月5日,98岁战地记者孙佑杰重返鸭绿江。新京报记者 李昨非 摄
记忆中的鸭绿江两岸
1950年,11月,军列在大地上飞驰。
27军奉命北上,时任27军《胜利报》记者的孙佑杰跟随一线作战部队出发,成了名副其实的战地记者。
25岁的孙佑杰和其他战士席地坐在铺草上或背包上,从浙江平湖北上,跨过长江,开进山东。在泰安驻扎不到一个月,11月1日再度登上火车,越过山海关,抵达安东市(今称丹东)。
安东在鸭绿江下游入海口的江北岸,江上有横跨两岸的大铁桥,既可通火车,也有汽车和人行道。江水不是他想象中的绿色,而是清澈透明的蓝色。
部队驻扎在离鸭绿江不远的居民区,27军正式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序列。
孙佑杰对鸭绿江两岸的城市印象深刻,中国的安东,笼罩着战争气氛,军车疾驰,行人匆忙,满街都是庄严的军人和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支援队伍。
对面的朝鲜新义州,街上川流不息,房屋建在山坡上,错落有致,不像处在战乱之中。只有更远的地方,传来隐隐的炮声。他想,也许新义州是朝鲜最后一座完整的城市了。
然而,仅仅十五分钟,巨变就发生了。
他目睹了美军地毯式的轰炸。时至今日,孙佑杰都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头顶上方,远处高空密密麻麻一片黑点,由小变大,逐渐清晰,那是一百多架美国轰炸机和喷气式战斗机,有规则地在天空排了好几层,铺天盖地由南向北急速飞来。马达声响彻天空,震撼大地。来势凶猛的美军,没有袭击我国的安东,而是直飞新义州上空,从高空俯冲下来,各种炸弹从天而下。十五分钟后,新义州变成一片火海。
“火光升天,(烟尘)把太阳都盖住了,朝鲜那边的人们扶老携幼,背着孩子,带着有限的财物,从鸭绿江大桥南侧到中国这边来,人越挤越多。人太多了以后,许多处于大桥边沿的人,被挤出大桥之外,落于鸭绿江中。”孙佑杰回忆道。
1950年这座桥被美军炸毁,它成了抗美援朝沧桑历史的一个物证。
朝鲜战争期间的孙佑杰,时年24岁。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翻拍
“越是战争惨烈的地方,越是需要去记录的地方”
1950年11月12日下午7时,孙佑杰随27军第一梯队79师,出发前往临江,这是出兵朝鲜告别祖国的最后一站。
他被分配到79师237团三营七连,同指导员、文书、卫生员在一起。
除了日常用品,孙佑杰还在自己有限的随身物品中,带了一整套木刻工具:六把木刻刀,两块木刻板,一个手印木刻本。
抗日战争期间,由鲁迅先生首先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蓬勃发展。由于木刻的底板材料来源丰富,复制的要求较低,所以,抗战宣传工作大量采用了木刻艺术。
在解放战争中,孙佑杰曾用这套木刻工具发表了《我们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等木刻作品,刊登在《解放日报》《南方日报》和27军的《胜利报》。
木刻工具,几支笔和一个日记本,就是战地记者孙佑杰带上战场的所有工作装备。他将用手中的这些工具,书写、雕刻充满硝烟的抗美援朝战场。
行军第一夜,在凌晨3点左右,他们抵达入朝后的第一个宿营地:中江镇。
孙佑杰日记中记录下来的第一天见闻,就是行军第一夜遭遇的空袭。在这次空袭中,三营的军事骨干死伤20多人。全团伤亡50多人。
此后每一天,空袭成了家常便饭,防空号令时常响起,孙佑杰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无时无刻不在注意着空中的飞机。为了减少损失,部队坚持夜行晓宿。美军对志愿军的后勤运输车辆进行昼夜的严密封锁,沿途每走一二里路,就能看到报废的汽车残骸。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孙佑杰一直奔走于各师、各团的指挥所之间,穿行于硝烟弥漫的战场。他把目光对准身边的战士,观察、记录,在战斗间隙里,把战场上的情况不断写在日记本上。
在朝鲜战场,《胜利报》一共有三位同志在战场中丧生。孙佑杰说,战地记者要有正确的生死观。不要怕死,但不能等死,随时随地争取不死,去完成所担负的任务,“越是战争惨烈的地方,越是需要去记录的地方。”
7月5日,孙佑杰在鸭绿江大桥上偶遇了另一位志愿军老战士,他们身后正是朝鲜新义州。新京报记者 赵子轩 摄
“还要再活20年”
1952年下半年开始,孙佑杰的眼睛开始出现问题,疼痛难忍,总是流泪,看不清稿子,夜里辗转难眠。9月,他和其他伤员乘坐汽车来到鸭绿江大桥。先于部队一个月回国。他请求司机把车停下,“我要下车步行走过这座大桥。”
孙佑杰迈着沉重的步子慢慢走着,看着江水,战时的回忆涌上心头。他仿佛看到了入朝前美军的那次轰炸和逃命的人群,仿佛回到了曾经迷路的高山密林,曾经攀过的火海阵地。他慢慢走到了大桥的北端,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把许多东西永远留在了异国土地。
“我站在铁桥的南端桥头四处遥望,桥南方是一片沉寂夜色,桥北方是一片灯火辉煌,一江分隔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我一再回首望着朝鲜三千里江山,心里默念着:再见吧,朝鲜!”他把当时的感受,记录在《鸭绿江告诉你》一书中。
从桥的这头到那头,他把背影留给了朝鲜,这一走就过了70年。70年里,他再也没来过。这次重返,他昂首挺胸面对朝鲜,内心充满震撼,震撼于战后和平带来的日新月异。
战争时期,鸭绿江大桥被美军炸毁。1993年,丹东市重新修建,取名“鸭绿江断桥”。站在断桥一侧,隔江眺望新义州,孙佑杰指着远处中国和朝鲜的自由贸易区,感慨“这是旧貌换新颜”。
在鸭绿江断桥上,孙佑杰还偶遇了另一位志愿军老战士。之所以能很快辨认彼此,是因为他们身上都挂着抗美援朝的纪念奖章,鲜红的绶带挂在脖子上,引人注目。这位90岁的老先生,名叫崔时卓,是志愿军16军46师的汽车维修兵。
“在这里能见到你们,我们太高兴了。”桥边《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循环播放,在这段熟悉的背景音乐中,两位老人握了握手,共同回忆起过往。
“我们的战友牺牲了,咱们部队没有时间处理遗体,冬天下雪了,雪里埋一埋。交给朝鲜地方政府,交给你们了,你们一定要保存好,我们祖国一定派人来取遗体的。”听着音乐,崔时卓掉下眼泪。
对于年过90的两位老人来说,活着就是本钱,“还有抵抗、自卫、保卫国家的本钱。”
行程尾声,孙佑杰的情绪逐渐高涨,讲起话来,声音都高了八度,激昂处还会比起手势。他说,还要争取再活20年,“目睹我们的祖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马骏 李昨非 赵子轩
编辑 袁国礼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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