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老兵唐章洪：歼敌六百多人的“威震敌胆神炮手”

敌人过于嚣张。飞机、大炮、弹药充裕的美军，甚至把单杠、双杠都搬上了战场，供士兵闲时锻炼身体。

炮筒后的人恨得牙痒痒。瞄准，“放倒一个算一个，打了你两个，我就是牺牲了，我还赚了一个。”

这个人叫唐章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炮连的迫击炮手。他生于1935年12月，四川省中江县人，参军那年还不到16岁。

奔赴朝鲜后，全是血肉的战场上，唐章洪害怕过，也受过伤，靠着为国家、为人民的信仰，挺过了上百场仗，歼敌620多人，荣立特等功1次、一等功2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成了志愿军里个人歼敌数和立功数最多的人之一。

6月29日，四川成都，唐章洪抚摸珍藏多年的抗美援朝奖章和纪念章。 新京报记者 周的 摄

枪炮的眼睛

如今87岁的唐章洪，两眉浓密，声音也亮。额头上，一块不太明显的硬币大小的疤痕，是在后人熟知的上甘岭战役中留下的。

那几乎是他记忆里最惨烈的战场。1952年10月14日，敌人调集6万多兵力，采取重点进攻的战术，仅是14日当天，就向约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先后发射了三十多万发炮弹。这场战役持续了43天，有媒体报道，据战后统计，平均每六秒就有一发炮弹落在志愿军阵地上，甚至随手抓起一把泥土，都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弹片。

“敌人弹药多，我们开一枪，敌人要打几百枪、几百炮过来。”唐章洪说。

6月29日，四川成都，唐章洪正在讲述自己在上甘岭战役中的作战经历。 新京报记者 周的 摄

用于隐蔽、储存弹药和粮食的坑道，被破坏了大部分。战役第一天，密集的炮火“封”了一两个钟头，有步兵从坑道里冲出来，发现阵地完全变了样。土成了碎屑，架机枪都打滑。“天空里飞的不是草皮，就是树枝、树干，不断掉进我们的工事里。”唐章洪说，到处是烟雾，通讯中断，人和人面对面说话，只能看到嘴巴在动，听不到声。

收不到命令，唐章洪心一横，决定只要有炮弹就发射。一旁的战友说他发射得太快，弹药都备不过来。“因为要先开箱取炮弹，箱子的第一层是木头，第二层是铁皮，弹带上擦了油脂，拿出来以后，要擦干净，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后来，有位连长带了通讯员来到阵地，鼓励他们，“你们就像炮的眼睛一样，炮都飞到敌军中心爆炸，对支援大家坚守阵地起了很大作用。”

上百发炮弹发出去，炮身不断升温，炮管几乎要烧红了，需要降温。但找不到水，唐章洪灵机一动，喊几个弹药手赶快对着炮衣撒尿，再裹到炮上。炮发出“滋滋”的响声，烟雾带着呛人的尿臊味。

给炮管降温的时候，敌人派了超低空飞行的野马式战斗轰炸机。投放的炸弹在空中呼啸，声音越来越大，唐章洪赶忙往炮架下蹲。巨响过后，他连人带炮被埋进土里。战友跑过来，把他拔出来，发现他已经昏迷，鼻子和眼睛都在流血，额头也被石头砸出口子。

简单包扎、灌下一支止痛药后，唐章洪醒过来，接到报告，“前沿阵地已失守，现在敌人正向主峰阵地攻击，只要有炮弹，就在5分钟之内打过去。”唐章洪把炮从土块和石块里刨出来，发现炮架已经被砸弯，只剩个炮筒，他就用身体作支架，右手紧紧挽住炮的上半部分，向前方瞄准。

就这样，唐章洪成了闻名全军的“威震敌胆神炮手”，战后补记一等功。

6月29日，四川成都，唐章洪向记者展示自己在上甘岭战役结束后补拍的军装照。 新京报记者 周的 摄

沾着血肉的弹药箱

其实，唐章洪本和枪炮无缘。

读书时，他成绩不错，是学校学生会主席，负责宣传工作。1951年初，参军时，唐章洪还不到16岁，一入伍就被安排做文书。一心报国的他，多次主动要求参加军事训练，最终加入了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炮连。

战争的气氛不只战场上有，1951年4月底、5月初，他坐火车从四川到了辽宁丹东，准备奔赴朝鲜。当地房子修得很漂亮，只是玻璃窗户上都贴着“米”字条，“敌机轰炸的时候，震碎的玻璃不会飞溅出来伤人。”

丹东已是空城，老百姓都已转移到乡下。部队领导嘱咐他们，不许抽烟，不许打明火，“因为一有光，防空警报就响不停。”他们在丹东领了炒米、炒面和咸鱼，火车驶过鸭绿江，唐章洪透过车窗看到，有座桥，靠中国的这一端还在，另一头已经完全掉进江里。

苦头没少吃。行军时，每人配了四个手榴弹，几十斤重，用一根长带子挂身上。他个子不高，带子在腿边磨来磨去，肉皮都破了，浸了血的裤腿变得硬邦邦。

冬天，朝鲜北部最寒冷的长津湖地区，能到零下四十多摄氏度，大雪连续下几天，断了粮，大家还要扎好裤腿，步行抢运物资。冻伤很常见，甚至也有人冻死在半路。

“再冷也要不停走。”唐章洪听老兵们讲过经验，“一坐下去，脚和手这种肢体末梢，血液就停止循环了，要冻坏。”一次夜里，唐章洪背着物资走在路上，背包绳从肩膀滑到手臂，他想把带子提上去，但发现两个手都是僵的。

仗打起来，人们没水喝，嘴唇都开裂，有时得靠抹牙膏缓解。饿慌了，冻成冰坨的馒头，拿过来就啃。

6月29日，四川成都，唐章洪向记者展示自己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老照片。 新京报记者 周的 摄

上了战场，唐章洪起初并不害怕。只是一次白天，他往前线赶，半路看到一位伤员被抬下来，满身是血，他的心抽了一下。

血和死亡是最不罕见的。当时，有人每天向他所在的连队供应炮弹。有些弹药箱送来的时候，沾着血肉和弹片。他问对方，答复很平静：“半路捡到的，前面送弹药的同志牺牲了。”

辨认去世的是敌军还是战友，有时只能靠着装。穿长筒皮鞋的是美国的空军，穿短筒红色皮鞋、戴钢盔的是美国陆军，没钢盔、踩一双解放鞋的，是自己人。一次雨后，敌人掉落在山坡上的钢盔被冲到水沟里，唐章洪跑过去，想找一个完好的留纪念，“但每个上面都有洞。”

“为和平而战”

虽然又苦又险，但唐章洪从没打过退堂鼓。家人曾一心希望他继续读书，将来做老师，教书育人。但他说自己不后悔选择参军，“我没什么遗憾，这个路是选对了的。”

“我们参加的是正义的战争，是为和平而战，能够得到全世界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支援。”唐章洪说，当时，全国人民都勒紧了裤腰带，小孩把买零食的钱捐出来，老人把珍藏多年的首饰拿出来，常香玉这样的爱国艺人，在全国演出，筹钱给志愿军买飞机，工人也加班加点生产物资，“后方有全国人民支持，一点都不孤单。”

1953年7月27日，《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正式签署，持续了近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

身在前线的战士，并没有第一时间得到这个好消息，只是感觉当晚确实安静了不少，没了轰炸声。到了第二天早上，消息传来，他们在开心之余，也做了两手准备，“怕敌方不讲信义，所以我们又继续配合朝鲜人民军，坚守港口。”

回国的时候，唐章洪坐着闷罐车（封闭的火车车厢），过了鸭绿江，正好天亮。他看见农民在耕种，老乡在出工，心里说不出来的愉快。回到四川家乡，人们热烈欢迎他，很多干部也来拜访。

唐章洪很感动，但他觉得，战争的胜利靠的是全国人民，也属于全国人民，是很多先烈用流血和牺牲换来的，“对我个人来说，只不过作为一位革命战士，尽了一点应尽的职责和担当，并没什么值得骄傲或者了不起的地方。”

6月29日，四川成都，唐章洪拿出珍藏多年的抗美援朝奖章和纪念章。 新京报记者 周的 摄

他明白，“除了活着的、有名有姓的人物，还有很多牺牲的、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无名英雄。”

所以，后来在和年轻人讲述那段岁月时，唐章洪一遍遍提起那些隐进历史深处的背影：一位浑身是血的战士，手握三颗手榴弹，朝着敌军的重机枪手砸过去；一位排长，用两把机枪掩护战友完成任务，匍匐前进，爬出一条鲜红的沟；一位副班长，被子弹击中后，翻身滚进了敌人的阵地边，拉响了两个爆破弹；还有位排长，从山下一鼓作气冲上山顶，消灭了敌人一个排的兵力后，拉响了最后一颗手雷……

“抗美援朝战争对我来说，是人生中最大的锻炼和考验。最终，这场战争让我明白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唐章洪说。

新京报记者 彭冲 赵子轩 编辑 杨海 校对 刘军